试看邱兴华案的天下之“大韪”的人

　　□郭光东

　　有一个人，一夜之间连杀10人，先向每人头部各砍数刀，又用斧头砸向每人头部，而这10个无辜之人尚有一名孩童。随后，此人还将一个死者的眼球、心肺、脚筋挖出，炒熟喂狗。逃亡中，此人又将一名好心帮助他的人砍杀。

　　如今，人们都知道，这个滥杀无辜、手段极其残忍的人叫邱兴华。做下惊天大案的他两个月前被捕，其时，人们无不拍手称快，甚至燃放鞭炮庆贺，心想“枪毙这个狗东西”的日子不远了。

　　但是，现在情势或许有变，已有精神病专家、律师紧急吁请为一审已判死刑的邱兴华做司法鉴定。因为有种种迹象表明，邱兴华疑似患有严重的精神病，而一旦鉴定结论成立，那么依据法律规定，这人可能最终被判无罪，不仅不会杀头，甚至连一天监狱都不用蹲。

　　假如真有这样的一种错愕结局，赦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你能接受吗？

　　想必很多人难以接受：首先，11个惨死的人的亲属可能就不答应；被血腥激起的“民愤”也不容易平息；还有，邱案的办案人员也会因此承受巨大的压力。这，或许就是邱兴华被捕两月有余、一审也已审结却至今未获精神病司法鉴定的阻力所在。

　　邱兴华案一审时的辩护律师，就没有为自己的当事人提起鉴定要求。之所以没提，是因为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天下之大不韪”呢？答案很明显，就是一种全社会依然普遍存在的思维定势——“血债要用血来还”，“杀人偿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有罪推定”，“‘坏人’没有人权”。

　　这种“天下之大不韪”的惯性如此强大，有时甚至连一个精神病人都不肯放过。但现代法治之所以赦免、减轻一个精神病人的罪责，就在于法律只能处罚有主观恶意的人，对于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完全不适用“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习例，无论其如何危及社会，都非出自他的自由意志，国家只能医治他、保护他而不是处罚他，因为处罚于他不仅毫无意义，反倒是一种毫无人道的做法。这，彰显的正是一种大慈悲的人道情怀，是一种文明的法治精神。

　　当下，若干有识之士正在为疑患精神病的“草民”邱兴华奔走，呼吁依法保障这个“坏人”被鉴定的权利，我们相信，二审时有关机关会慎重对待被告人的这项权利。我们无意干扰法庭的独立审判，一切都应以公正、透明的鉴定结论为判决的依归。只是我们认为，鉴于邱兴华案的极大关注度，无论最终邱兴华被判有罪与否，一个公正、透明的司法鉴定过程本身，就是向全社会播撒人权观念、传播法的精神的一节大课堂，或许还是中国司法文明史的一个里程碑。

　　而这，也许正是邱兴华案的天下之“大韪”！

　　我不是为邱兴华一人奔走—— 对话精神病专家刘锡伟

　　□本报记者 柴会群

　　记者：您与邱兴华、何冉凤素不相识，为何为他们奔走呼吁？

　　刘锡伟：我不是为了邱兴华一个人，而是为了弱势的精神病人群体和软弱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呼吁。精神病人是弱势群体，作案以后，就成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不仅他们的权利很难保障，就连其亲属也受到社会歧视。

　　目前我国存在大量的精神病人犯罪现象，对这一问题如果不重视，而是将他们视为正常人一杀了之，有失公平，也违反法律。

　　记者：邱兴华案目前尚没有二审判决，您的行为可能被认为是干扰司法。

　　刘锡伟：我不是干扰司法，而是想维护法律的公正。我国的刑法第18条明确规定，精神病人犯罪应该判决无罪或从轻处罚。而英国从1843年麦克·纳顿条例(参见文后注) 开始就有了这一做法，这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一个巨大突破，是司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然而，160多年过去了，我们在精神病司法实践中还是障碍重重。

　　记者：有哪些障碍？

　　刘锡伟：主要体现在精神病司法鉴定上。我国刑法尽管对精神病人犯罪有着明确无罪或从轻处罚的条款，但司法鉴定的主导权掌握在司法机关手中，只有他们认为应该做的鉴定，司法鉴定部门才会去做。而经常的情况是，司法机关或者出于自身认知水平的原因，或者因为快速结案的冲动，往往不提起鉴定，这样就会出现错案，把一些精神病人送上刑场或送进监狱。

　　这次去广西，我原来工作的医院精神科的现任负责人告诉我，监狱曾经请他过去看病，结果他一次治疗了20多个精神病犯人。当然，20多个不能说都是错案，但肯定有错案。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刘锡伟：主要是传统观念和长官意志的影响。多年来我们的司法已经习惯了杀人偿命，习惯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因此精神病司法鉴定面临极大的阻力。我在担任广西司法鉴定小组组长期间，当时的卫生厅厅长曾经3次帮助我“转弯”，让我改变看法，不要轻易给嫌犯下精神病的结论。

　　记者：工作做通没有？

　　刘锡伟：没有，我反而把工作组的人说服了。他们后来又找到我的一位司法鉴定方面的老师和前辈，让他说服我珍惜自己的前途。我说，我正是因为珍惜自己的前途才坚持这样做，如果我不讲原则瞎鉴定，以后若是错案，签字的人是我，承担责任的还是我。别人是不会认账的。

　　记者：这样的情况是否普遍？

　　刘锡伟：我只能说有一定代表性。据我所知，一位我熟悉的同行在给一个嫌疑犯做鉴定时，因为做成了精神病，法院竟然不给报销来回路费。结果他很正直，不给报我也照样鉴定。后来有的专家就总结出一套经验：如果是有权力和有名气、有地位的人，如果真是精神病的话，做成精神病鉴定也无妨。如果是农民和其他翻不了多大浪的普通人，就鉴定不是精神病，杀了也就杀了。

　　记者：这些年，你做过多少起这种精神司法鉴定？

　　刘锡伟：不是太多，大概不到100起。

　　记者：结果如何？

　　刘锡伟：大部分都是精神病。你可以想象，连他们(指司法人员)都感觉到了，我们专业人士不可能看不出来。我印象中，好像只有两起不是。

　　记者：现在有一种倾向，总是容易将精神病鉴定与司法腐败联系在一起。精神病鉴定常被看作是为嫌犯开脱的手段。

　　刘锡伟：有这种情况，但是极为个别。根据我50年的工作经验，精神病人装是装不像的，尤其是在专业人员面前。鉴定人员拿了被告人好处作出精神病结论的情况也有，但不多。目前公开的数字是，我国的精神病司法鉴定有10%的“误诊率”，绝大多数都是把精神病人鉴定为非精神病人，或者把重型鉴定为轻型。

　　记者：被无罪释放的精神病人是不是仍有可能作案？

　　刘锡伟：有这种可能，这正是精神病人司法中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们一旦再次作案，谁都无法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有的人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作鉴定，或者鉴定成不是精神病，一关了之，甚至一杀了之。

　　记者：这样做的后果如何？

　　刘锡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或许可能暂时平息“民愤”，但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因为精神病人犯罪现象等于被隐瞒了，而这种现象并不因为隐瞒而消失。其结果就是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精神病人作案现象。

　　与此同时，这也使得司法精神病鉴定学科无法发展，越来越弱。最终的结果，就是让这个群体的威胁越来越大，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不和谐。

　　记者：有人说，精神鉴定的主观性较强，不同专家往往有不同意见，因此说服力不够强。

　　刘锡伟：精神病是一种疾病，跟任何一门科学一样，医生诊断起来都有主观性，但是病症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你无法抹杀掉。有病不会变无，无病不会变有，在此问题上，我相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记者：在邱兴华杀人案中，一审公诉人和法院都认为，邱兴华作案前作了精神准备，会踩点，作案后还会逃跑，甚至能从警方严密的包围圈中逃脱，因此认为他精神正常，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我本人也感到奇怪，如果他是精神病人，会有这么多人看不出来？

　　刘锡伟：这是一个精神病学上的专业问题。精神病人发病有这样的特点：时轻时重，时隐时现，时有时无。需要注意的是，邱兴华的母亲和表哥，都是中年以后才发病的。但发病症状又不尽相同，轻重也不一。而且，很多精神病人都是高智商的，比如刺杀里根总统的约翰·欣克利，他要想刺杀里根，要掌握里根的行踪，还要避开他的警卫，这是一般人根本办不到的。欣克利最后被证明是个精神病人，并被法院判决无罪。邱兴华在法庭上的表现，一般人可能只是觉得奇怪，但不会视之为精神病人。但就专业人员而言，症状已经足够明显了。

　　记者：您并没有与邱兴华本人见面，怎么敢下这样的结论。

　　刘锡伟：我有50年的精神病工作经验，跟任何一门学科一样，精神病学是有规律的。仅就我能掌握的资料，这些情况已经非常明显。我相信很多专业人员都看得出来，但他们不说。我咨询过北京一位权威的精神病学专家，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但他认为，即使邱兴华是精神病人，也应该被判死刑，否则对被他杀的11个人不公平——他显然不是法学专家。

　　记者：据媒体报道，您认为马家爵也患有精神病？

　　刘锡伟：是的。我认为是这样。当然，马家爵也做过精神鉴定，但结论不是精神病。

　　记者：你说你在一些司法机构的某些人眼里，是个制造麻烦和不受欢迎的人。

　　刘锡伟：其实这是他们的误解。我是一个有着5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知道我国的党政和司法机关是如何运作的，一些因为未作精神病司法鉴定导致的错案，出面承担责任的人，往往不是制造错误的人。所以我在给陕西省有关领导的电报中写了这样一句话：请不要把我视作制造麻烦和不受欢迎的人。因为我恰恰是爱护你们，并且为你们下属的政治前途负责的。因为司法精神鉴定介入得越晚，错案的级别就可能越高，涉及的人员就可能越多。当然，如果想一错到底，不作鉴定，或许没有人承担责任。但是，社会终究要为其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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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纳顿条例

　　1843年，苏格兰人麦克·纳顿受妄想的支配，企图杀死当时的英国首相皮尔，但他不认识皮尔，结果杀死了皮尔的秘书。舆论一片哗然。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关注下，召开了特别会议。审理中，律师称麦克·纳顿患有精神病，不知道对与错的区别，不知道他的行为的性质和后果。陪审团最终被说服，法庭判麦克·纳顿因精神错乱而无罪。这一判例促成了麦克·纳顿条例。

　　我国法律关于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的规定参照了该条例。

　　我国刑法第18条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邱兴华精神病家族史及其九种精神异常表现

　　□陈志华

　　11月23日，我在西安会见邱兴华的妻子何冉凤，与她交谈近5个小时，掌握了邱兴华案发前的种种怪异表现及其家族精神病史，并参考有关媒体报道，遂成此文。

　　一、精神病家族史

　　目前有充分证据证实，邱兴华的母亲精神不正常，主要表现为行为异常和思维障碍，终日自言自语，称别人整她。邱的外祖母精神亦不正常，表现为经常在河坝旁自言自语，边说边哭等。邱的亲表哥(母亲哥哥的儿子)也有精神不正常表现。此外，表哥的儿子也有类似表现。尽管由于农村条件所限，这些人未到医院确诊，但仅凭上述表现即可断定患有精神分裂症。一家三代四个精神病人，构成完整的精神病家族史。

　　二、精神异常表现

　　1.性情改变。邱兴华自小性格内向，脾气倔强，做事认真，学习成绩良好。邱的婚姻曲折，婚后夫妻感情尚好。尽管夫妻有时也发生争吵，但无大的冲突，邱亦未对妻的人品表示过怀疑。邱以往对3个孩子很好，孩子也很喜欢他。

　　然而，自2005年下半年起，邱兴华和以前比就像突然变了个人。邱妻明显感觉到其笑容与往常不同，好像换了个“像”。邱脾气变得非常暴躁，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也不再关心孩子的学习。

　　2.行为异常。在性情改变的同时，邱总称心慌，让孩子用手使劲掐其头皮，甚至自己用拳头捶打胸口，却感觉不到痛。邱经常夜里突然醒来，嘴里自言自语。在二上铁瓦殿前，邱曾失踪数日。在二次从铁瓦殿下山的路上，邱不时钻进树丛，行为举止异常；邱还撕扒妻子衣服，揪妻子的头发，辱骂妻子。但当看到妻子手出血时，邱的态度又发生转变，抱着妻子痛哭，为妻子洗脚。在下山与妻子分手后的数日内，邱再次去向不明，据说晚上睡在树林里。邱在铁瓦殿杀人后，竟然还留有借条：“今借到各位精仙的现金柒佰贰拾贰元贰角正，借款人：邱金发。”上述行为显然异常。

　　3.精神病性幻觉。在案发前5天，邱突然回到阔别8年的何家梁岳父母家，期间有人看到他在脸盆中放两块石头，却对人说是“螃蟹”。邱初上铁瓦殿前，对妻子说自己一个多月前曾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和儿子站在一个二层楼上，等等。邱对一个多月前的梦境记忆得如此清晰，与常理不符，使得人们不得不怀疑其所述内容的真实性。邱再次上铁瓦殿前还曾对其妻说，他碰到了一个80多岁的白胡子、白发、白眉毛、拄拐杖的算卦老头，但一会就不见了。根据目前所了解的情况，当地根本没有邱所述的这个人。另外，邱在此前曾对其妻说，是何某某等人说他妻子有外遇，但实际邱与这些人已多年不来往。

　　邱的上述表现很可能属于精神病性幻觉，包括幻视、幻听等。精神病性的幻视、幻听现象往往具体而生动，但却与现实不符。

　　4.妒忌妄想。妒忌妄想是邱兴华最突出的精神病症状。2006年5月19日，邱从外面打工回家后，精神异常表现日趋明显。邱开始对其妻表示怀疑，辱骂、殴打妻子，认为妻子 “不要脸”，要求妻子一起外出打工。5月23日，邱突然对妻子说“我觉得两个女娃不是我的。你做了那个事情你不承认了”。无论妻子如何解释，邱仍坚持其看法，并提出抽血化验以确定两个女儿是否为其亲生。

　　二上铁瓦殿期间，邱的妒忌妄想症状明显加重。邱在殿里烧纸、磕头，自言自语，称“人家做了都不承认”，“天哪，天哪，祖师爷呀，你要给我证明啊！”邱不顾道观规矩，强让妻子摸真武祖师的胡子、道袍，如果妻子拒绝，则可证明女儿不是他亲生的。但在妻子被迫摸了真武祖师的胡子、道袍后，邱仍坚称两个女儿不是他的。

　　所谓妒忌妄想，是指病人无根据地认定其配偶有奸情，虽经子女、亲友等证明、解释或劝说，但仍坚信不疑。在本案中，法庭审理认定邱兴华的想法纯属其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但邱仍深信不疑。在一审被判死刑后，邱提出上诉的惟一理由是一审判决没有认定她妻子对他有“不忠”行为。据此，可以认定邱兴华在案发前有病态的妒忌妄想，并与后来在铁瓦殿杀人有直接关系。

　　5.思维破裂。邱在铁瓦殿杀人后，曾将道观内一只白公鸡杀掉，用鸡血在一硬纸板上写道：“古仙地 不淫乱 违者杀 公元06”和背面“圣不许 将奸夫淫婆以 ○六年六二十晚”的字样。

　　邱书写的内容令人费解，极似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破裂性思维。此类症状系属严重的思维联想障碍，表现为语句内容相互脱节，甚至缺乏逻辑联系。

　　6.思维散漫。人们注意到，邱在一审时的自我辩护内容令人费解。邱在陈述了其杀人理由后，突然以杀牛举例。邱称，“好比我种了一块玉米，叫一头牛给吃了，我去找放牛娃没找到，一气之下把牛杀了，要我赔牛，我就要你赔我的玉米苗。”

　　邱的上述表现极似精神分裂症病人的思维散漫症状。这也是一种思维联想障碍，表现为病人每一句话或每一段叙述的语法结构或逻辑尚完整，但整篇谈话结构内容很散漫，缺乏固定的指向。

　　7.情感淡漠。在被抓获后，邱表现得非常镇静，述其杀人的理由是熊万成调戏其妻子，所以要杀他。在法庭上，邱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极其冷漠，面对血腥的杀人现场图片及凶器毫无表情，回答公诉人提问及法庭问话时亦表现非常镇静。

　　这容易使人们认为其精神正常。但实际上恰恰相反，这很可能是其情感淡漠的病态表现。所谓情感淡漠，系属精神病人的情感反应障碍，其特点是对客观事物和自身情况漠不关心，缺乏内心体验。情感淡漠是精神分裂症病人的一个特征性症状。

　　8.杀人手段残忍，滥杀无辜。邱案之所以引起极大民愤，其原因之一是其杀人手段极其残忍，滥杀无辜，非常人所为。邱先向受害人头部各砍数刀，随后，又用斧头再次向每人头部砍击，致其10人全部死亡。而后，邱又将熊万成的眼球、心肺、脚筋挖出，炒熟喂狗。

　　精神病学专家刘锡伟教授认为，此属典型的精神病人“剩余杀人”现象。刘教授认为，所谓“剩余杀人”是对方已经被杀死，还要继续砍杀，常出现于精神病人杀人。

　　9.无自知力。此处所述自知力，又称内省力，是指精神病人对其本身精神病状态的认识能力。判断病人有无自知力及自知力的完整程度，对评估精神疾病的严重程度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目前，邱仍然坚持认为其妻有外遇，与熊万成有不正当关系，称自己精神正常。这恰属精神病人无自知力的典型表现。邱的表述本身即属病态。邱无自知力的行为也导致其拒绝聘请律师为其辩护，而这一点尚未引起审判机关的重视。

　　综合邱兴华的精神病家族史及其精神异常表现，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我本人有充分的理由怀疑邱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多起病于青壮年，常缓慢起病，具有思维、情感、行为等多方面障碍。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以妄想为主，常伴有幻觉。邱兴华最突出的精神病性症状，是其坚固的妒忌妄想，而邱杀人动机亦因此而产生。

　　(作者简介：陈志华，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系我国第一位司法精神病学硕士，有多年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经历。1993年开始律师执业，现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陈志华律师事务所主任。)

　　-邱兴华的精神病司法鉴定如能顺利展开，那该如何进行——

　　-必须让鉴定专家-在法庭上辩论起来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 从刑事诉讼的角度看，司法鉴定领域面临的头号问题是高度垄断化。司法鉴定一旦走向垄断化，法庭上就只有一种声音，没有对抗性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办法委托一个独立的鉴定人，对发生争议的同一个行为作出鉴定结论。

　　- 当年美国欣克利案是这方面的一个著名案例。欣克利非常仰慕女演员朱迪·福斯特，他就想以刺杀里根总统的壮举来引起福斯特的注意。后来对他进行精神病鉴定，检方找了3位鉴定专家，作出的鉴定结论认为他没有精神病，欣克利的律师请了5位顶尖级的鉴定人，他们当中有的知名度还超过检方的鉴定专家，作出了相反的鉴定结论，认为欣克利有精神病。

　　- 法官没有先排除辩方的鉴定结论，而是先审查鉴定专家的资格，比如有没有职业道德问题、以前鉴定有没有出过问题、有没有专业方面的知识，等等。开庭的时候，双方的鉴定专家都到场，双方进行交叉询问，整个庭审的过程就是控审双方的鉴定结论是否成立，结果陪审团认定，检方鉴定结论的信服度低于辩方鉴定结论的信服度。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辩方的鉴定结论更有说服力，最后法院判定，欣克利有精神病，送医院治疗。

　　- 当然，中国的制度和美国的制度不一样，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形成一种控辩双方各自委托专家进行鉴定、法庭上进行交叉询问的制度，让鉴定专家在法庭上进行辩论，给公众提供一种场景：鉴定结论的竞争化、自由化、对抗化。

　　- 由于我们没有这种制度，法庭上永远只有一面之辞，而检察机关提供的鉴定专家，那个人可能本来就是个公安、检察机关的干部，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公众对司法鉴定的公信度永远不高。

　　-(本报记者赵蕾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