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有个名叫宾学超的民间反扒高手，他赶人多的公交车坐，经常一人在大街上转，十多年来，共协助公安部门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1200多人。

　　笔者也在公交车上被偷过，所以看到这一新闻，第一反应便是拍手称快，但是，经过感性宣泄之后的理性思考，笔者却感到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民间反扒高手。

　　反扒应该是便衣警察的职责，而不属于民间的高手。宾学超也知道，反扒工作危险性大，不定哪天就会被捅一刀，而且还有可能连累家人，这些都是民间反扒的尴尬。尽管他这样出于道德自律的民间反扒行为堪称义举，但是民间反扒缺乏执法权限和执法手段，甚至很容易出现过激状况。“南京反扒志愿者违法铐人”，“佛山反扒高手涉嫌故意伤害”，这些反面案例的出现，都折射出民间反扒正游走在道德与法律的边缘，处于争议的境地。

　　类似抓小偷这样保护公民安全、维持社会秩序的事是政府的事，而不能让公民自己保护自己。执法权的不合理放大极可能会造成责任的失效和权力的走样两大矛盾，造成从国家化走向私人化的危险，而一旦造成问题，又可能出现互相推诿、当事人受不到应有惩处的情况，导致问题继续出现。

　　我们不难看出，民间反扒这种私力救济方式其实是建立在对法治秩序不信任和不服从的基础之上的，民间反扒在多个地方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又反映了当前治安状况的隐忧，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当下法治的力量是不是过于薄弱？途径是不是不够通畅？成本是不是太高？效率是不是太低？公众不需要任何武功高强的民间反扒高手，而需要更多保护有力的便衣反扒警察。（孟桢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