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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高会
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校友作家牛汉、莫言、苏童、刘恒、毕淑敏、任洪渊、陶然、伊沙等一行8人，在“北师大校友作家返校日”活动中，围绕着“技术主义时代的文学”主题，对当前文学的处境、状况、责任和使命与北师大师生展开了热烈的对话。
文学:在尴尬中寻找出路
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健教授指出，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已置身于一个工具理性盛行的技术主义时代。技术主义时代对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张扬，对于严肃的文学艺术创造活动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与挑战。
著名作家莫言认为，在当前技术主义时代，人们放逐了人类最为可贵的精神资源——文学，失去了自己最好的精神导师，作为治疗人们心灵创伤的文学在消费浪潮的冲击下几乎溃不成军了。著名作家刘恒说文学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在当今社会里确实被边缘化了。目前文学更多的是娱乐，其知音多散布在大学校园中文系学生或一些失恋者中。
而著名诗人任洪渊进一步指出，在文学整体边缘化的现实中，诗歌的处境更为严峻，如今在诗意泛滥的同时也使诗歌遭遇了放逐，诗歌成了技术时代的弃儿。人类文明都打上了技术理性的烙印，而技术和工具只是人类“手”的一个外在的延伸，它促进和加深了我们对自然和宇宙的认识。但是，如今技术和工具正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人类灵魂最柔软的情感部分正在硬化、机械化。所以，我们应警惕工具对智慧的僭越，警惕作为工具的“手”对“心”的代替和主宰。
文学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则从学理入手，指出当前谈论“技术主义时代的文学”的必要性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技术主义”既是时代之病，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二是相对于技术主义的社会与文化价值观，文学作为人文主义思想的载体显得更为重要；三是目前文学本身也被技术主义的暴力所挟制了，具有明显的商品化、娱乐化、技术化的特征。当社会既要求文学承担人文思想价值的传播，又要求它迅速世俗化以适应网络化社会现实时，文学就陷入了矛盾而尴尬的处境，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文学的现状、职责和命运，并为其寻找出路。
杞人忧天:“文学消亡”
莫言认为，在技术主义盛行的时代中，文学价值不应被弱化而应得到强调。因为，文学对我们来说，小而言之，是个人的追求，大而言之，是社会、人类、宇宙生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也可以说是我们个体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文学的边缘化也就意味着作家的职责更重了。
而著名诗人伊沙在反驳“文学消亡论”时指出，“技术主义时代的文学”或“数字时代的文学”这样的命题，在我看来既是问题又不是问题。放眼看去，太多的杞人忧天，太多的庸人自扰！有人恶搞诗歌，有人质疑诗人的存在，有人宣布“文学死了”……这些皆为小丑之举，与文学的真相无关。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代(那是什么主义时代呢？)，肯定没有人站出来说“文学死了”，因为压根儿就没有“文学”这个词——这个行当也没有！曹雪芹为什么还要写？又没有出版(这个行当同样也没有)，又没有稿费，举家食粥照样写？为什么？他疯啦？那好，就算他是一个疯子吧！我想，我们就该尝试着去做这样的疯子！文学的生命从来就是在这样的疯子身上！文学是很单纯的事业，单纯到就是写——不要管他是在什么时代！
张健教授则坚信，只要人们还需要表达、诉说、呼喊和讴歌，文学将永远不会丧失它存在的价值。作为人文理想和社会良知重要承担者的作家，在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时代其责任和使命也更加重大。
文学价值必须回归
文艺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指出，从总体来看，文学的价值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从浅层次来说，当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对人们的价值判断和心理习惯造成冲击，而文学无疑是治疗人们的心理、道德和价值危机的有效“药方”；从较深层次来说，文学承载了审美和人文教育的职责，起着矫正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价值观的作用，同时也是建设现代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技术主义时代更需要文学价值的回归。
七月派著名老诗人牛汉则认为，文学是人类灵魂的呼喊，是人类生命的书写，只要有人存在，文学的价值就存在于人的生命展开的过程当中，因而文学是人的成长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文学是与个人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他还说，不管工具理性主义多么盛行，不管消费主义浪潮如何汹涌，自己1.91米的个头，天生就是自高自大，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低头弯腰，始终要保持诗人站立的姿态，坚守文学的价值。
而著名作家刘恒坚信，尽管我们处于工具理性主义盛行的时代之中，但文学对人灵魂的抚慰依然如故。作家不仅治疗自己的心灵，还可以治疗别人的心灵。所以，文学小之可以安身立命，大之可以为社会国家做贡献。作家要坚守自己的灵魂和文学的价值立场，边缘化并不代表作家可以卸下身上的重担。
著名作家苏童则从自身创作经验来谈文学的价值。他认为文学有时就如同回母校，是为了寻找某种记忆，而创作有时就是一次次“回家”，有时又如同一次次远行。无论回归还是远行，家始终在那里，我们必须寻找并有所归依，而文学则是我们精神返乡的引领者。
作家的历史使命
莫言强调作家应担负起历史的使命。只要世上还存在着不合理、不公正，只要还存在痛苦和不幸，只要老百姓还需要我们去说话，那我们就有责任去用思想的炮火、语言的炮火和文学的炮火，向一切黑暗发起攻击，把这些不合理的东西找出来，剖析它、批判它，让人们认识到什么才是真、善、美，以此彰显文学的人文社会价值。
苏童认为创作过程也是对“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疏离或超越的过程。作家应始终满怀热情、陈述理想，丰富心灵。而作家的心灵世界有两个，一个应付日常生活，另一个用于幻想而沉浸于另一个世界。写作正是为自己或读者的心灵世界提供生命。
张清华教授指出，技术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僵化和实利的价值观。但文学不能为了适应“网络化阅读”或者“娱乐化需求”的市场，就放弃其人文本质；不能因为要彰显自己的写作经验和叙事才华，就沉湎于技术的张扬中。因此，作家要为维护传统价值观、社会公正和人的尊严而写作，要为建立普遍的精神良知而写作，在自觉反对技术主义、商业规则和娱乐趣味的同时也反对自我重复。
文学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指出，技术主义时代的大众更需要抒情，更需要人文精神，而不是泛滥了的“身体”。文学作品的质量是艺术性和精神价值的融合，作家与批评家都应该追求文学价值和经济价值和谐一致。一个真正的作家不能把写作搞成了表演而流于油滑。应该让文学更加“干净”地进入市场，防止从以前对读者的精神引导滑入欲望引诱。
著名女作家毕淑敏通过讲述自己从医学转向文学的经历，来说明人心之于文学的渴望，进而指出作家坚守“文学精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香港文学》主编、作家陶然则认为“坚守”正是当今作家应有的一种积极姿态。
图:牛汉、莫言、刘恒、苏童、毕淑敏、张健、童庆炳、任洪渊字体显示：大 中 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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