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梦

　　自 序

　　—高新犁

　　一、首先我要表述告白天下（中华各兄弟民族）的是：在28年前我所记忆的事，以及立言说。我愿将这些立言说，献给伟大的中华各兄弟民族。献给自鸦片战争以来，那些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而献出宝贵生命和鲜血的英雄儿女。献给那些为了中华的堀起而英勇奋斗的伟大中华儿女。献给那些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大剥削而拼搏奋斗的中华各族劳动人民；献给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际友人，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由毛泽东领导着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长期同帝国主义，封建官僚主义,旧军阀，及其背叛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一切反动派，以及地主、恶霸、土匪作长期艰难、困苦不屈不挠斗争的革命前辈们。

　　献给那些与我同甘共苦的朋友们；献给那位曾在一九七三年竟然能预测出中国近30年后大事件变迁的谶纬高手*。正是他的这些费解的谶纬之学（西汉以来，曹褒依据谶纬书中意见制定的制度使日落偏西的汉王朝江山终于经营了486年。）与附会使我走上了为探索中华民族“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实实在在的苦苦奋斗探索了近30个春秋。是什么使我沉默了28年后，又突然间要将重大实话实事告白天下呢？除了在1973年与朋友预测到一九九八年的那场洪水、一九八九的六.四闹学潮，以及2003年四月份的那场非典型肺炎瘟疫外,再一次使我惊叹这位谶纬学者的预测能力。我清楚记的在30年前，这位高手竟当着七、八个工作同事的面對我说，当全国出现瘟疫时，你会遇到这么一个特殊青年…。当然在瘟疫肆虐的晚春，遇到这个特殊青年并无什么特殊意义，而我惊詫的是预测的如此准确,确实是百万人中神奇的特殊青年。朋友对瘟疫期间的社会政治背景和青年的特征爱好生活个性预测的无一不应验。只惋惜国家没有缜密严查瘟疫以及2004年的禽流感传染源头在哪里？按朋友的说法它是廿一世纪卅年后大事件的前兆。1973年我在同谶纬学者言谈康有为在《礼运》篇把《公羊传》的思想倒过来著说时，周围几个播音员惊奇地看我们谈的如此投机。正是他的图谶使我匆匆一别卅多年，直到瘟疫发生期间我才惊呆了，四处打电话联系学者踪影…。此时我感觉到孔子所说五十知天命，一点不错。“天机”往往是伴随着历史的长河而泄露…有这些伟大勤劳朴实勇敢的劳动阶级做后盾我有什么担忧和不敢言的呢？纵然“民主”之下有牢狱、陷阱种种迫害，我自然将生命置之度外。也许在今天的民主政治新形势下,我这一介平民能够参与中国现代政治来圆我的中国梦。每当我在默默思考，凝想之时，那些可歌可泣的中华英烈们：杨靖宇、赵一曼、方志敏等等和毛泽东领导着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不屈打下江山的风云场面就会时时浮在我眼前，我总感到是有一种神秘超能电磁场在激励着自己，我再不将这“天路”（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天机”（一个国家，可有两种制度）的内涵、外延告白天下我还等待着什么？我要光明磊落的实现我的中国梦。

　　2003年自 己时常感到头昏晕,身体远不如五十岁以前好了。想起预测高手1973年曾告诉我；中国在廿世纪九十年代是姓江男性人执政,继而是胡姓执政…王姓人执政…以及廿世纪八十年代与廿一世纪初的社会状态巳经全兑现,仅仅是那句到廿一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仍然要发动战争一语未兑现。这些听起来像是在研究“天人之际”的学问，谶纬高手*1在与我谈论这些时竟有七、八个工作同事在场。我们只有以马克思的注重客观事实、注重社会研究耒解释这些神秘事物了。我在1991年前對他的預測一直迷惑不解,直到1998年那場特大洪水后我才恍然大悟,当然洪水的泛滥说是天灾,其实与社会大腐败有很大关连,在长江上游乱砍伐森林造成了大灾难这点我是相信的。我要在有生之年将与我有关的重大秘密，以及我所对中华民族贡献真象告白于天下。这些贡献太重要了，它是“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理论重大的內涵及外延,它能归纳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范畴。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改造中国那些不完备的资产阶级民族，演变为社会主义民族；而不是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演变为官僚资本主义。要知道我所创造的新理论是继承了“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

　　在毛泽东时代有毛主席保护着我们可以放心睡觉。我曾见过前××国家派来的间谍，因为没有粮票而饿昏在荒郊，被一个放羊娃逮住了。在那个年代可以说帝国主义的苍蝇飞进中国都难上难，而在今天就不能不考虑这多了。况且，贪官肆虐横行，黑暗再现，犹如冬天来临。我想这只是暂短的，在中华这块大地上，那轮朝阳红日是挡不住的。伟大的劳动阶级、工、农、商、学、兵、知识青年，会又一次站在中华民族拼搏奋斗的前沿。假如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提出的“民主政治”是句真心话，而不是同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六年有意铺开民主之网，诱导捕捉触网的爱国民主志士。从表面上看1959年的彭德怀，和改革前夕的张志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了，都是死于假民主之下,但在总体上吃亏的仍然是这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是理错杀万人的恶果。在中国历史上，像陈胜杀害自己的阶级弟兄那样的错误，历朝历代是枚不胜举的，但教训总是让有些人记不住。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士可杀，不可辱。我早已许身盖国，将生命置之度外，为了研究、探讨、索求中华新民族的兴民、福民、利民之路而苦苦奋斗了近30年。而政府宣传了近二十八年的,“走中国特色（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一国两制’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出于何典？它的历史研究渊源又在哪里？我希望通过这次瘟疫病情传染的教训，执政党应该有所总结。在1976年前蒙昧的“愚民、弱民”政策禁固着解放后的人民,这样的教训要吸取，再不要说那些假话、大话、空话了，以舆论为手段的政治其实是最糟糕的政治，那是自欺自人的把戏,说句结实话，只有说真话才能兴邦。这一系列三大真实理论的内涵、外延早已该与人民大众见面了。

　　二丶 我认为应该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力谏信函公布于天下。1992年11月25日，邓小平同志谈到：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他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的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见1992年11月25日《浙江经济报》）。 但在中国这个二千多年的封建“皇权”高于一切的怪圈思想作为下，最高权力部门，肯定是不会这样做的。国家的意志在蒙昧之下进行着。 希望中共的高级干部应该像邓小平那样，做些务实的大事、要事、實事。现在假的太多，背离社会主义道路太远，太远。《易经》复卦初九的爻辞说的很好：“迷路不要走得太远才回头，就不会造成大后悔，这就是大吉利”。

　　1、 早在1978年、<1>1979年3月、<2>1986年，<3>1988年、<4>1996年6月、<5>2001年元月<6>以及2004年8月<7>我就先后给中共中央，首脑人物写了多封建设性的建议信和上访信。其中自改革开放以来许多重大理论和近二十八年来国家提出的奋斗口号目标，都是我在这些建议信中率先提出来的。我深深懂得在中国要想取得社会、政冶、文化改革就必须依靠政治领袖权威才能推动社会，才能取得改革成功。我现在是一直考虑到什么时候能将自己写的建议信中的重大真实内涵，以及它的史料参考渊源告诉天下（中华各兄弟民族）。让人们知道它是如何来的，是从哪里产生的，是怎样产生的，目的又是什么？我又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条条，一步步告诉人们，以供中华新民族再深研究,已达“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但我也有很大顾虑；（一、）谁都清楚中国有两千余年的封建残酷专制，早在廿世纪八十年代前，执政党就鼓吹封建帝王法家思想，他们的各级党报党刊在批林批孔,在前后阶段的舆论宣传上主要是法家思想、效仿郑国子产,秦国商鞅、以及卫国李悝的轻罪重刑，残酷的镇压持不同政见民主之士。至今执政党还没有完全将它彻底铲除,还有沉冤,还有红色封建王侯专制。要想有所作为，首先要保护好自己。共产党人张志新就是缺乏保护自己的意识，而惨遭割断喉管被杀害，据说死后连尸骨都找不到。有资料报道前后有四十多位都是被此刑杀掉！而发明此刑的竞是党的“救死扶伤”大夫？！（二、）自己父母亲年岁已大，不想再给老人添什么麻烦，忠与孝正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美德。（三、）在1988年我曾给邓小平同志去信讲明了这些有关理论，是我率先提出来的。在1996年6月1日，我又一次向江总书记去信讲明了这一切。2001年元月我通过国家建设发展委员会向人民群众收集，来函建议信时,又一次向国家首脑领导证明了这些理论是在25年前我所创造的,并献上十三条建议；其中有请求严厉打击党、政、军、公检法政府部门内的黑社会团伙（黑社会也属于封建残余势力范畴），部分司法人员与黑恶势力形成利益联盟，利用司法权力与黑恶势力相互利用，摆平纠纷使黑社会势力“合法化”已达到他们的邪恶权力共享化。建议各大专院校在录取学生时应取消年龄限制，以及支持伊拉克人民反对掠夺资源的侵略战争。 在 2004年八月我干脆把这份“自序”寄给了胡主席。图的是为圆我的中国梦。

　　〔 一〕、 在中国要懂得上自汤武革命，下自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要深深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政治文化，以及当代中国政治“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从断天下之疑”。尤其是要了解近代洪秀全、洪仁轩、康有为（以后堕落为保皇党）、孙中山、章太炎、严复、趋容、秋瑾、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革命思想。还必须熟读历史书籍。没想到在那1970年的冬季，我在给三舅爷打扫房屋时，在他的棺材盖上竟得到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写的几本书，这是我所要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重大历史源渊依据。由此才产生了“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以及“一个国家，可有两种制度”的三大建议理论。

　　在这些书中讲明了这样的道理：中国不同于欧洲各国，中国早在秦始皇时代（封建社会的初期）就实行了大统一。中国经历了封建社会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阶段的锤炼，中国巳具备有完整的民族条件和民族精神；即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表现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中国早巳达到了稳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各兄弟民族就像大小江水河流一样在向前奔腾，她流入中等河流，流入大河、大江，最后汇流入长江、黄河，这条向东奔腾的长江、黄河，就像征代表着中华民族是在向前进，在向高处发展的。大河向东流的规律是任何企图阻挡这个规律的阴谋都是徒劳和愚蠢的。这样就使一切经济文化不发达落后不平衡的少数民族都要融合到中华大民族中去。这个长江、黄河它就像征着中华民族，它是朝着社会经济，文化向高度快速方向发展前进的。它符合斯大林给民族下的特征定义*。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律法、民俗等都不同于近代欧洲各国。早在苏共20大后，中国以九评与苏联交恶，但中国的一系列国策上仍然是跟着苏联屁股后边跑，如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制，简单的说就是各企业、厂、矿单位的管理结构都是党委书记～科室主任～班组车间～职工。因此要解决这红色王候单一制，一元化的中央集权制道路，就得走我在1978年向邓小平建议信中提出的“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华各兄弟民族溶为一体，共同奋斗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范畴的新中华民族道路！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权力、权威、专家人物都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要经过原始公社奴隶占有制度，过渡到封建制度,再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而后达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世界历史规律观念，所以早在1972年，我就开始研究探讨毛泽东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理论学说，以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学说。并继承探索总结了大历史学家对中国封建主义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特此我定下这总结的成果，将科学地研究“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现象作为起始点。终于得出：“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伟大定义。（见1978年转交给邓小平第一封建议信内涵）这个定义来自我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在中国近代自1840年以来，清朝末年的鸦片战争，到武昌城头响起辛亥革命的炮声，二千多年的封建主义君主帝制已经灭亡，在此阶段也就是结束了中国最长的封建主义社会的没落阶段。从孙中山建立民国起始，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夕的38年中,中国的资产阶级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其原因我想是在中国这个两头尖中间大的阶级社会中。（即农民阶级占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占少数，参见黄楠森等人的《毛泽东人民民主思想研究》）中国的农民阶级始终占有大多数，资产阶级领导不起来农民阶级，中国即没有形成资产阶级民族占有的领导地位，也就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社会。自1911年开始的这个大动荡，大混乱长达近40年，至1949年中国社会大起大落的变革历史阶段；也就是中国封建主义社会在灭亡的阶段，即在向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演变过渡交替的前夜。它是符合中国的“人法地，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规律。

　　三、 在这个研究讨索的过程中，为圆我的中国梦,我在1986年秋的一封上访信中率先斗着胆，向即将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总理，提出一段话：“当今的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不久中共十三大的报告中就应用了这段话。近几年有一本《目击历史》一书在72页—281页中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与×××在争执中提出来的。”真是荒谬之极。1981年中共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3条“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这段话仅仅是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处于初级阶段”而并非是指：“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处于初级阶段”。而我在1986年向赵紫阳总理的上访信内断定的指出：“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这条博大精深的理论，它的阶段划分范围上可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土地革命以及“井冈山”红色苏维埃政权建立开始划起（其实井冈山的红色革命政权的建立，就是中国已怀上了初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胚胎。在廿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反复阅读《星火燎原》这套书，以及《中华苏维埃的宪法大纲》《陕甘宁边区时政纲领》和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时》，就已经注意到毛泽东所建立的井冈山红色苏维埃根据地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母体。这一点,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不知想到过没有）。下可延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至今；而后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中国的社会发展状况都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这个断言结论是有它的几个致命要害因素问题所决定的即；中国将处于一个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它需要上百年、上千年时间才能解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也就是说毛泽东领导着中国人民仅仅只是在社会主义大门口，过左的人民公社也因基础不牢破产了，列宁创建的苏维埃联盟社会主义社会也在九十年代破产了，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理想社会主义‘国家’就中国也只能建半社会主义社会。）这费尽心血探索研究出来的理论与吵架吵出来的“初级制度”根本不是一档子事。它包含的范围很广，要涉及到鸦片战争，涉及到帝国主义的炮火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又涉及到俄国的十月革命炮声给中国送耒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这费力的研究说明任何一条博大精深的理论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几代人研究的心血，而不是信手拈来凭空想象的，它是有它的历史源渊与出入的。多数共产党人以及权力、权威人士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然是中国共产党研究的。1988年我直接以书信形式，向邓小平讲明了这一切。并以谏言形式提出：“要整法行律、整警治安。防止全国出现反革命的大暴乱”这是依据了韩非子的“明君冶吏，不治民”的理论。可惜居安忘危，全然不顾大腐败的祸根在卅年后将会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后果！不知《系辞》蒙卦中的内涵以及影射的话语他看懂了没有？不过我在1988年以预测方式提出这条防止出现“反革命的大暴乱”确实有欠科学，因为反对“官倒”就是反对“红色封建王侯”斗争的一部分。它是符合“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这是一场“反党”爱国运动（是反对党内部分贪污腐败分子）。这一年正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最关键的一年，中国不是走向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费尽竭力坚持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之路。在此时期如不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一时无政府主义泛滥（环境大污染就是一例），行政大权私有化,社会主义大倒退，像包二奶、大吃、大喝、大嫖、大赌、大力颂扬没落反动的封建清王朝就是例子，大腐败温床滋生大腐朽如大贪污、大假话、大卖法、大造假、大洗钱大违法乱纪、就是例子,旧社会黑社会沉渣泛起如大剥削、大走私、大贩毒、就是例子。人们的思想意识模糊，各类思想十分复杂。好在1973就预测到1989年这场学潮，早在1978年给邓小平第一封建议信中提到的开放沿海四城市中（福州、广州、深圳、青岛）因没有提及到上海才埋下了这顺利的一笔，保证了我这三大理论的胜利实践。实在没想到这些与自己不搭界地探讨使我走上了艰难、困苦的坎坷道路。这艰苦、费力，老老实实的学问，是有它的科学性的、实用性的、正确性的，是有它的源远流长依据的。岂非是想象中信手拈来，或是某本书中所说的：在滑稽的吵架中“吵”出来的。真不知权威和权力人物是怎样编出这么一段话，这些人的灵魂深处太不干净，我想赵紫阳先生如果在世，他会道明真象的。当然仅靠几本书是起不了关键作用的，许多研究仍然是来自低层社会现实状况，以及前辈们的社会调查而觉悟到的。

　　翻翻中共的历史，人们就一目了然地知道中共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制是列宁主张的“一党专制”。从文革以来，中共提倡的“中央集权制”“一元化领导”，整个中共党员都长期活动在“马列主义”封建主义的“皇权”怪圈里，上下级、中高级干部都在这个“皇权”的怪圈里高唱“社会主义”理论的顺风歌，粉饰调。他们忠于革命领袖的权威的超凡威望、三忠于封建个人迷信，信奉中央集权制，他们是绝对不可能超越领袖思想范畴，多数大人物是看风驶舵，迎合“圣上”欢心，哪有英雄敢逆流而上？仅仅邓小平一人未成扭转大局已被赶下台，整个中华都笼罩在“管的死”“统的死”“封的死”恐怖之下<8>。多数中共头目连生命都保不住，怎么能使他们的马列主义思想体系一下子涌现出“新思想”“新观念”“创新”之路来。在他们那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外再无学问的把戏下，谁敢说半个“不”字。开放沿海，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改革弊政,他们连想都不敢想，怎么可能认为这些理论都是中共创造的呢？路只有想对了，才能走对！在中国的政党内如果不及时打掉封建个人迷信，“皇权至尊”“红色王侯”“王权思想”“权力私有化”的“怪胎”，要想“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那是很难成功的，首先是无人敢阻止这个“怪物”的降世横行。在今天仍然要坚持；一党一派，或将某个领袖人物的思想认定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那么在这个怪胎下中国形态又会演变成为什么样的社会呢？是社会主义改造了资产阶级民族，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演变了社会主义分子？如果放弃了社会主义社会也就完全背离了改革开放前我那三大建议（“天路、天机”）理论思想的初衷了。帝国主义倒是希望中国演变为落后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国的经济政权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时，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工农阶级在向少数人争夺劳动成果财富时,少数掌握经济特权的人物，就会依附帝国主义，向他们投降求援，帝国主义民族由此为借口又重蹈复侵入中华，早在1973年那位预测高手，曾对我说：“到了21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仍然要侵略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死对头”。这当然还要取决于台湾统一,领土完整的问题。

　　在这里我要闸明的观点是：〔一〕，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中，应该有先进的推动社会主义前进的相互争鸣，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各大家思想。它主要是；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即；适合于“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思想。〔二〕、一党、一派，某个领袖人物的思想，代表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统帅思想。在中国占主体的劳动人民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人，他们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主要力量。〔三〕、阶级斗争始终是历史前进的基本路线。共产党人应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执政为民，天下为公，而不是“权力私有化”腐化中华，盘剥民众。（这里讲的阶级斗争不是帮派、宗派斗争，而是人民与蜕变腐化的当权者，违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大剥削者之间的斗争为阶级斗争）（四）、要承认是生产斗争促进了中国的科学发明。在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原则上就是要对政治理想进行实践，自然我这个定义“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理论也是要经过反复、重复、实践检验才能继续完善和发展的。我要以这些理论来圆我的中国梦。

　　它决不是某些天真幼稚的权力、权威大人物所梦幻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取得成功的时候，也就是他应该，而且必须让位（让位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见冯友兰一书）多么荒谬的理论主张。我出身于工人读书不多，自然不懂得那些“高深莫测”的吓人“哲学”理论。但我深深的知道在春秋战国时代，韩国的贵族青年张良放弃了立志要报三代世仇，而举“八难”力阻刘邦重新分封六国。使秦始皇的封建新兴制度，即大统一进一步继续完善巩固下去。繁荣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使大统一的中国走向强盛的汉朝。想到这些我就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抛弃中华民族牺牲了几代人用千千万万个先烈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毛泽东所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千真万确的主张。中华各族劳动人民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它将会修正为,符合中华民族先祖们理想的“天下为公”范畴。在这个初级阶段内共产党需要拿起阶级斗争的武器彻底铲除大腐败。不谫除贪官民将无法生存，上愧于革命先烈，下愧于后代晚辈。要根除社会主义转向官僚资本主义的趋势。人民并非害怕的是贫穷，人民主要怕倒退（倒退自然会走向贫穷，倒退与前进不仅是指以物质文化为衡量标准的，而是不同的理念自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中华各兄弟民族需要的是前进。只有坚决果断的消灭一切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腐化才能使“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正确走下去。

　　今天由于形势所迫，战争的火药味在中东弥漫（日本自卫到伊拉克？又阴谋插手朝鲜核计划问题，美国进入金兰湾、在外蒙古搞军事演习），一九七三年谶纬高手*2對我说过：在中国的西部阿富汗将会发生战争。八十年代前苏联入侵我想此战事己完，谁料911后美国也以打拉登借口入侵阿富汗。看耒这些秘不可宣的建议信函内容我不得不告白天下（中华各兄弟民族），我是不愿意给中华民族留下这千古之谜的。更不愿意看到红色的社会主义江山在大腐败下而短命。我之所以能在1986年秋，向即将成为总书记的赵紫阳提出：“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理论，就是想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华民族能幸福地度过五百年或上千年的社会主义新中华民族美好生活。以实现我的中国梦。但没想到执政党坐天下仅仅五十年，社会主义就演变为大腐败了。今天那些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跳梁小丑，在喜庆他们攫取、贪婪成功时，说什么他们是：“腐尔不败”在这些荒唐的言论下，乱世根源如不立即铲除（腐败恶果），大乱也许为期不远了。请看中国的历史，汉朝王莽的改革失败，后患在东、西晋后的八王之乱；五胡十国乱我中华。王安石的变法失败在百年后，元统治者进入中原。李自成的革命失败，导致满清入关，剿杀革命，使中国处于260年的封建没落阶段。失去过渡到资本主主义社会的机遇。1931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也是由1905年日本占领台湾、朝鲜而步步逼进引出的战争灾难。十年文革的狂热“革命”。岂不是在十年后1976年的四.五运动后才清楚地看出它的危害性，人们从蒙昧中才醒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洛河“绿图”说的很清楚：“婉转杂糅，纷纷扰扰，万物尽化”。细看今天哪条危害民众之祸不是自己所造成的。

　　四、 请细观察中共各历史阶段的动态，他们在五十年代是各类拥护社会主义（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反腐败的大运动。发展到六十年代是以“反右”为主的运动。到了1966年至1976年又演变成打倒一切，批林批孔，批判邓小平，欺骗红卫兵小将的阶级斗争为纲（实质上是帮派、宗派大斗争）大运动。到八十年代又是与世俱财，大发财，让小数人先富起来的致富运动。到了九十年代就进入了腐败大腐败的深渊。那些念念不忘官倒致富之人，大权私有化大肆倒卖国有资产、大腐败、大剥削、大倒退、大贪污、大造假、大忘本、大假话、大卖法、大洗钱、大走私、大贩毒、大违法乱纪、大吃、大喝、大嫖、大赌、大力颂扬没落反动的封建清王朝，大剽窃、大欺世盗名。这实质上暴露出，带有“红色封建王侯”挂羊头的特色社会主义在尽兴表演。“权力私有化”编织的大腐败网络团伙把这红色封建体系暴露的淋漓尽致。

　　在1991年4月15日，我也蒙受了司法大腐败的万恶侵害，其奔波上访（去北京找最高人民法院）十多年，在此其间苦不堪言。一小撮贪污受贿官员（案结后已调查了数个受贿法官的事实）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去害民、祸民、损害公民的根本合法利益,让后代子孙永远记住大腐败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大灾难！

　　1996年6月1日我向江泽民总书记信访控诉；这些贪官只为民害，不为民利；只为民祸，不为民福；只顾贪财没有穷尽，哪管损害百姓的根本合法利益！善良的老百姓总认为法院是公正讲理的“青天衙门，”哪料到竟干些卖法祸民的邪恶勾档。黄河“丹书”讲的明白：“道义胜过私欲就是吉利，私欲胜过道义就是凶险”。这个挂羊头的社会主义究竟要走向何方？毛泽东领导下的老一代革命英雄洒尽鲜血，英勇顽强的中华各兄弟民族；上至1840年，下至1949年，经历了近一百年的艰难、困苦、曲折、不屈不挠的斗争，才得到今天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难道就这样让这些贪欲没有穷尽的仓鼠们，毁于一旦吗？就这样让那些为了满盈于少数人的腰包，去掏大多数人民的腰包。巧立名目，巧取豪夺。我不甘心啊！为圆我的中国梦该说的我要说，该讲的我要讲，管它天塌地陷，为了社会公正我不说，谁说。我不呼，谁呼！

　　五、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工人群众结合中国特有的国情,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筑伟大事业，创造了“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和“一个国家，可有两种制度”的理论，造福了中华各族人民，完成了香港、澳门回归。它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走向世界的新动力。它为世界各国的朋友，以及为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探索了一条；先进的东方社会主义新道路。它是继孔子以来诸子百家二千多年来各派思想家，大经大法新发展新探索的丰硕结晶。尽管还有不足，还有不完善之处，还有各式各样的污泥淖水，但它总之来说是在廿世纪末推动中国向前发展了（思想、政治、科学技术、农工经济、向前发展了）。这是各族人民的成绩，是中华各兄弟民族的功劳。当然，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人民大众的思想还受两千多年封建君主社会思想的怪圈影响,还笼罩在封建社会余晖之下，我们的人民在热爱自己的伟大民族和祖国的同时，也深深热爱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民领袖—毛泽东；还有为中国的重大改革开放作出总设计的—邓小平同志。这个很自然，中国人民就是这样认识的，每一个人所得的功劳，应归功于人民主体，即为人民大众的功劳。人民大众的功劳，则归功于人民爱戴具有代表中国人民主体的领袖功劳。因为只有领袖才能左右住整个历史，才能推动社会改革。毛泽东过去提出：“是英雄创造了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了历史。”毛泽东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原因就是这个。外国人不理解，中国人应该理解。读完了，理解了这些，也就感到一点也不奇怪了。陈独秀先生曾说过：“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的潮流，共产主义在中国怎么进行还得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

　　总之我所研究这些，一是本着伟大哲人的遗传思想，二是本着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孙中山、陈独秀等一批优秀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的观念思想为指导。

　　六、我的三大理论建议信内涵、外延也正是沿着中国历史的长河而艰难走过来的。

　　“天机”总会有一天要泄露，不池露天机又何来的“天路”？这个天路就是；“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之路。这个天机就是“一个国家，可有两种制度”的真实内涵。

　　“一个国家，可有两种制度”的建议信是1979年3月我托师哲舅爷转交给邓小平的建议信，它的真实内涵、外延意义非常广泛，它上是，吸收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纵横家（子产和鬼谷子）以及孔子以来的中国传统思想大经大法的结晶。下是，填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空白。它救活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灵魂，使这一现代伟大理论不会因国民党的消亡而消亡，不会因国民党的短命而短命。它是医治中国历朝历代更新、换代乱多治少的救世法宝。是第一个不主张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新理论，也就是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监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初级阶段内能够顺利正确的走下去。毛泽东在世时期，他的思想被称之为高举、无限忠于等等、这并不显之伟大，而伟大之处是在他去世以后如何能填补、修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想中的不足、错误、欠缺之处，使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具有生命力，能够永久发展，继承、完善、修正与实践、再实践下去，这才是它的最伟大之处。1976年四.五天安门民主事件发生后，在这历史即将转折的伟大关头，中国走向何处,便是我日继夜思认真看书研究,急需总结历史而得出重大定义的时刻。毛泽东说过：“要认真看书学习”这是要读书研究人类社会形态演变，在进化过程中还存在弯路、倒退、斜路等问题,而并非坐尔论道，道听途说，欺世盗名,看国外，赶时髦，随大流，唱顺风歌，哼粉饰调，以耳代目，那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外，再无学问的思想观念万万要不得。如果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外再无学问,那么马克思、列宁又是吸收了那些人的精华而发展起来的呢？毛泽东思想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天上是掉不下来，凭空想象也编不出来！

　　“一个国家，可有两种制度”建议信形成前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参考了中华公元前一千多年前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以及1925年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以及我在1977年多次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而得到其中的玄机才产生了这条可以在现代中国行使百年以上的重大国策建议信，此信并成功地转交中共有威望、口碑好、政冶品德正派的领袖邓小平同志。它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周易》、《系辞》以及孔子的思想糅合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内。在马克思和列宁时期，这些伟人没有研究到中国的《周易》《系辞》学说。这些马列主义的伟人更不知道有能影响中国三千多年的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其实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领袖伟人并没有看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用价值，而是一党专政,一味杀、杀、杀、抓、抓、抓,使追求的理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损失了大批优秀人才，这是共产党人搞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原因之一；其二是他们并没有读懂《共产党宣言》内的玄机,而是盲目地高喊了半个多世纪的响亮口号。在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早在中国古代已经存在。比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论，讲信修睦…”。特别是《系辞》，这些粗看是形而上学的，实质上含藏着自发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它主要讲如何成就的大道理，对于搞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列本本主义来说，要讲“变”是很难的。要让万变而不离正道那就更难了。而中国的先祖们早在三千年前就留下了这些宝贵财富。商汤王在求雨时就懂得代表人民了，更何况先祖黄帝、尧、舜都懂得；无路可走就要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持久。正如：《易理》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指创新）使民宜之，《易》穷测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变动的目的在得利、得利是吉。这也闸明阴与阳是和谐的，由它产生的是和谐社会。阳中有阴是一屈一伸相互感动生出利益来，把握机遇并变通，运用就会产生丰功伟绩。它符合继承、改革、创新、发展的最基本道理。是符合“易”中所说变动不居（指固定意思）周流六虚（指一卦是六爻），上下无常，刚（阳爻）柔（阴爻）相易，不可为典要（意在定准）唯变所适（在适合时机）。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阶段，使用不同的策略政策是为上的。把这些朴素的中国传统阴阳五行学适宜地填补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使衰退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横空再现，又一次活跃起来。能以阴阳两气的变化之理研究出廿世纪末中国当代政治演变策略而得到和谐社会，可以说是中华自《春秋》以来，两千年后最伟大的贡献。它的真实内涵的正确行使、应用使世界上第一个出现先进良好的国体即；大半社会主义，小半资本主义社会，（即六成多社会主义、三成多资本主义。台湾占一成，香港和澳门占一成，大陆占一成多）使中国进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对维护世界和平,对中国的现代民主思想能起到广泛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中国的各党各派，各大思想家出现一个实实在在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与一花独开是对立的）,是各党派大融会大争鸣最好的国策。是保障初期的社会主义之路走向中期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路线。真实内涵的出现会促进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工业发展以及自然环境的保护快速提高到现代科学的层次,能是中国快速实现现代科学的基本保证。由此三大理论下；才能产生“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路径，才能产生许许多多宝贵的社会主义宽广高速大路来。它的威力远大于齐人的孙子兵法，而且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单向使用的法宝。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如果使用它如同自掘坟墓，它不同与布来尔的资本主义社会内含有社会主义制度。它加速了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挑战的步伐，给世界社会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国外各种敌对势力是不希望中国强大的，他们即不希望中国建成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希望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国家，一旦中国强大他们会使尽各类手段制约阻止中国强大，旦在“一国两制”的体制下他们难以制约私营个体厂矿企业的进出口贸易。这就是“一个国家，可有两种制度”的绝妙之一，使一切阻挡中国向高处发展的愚蠢逆流企图都是徒劳破灭的。它是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神化“武器”。中国的香港问题，澳门问题都是被它迎刃而解的。台湾问题也只是指日可待。仅仅只是中共并不知道“一国两制”的真实内涵是什么？还大言说早在六十年代毛泽东就主张“一国两制”了（见电视节目中政治课讲座），这种天真的利用领袖魅力威信妄言说服天下是不可取信的，要实实在在的从国家形态历史演变研究问题才是科学的马列主义观，靠一、两个领袖权威欺蒙天下不可长久。如何使用这个“武器”，瞧；邓小平把它理解成这个样子了。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会见缅甸吴总统时说：“和平共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邓小平同志将建议信中提出的：“一个国家，可有两种制度”理解成“和平共处”了。我建议信中的：“一个国家，可有两种制度”是与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思想是不一样的。它在国家结构形式上是突破了传统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旦也不是复合制、联邦制）。

　　它是符合列宁讲的：发展似乎是重复一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处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不是按直线式，而是按所谓螺旋式进行的（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1卷36页）。它符合列宁讲的：构建新型社会……。

　　“一个国家，可有两种制度”是劝中国共产党放弃一党专制这样对中国国民党以及台湾各党派都有很大益处，劝其两党都放弃一党专政,列宁创建的一党专政对中国很不适用,只有“一国两制”才能对国家的统一，国家的向前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力。对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对中国人权的保护提出划时代的要求（要在承认现代民主的条件下）。自然中共是理解不了这些，美国人则更是想不到，他国也不具有这种神秘文化。比如；终而复始，一屈一伸相互感动生出利益来。又如金属棒在导线线圈里一屈一伸，产生电与磁的新能量来。在这里我将它神化一下，它是中华第二次出现黄河马龙献图，洛水神龟献书。它比齐天大圣地如意金箍棒更是神圣无比。是与天地俱生博大精深的理论，只可惜中共顽固的继承了列宁、毛泽东的一党专制理论,克服不了传统的红色封建王侯“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个人迷信思想，即：大小官员、臣民一概要服从无论是对与错的“金口玉律”，而无法权驭于这先进的一国两制理论，也无法正确使用它。使社会前进进程迟缓、倒退。在今天的大腐败下，更是难以应用这个用意曲折，根源深奥，貌似浅近，却很深远，博大精深的“一个国家，可有两种制度”真实内涵。它的内涵中包含着；“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才能身安国保，如果忘了危、亡、乱、安、存、治就相反变成危、亡、乱、情完全是在于人为。进退、存亡、得失就是最普通平凡的大道理。今天的大小官员早已被灯红酒绿靓女所击倒，人人忘本，个个腐化堕落。忘却了侵我中华烧杀奸淫我同胞的日本军队，忘却了一九五零年鸭绿江边的战火。他们连党的创始人毛泽东思想都不要了。怎么可能要这条来之百姓研究的“一国两制”的神化“武器”呢？（口号归口号，使用才是最主要的）我早在70年代总结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上研究出“一个国家，可有两种制度”时（写一个国家可有两种制度的建议信时）我才27岁。28年过去了，我不愿意披露它的真实内涵，它会给我带来许多不利的负面影响和麻烦。比如：中共一直在宣传它是邓小平创造的。1996年我看到《香港的昨天、今天、明天》一书后，几夜未能入眠，情急之下给作者写了一封信，随后又给江泽民写了创作“一个国家、可有两种制度”的前因以及研究它的历史源渊是什么，并对我建议信引用的小康社会作了解释“小康社会”仅仅只是个口号提法，不是思想理论，它与“天下为公”相悖，只是希望把中国农村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主张大剥削。并引用了周易中的卦爻，作了解释。直到近几年后电视台才说：“这只是邓小平的一句话，下面并无下文”。又有个老太婆在电视台上说：“除了邓小平，谁敢说这样的话”。过去舅爷劝我将这些写出来，他是1925年到苏联投身革命的，以后紧跟毛泽东进京。他对中国的古典故事知道的少，比如鬼谷子在他的进言秘诀劝谏之说中，谈到给大人物提出正确主意后，如被采纳，对进言人就会产生危险性。我在伊宁市与俄罗斯小学生，同上小学的时候，有位姓张体育教练（河南籍人）就给我讲了曹操与杨修的故事。而且我对《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早就熟记深解了。舅爷不理解这些，他的劝说我只是笑笑以蹈晦心计来圆我的中国梦。

　　四、 在这里要感谢那位中国共产党的大领袖务实派邓小平同志，为这个伟大，梦寐以求的“飞龙在天”的事业，创造了一个成功的开端，他使我真正做到了，“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中华民族近百年要寻找的“龙”，就是“一个国家，可有两种制度”我把《系辞》中讲的“潜龙勿用”变改为“潜龙托邓”，因为邓小平同志已具有代表中共七千万共产党人纠正了狂噪冒进，以及愚蠢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他是中国第二位拨乱世英雄，重大的国计民生建议信只有转交给他，他自然不会把中共数年错误思想“克隆”“继承”“禅让”下来。他打破了“红色封建王侯”权力终身制，这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的“天下为公”思想。让中国人民从此把握住时代脉搏同步前进。修正了僵化的私有产权问题，特别是一国两制的部分成功（指香港、澳门回归），使我有坚定的独特思想信心，我不求名，但求对祖国人民有利的“潜龙”（我这里所讲的“龙”不是人们所想当然从地下挖出恐龙白骨化石的龙）而是真正做到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天，有幸将这个神化“武器”降于我身，我有责任将它的真实内涵、外延，告白于中华各族人民。以求到；“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精确理论,探索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一个国家，可有两种制度”的精深理论最清晰点。虽说二十八年的奋斗，我损失了先祖高侍郎遗留的宅院（是司法腐败分子1991年4月15日伪造假裁定书干扰阻拦1990年8月28日的民事判决书主文的依法执行，给我家造成巨大损失）最终圆了我的中国梦。现在我将这些内涵告白于天下，也许会带来许多麻烦和危险，首先在国内会产生巨大震撼，不怀好意的会编妄言惑民。最主要的是在国际上会产生帝国主义民族的理论。但，顾不了那么多了，在这里我们只讨论中国的事情，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史。中华各族人民更是富有阶级斗争与外来侵略民族斗争的伟大光荣传统；中华民族更是具有科学试验，先进文化传播的伟大光荣传统；具有民主斗争以及爱好世界和平的伟大光荣传统；具有自秦始皇以来各兄弟民族大统一，大团结的伟大光荣传统。中华各兄弟民族就是这样，自始至终是沿着历史的长河而发展，它是按着大螺旋和数个小螺旋的方式前进着。尽管在各个阶段时期都会出现倒退，但是，总不会倒退到起始点，中华各兄弟民族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内高举民族统一，领土完整“一国两制”的旗帜，走上一条各兄弟民族融为一体的社会主义范畴的新中华民族的道路，即—“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注释：（1）1978年托师哲舅爷转交给邓小平的第一封建议信内容大致为：中国不该跟着苏联屁股后边跑，中国有中国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中国有许多不同于西方国家之处，中国应该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停止泛滥的阶级斗争口号。应该部分，部分搞整顿，全面搞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建议开放沿海如；福州、广州、深圳、青岛（没提上海是另有大原由）地区，把海外的现代科学与先进技术吸引进红色中华来，以此快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把农村建设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富余“小康”社会。停止农业学大寨口号，这种大言不渐的口号应该停止。其他内容同给华国锋的建议信一样。

　　〔2〕1979年3月得知邓小平从美国回来后，我写了一封托师哲舅爷转交给邓小平的建议信其内容是 “一个国家，可有两种制度”，信中列举了应该统一改革开放思想，提高中共党员思想觉悟。这封建议信费了大力气，参考了中国三千年前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斯大林的有关著作，毛泽东和孙中山有关著作如：新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和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政治纲领。〔3〕1986年秋我在“走巡”延安之前发出了给赵紫阳总理的上访信，　该信原件在法院的档案中未找到，说明国家己存档。原话内容为；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万万不可提倡“高工资”“高消费”对中华民族产生副作用的口号来。

　　〔4〕1988年在给邓小平上访信中我直接了当地说明当今的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理论是我率先提出来的。并以谏言形式提出：“要整法行律、整警治安。防止全国出现反革命的大暴乱”本着韩非子的“明君冶吏，不治民”的理论。揭示出基层卖买法律问题十分严重，并提醒邓副主席有意注意全国会出现反革命的大暴乱，请他注意赵紫阳的言论动向。并向他解释过去提出的军工生产民商轻工产品，都是蹈光养晦之计要让中国强大就得开发大西北，构建新的“长城”，这个长城决不是泛指山海关、嘉峪关。

　　〔5〕1996年6月1日我在山西临汾寄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上访信中控告：渭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民事判决书主文第二条不执行，而要执行晚于民事判决书一年后的假裁定书，控诉这些贪官不为民利，只为民害，不为民福，只为民祸只顾贪财没有穷尽，哪管损害百姓的根本合法利益！善良的老百姓总认为法院是公正讲理的“青天衙门，”哪料到竟干些卖法祸民的邪恶勾档。信中讲明了；“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一个国家，可有两种制度”理论都是我率先提出来的；并依据中国三千多年前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系辞>作了解释，又提出香港回归应邀请率先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我参加这一历史仪式。

　　〔6〕2001年元月国家建设发展委员会向全国人民征集来函建议信时，我写了十三条建议信寄于征集信函领导人。十三条建议内容简摘：一、改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为四年国民经济计划。二、以前的建议信中提出的是开发大西北，包括加强东北三省建设，如今提倡开发大西部就应先立法，先搞基础建设、农业、水利、畜牧、石油等……不要盲目地招商引商，堵塞掠夺骗取西部丰富资源的行为。三、对台湾推广简化汉字宣传。五、要求保留日寇侵华时遗留的炮弹、毒气、武器、为对中华民族后代进行为期200年长期教育。六、支持伊拉克人民反对掠夺资源的侵略战争。“其中支持伊拉克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就是我在1978年向中共首脑转交的建议信中所提出的‘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它的真实内涵中就包含着：‘中国人民永远是全世界中下阶层和被压迫民族的真实朋友。’美国这头绿林响马，总有一天会酿成大错”七、开发大西部，应该先立法，堵塞欺诈行为，避免国家和民众的经济遭大损失。八、要求生产方便群众的汉语电子词典。九、建议由工人自发组建联盟群体，以有力监督厂、矿、企业领导权以便取代虚设的假工会。十、下岗工人应有再深造学习的权力，各大专院校在录取学生时应取消年龄限制，十二、请求严厉打击党、政、军、公检法政府部门内的黑社会团伙。（信发出有半年时间打击黑社会势力才开始）。十三、早日修通西藏通往内地铁路，让帝国主义分子早日死了分裂西藏的野心。建议信函发出后至今该部门也未有任何表示。

　　〔7〕 2004年8月我把这份“自序”寄给了胡主席。

　　（8）管得死：在八十年代前，就中国粮食关系一例来说：“如有持不同的政见者，逃到外地，想要混上一口饭都难上难。没有粮食关系就把人置于死地。一人犯“罪”亲友统遭株连，子女不得入学和找工作。

　　统得死：从上到下是统一的一元化领导。不允许有持不同政见者，一旦出现不同的政见者，批斗，挂牌游大街示众。顶天立地的大元帅彭德怀就是例子。更何况一般平民百姓，普通学者谁敢持不同政见,张志新的惨死就是鲜活例子。

　　封得死：对国外新闻，国内忧事统统封闭，钳制人民口舌。大有与周历王监谤之巫，秦皇的巷议之禁。汉武帝的腹诽之罚苛政近相似。1976年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后称民主运动）和女英烈张志新被割喉管就是割了全国人民的民主喉舌。刘少奇，彭德怀等高级领导悲惨下场就是导致了思路堵塞、思想贫乏的根本原因所在。

　　*1一九七三年谶纬高手告诉我；马年是邓主持天下，到了九十年代是江姓男子主政天下，到虎年（1998年）大江泛滥，长江两岸解放军比百万雄师过大江时的人还要多。人人腰部都别有短枪（其实是手机、bp机）到鼠年你会看到红头发、黄头发、绿头发人满街跑,我说那不成了“妖怪”了？我问他江姓人执政完后边是谁？他说是老胡，我当时听成老“虎”问他再后耒呢？他说王…他要我注意当全国出瘟疫时　，有这么一个特殊演唱青年找我，他谈了要我注意一些秘诀。我最关注的是江姓人执政。他说此人从上海升起，我说那不是江青？他笑着说是男性。谶纬高手告诉我最重要是提防日本在廿一世纪卅年代要发动战争…

　　*2一九七三年九月谶纬高手同我谈毛泽东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仍然存在，战争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这条理论时谶纬高手说：战争会在西南边发生。我说西南部是阿富汗、尼泊尔。他说会在阿富汗发生战争。1982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我以为到此战事己完，谁料911后美国也以打拉登为借口入侵阿富汗。

(责任编辑：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