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路弯弯

　　作者：杨云均

　　一、楔子

　　老家在大巴山脉深处。“看得见，喊得应，跑断腿。”便是这里的真实写照。前辈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开门就是一座大山，抬头望见巴掌大的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没想过也不敢想这样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山里与山外的唯一联系通道便是那条隐藏在群山之间似有似无的羊肠小道，与它相连的，是一条同样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的宽宽的碎石土公路。这条公路在九十年代变成了柏油马路，现在则是宽阔的水泥路。我曾惊异于它的伟大、神秘，不知它来自哪里，又去向何方。它像一位沉默的智者，用自身的伟大经历向人们诠释着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更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大度地吸纳着沿途所有的涓涓细流，一同奔向远方的大海。

　　二、三间土墙茅草屋

　　1979年，在大爸、二爸、幺爸及乡邻们的帮助下，爸爸妈妈在老屋对面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筑起了三间土墙茅草屋。为了照顾年幼的我和弟弟，年近七旬的奶奶和我们住在了一起，加上姐姐，我们一家六口住在这房子里，冬暖夏凉，和原来二十几口人挤在一起的大家庭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于是，我和弟弟有了自己的一张床，虽是用木头绑的，铺着稻草，但我们躺在上面那高兴劲儿，绝对比现在躺在“席梦思”上要好一百倍。更令我们兴奋的，则是那用枯草盖的屋顶，因为那是鸟儿们做窝的理想场所，自然也是我们眼光停留得最多的地方。麻雀蛋可以烧着吃，小麻雀则是最佳的玩具，因此，掏鸟窝就成了我和弟弟最快乐的事情。虽然常常因为掏漏了屋顶而挨了不少骂，甚至挨揍，但我们依然乐此不疲。掏麻雀窝时，如果运气实在好，有时可以掏出乌梢蛇或菜花蛇来。只有这时，妈妈才会给予我们罕见的夸奖。她长吁一口气，说，要是掉到床上，那才吓死人呢。对于掏麻雀，奶奶却有一个说法，捉了麻雀，以后写字手会抖的。哎，现在我的字还不如小学三年级的女儿，不知是不是小时候捉麻雀太多的报应。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只要不碰上龙卷风之类，就不打紧。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描写的风卷茅草漫天舞的凄惨景象，到父辈们这一代早已不复存在。最令我们恐惧的当是暴雨天气，由于地势原因，天上下大雨，屋内漫洪水。有时候半夜醒来，水已漫到床边。于是，全家老少总动员，锅碗瓢盆齐上阵。待水排干时，天已大亮，人也成了落汤鸡。我们只好眼巴巴地盼望着一个大晴天，好晾晒那些湿透的东西，以及我们那同样湿漉漉的心情。

　　现在想来，老天爷还是蛮眷顾我们的。那土墙浸泡多时，基脚怕早已松软，裂缝那么宽，有的地方只有一根木棒撑着，但七八米高的土墙就没有塌过。房屋两侧曾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滑坡、泥石流多次，所过之处，犹如摧枯拉朽。有一次，汹涌的泥石流顷刻间便吞掉我家的一头大水牛，当然，也吞掉了父母的恸哭和那年全家的希望。纵然如此，屋背后的那座山坡始终牢牢地护着我们那三间土墙茅草屋。

　　三、香香喷的碗碗饭

　　儿时关于吃的记忆，似乎很贫乏，无非是掰包谷时吃包谷粑或喝包谷羹；割麦子时嚼麦粑或吃麦米饭；挖红苕时就终日啃红苕；但收谷子时却并不总是吃白米饭，而我们却只对白米饭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为那东西实在太少。曾有一年，记得还没上小学，我们一家六口人的稻谷被我和姐姐及二弟很轻易地背了回去。于是，如何用那点可怜的谷子支撑漫长的一年，着实让爸爸妈妈伤透了脑筋。于是，碗碗饭便应运而生。

　　挖红苕那个季节的碗碗饭，记得最清楚。煮红苕时，妈妈用搪瓷碗盛点大米，掺满水，放进锑锅里。红苕熟了，米饭也就好了。锅盖一揭，一股米饭所特有的香气喷鼻而来，那饱满的饭粒晶莹、润泽，如珍珠，似白玉。我们的眼珠全都突兀而出，喉咙不停地蠕动，只听到不知是谁的肚子在咕咕地叫着。但是，还不能吃，必须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我们狼吞虎咽地解决完一两个红苕（其它季节，则是一两碗玉米粥或一两个麦粑）作为垫底后，妈妈便将那一碗白米饭分为四份，后来有了三弟，就分为五份了。里面自然没有父母的份。而奶奶那份，一到她碗里，便常常很自然地照顾给了我们。姐姐呢，也总只是尝一口，便分给我们。说是不喜欢吃米饭，还是红苕甜。那时的我，信以为真，也不懂得谦虚，就那么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只是偶尔也会看见奶奶或姐姐用力地把搪瓷碗上粘着的饭粒抠下来，放进嘴里，才模模糊糊地明白其中的缘由。那时，我们总是睁着一双双饥饿的大眼睛，搜寻着一切可以喂进嘴里的东西。与我年龄相仿的一个堂兄，就曾误食拌了鼠药的红苕块而死去。伯母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至今仍回荡在耳边。当时，妈妈把我们紧紧搂在怀里，满脸忧伤，陪着掉泪。

　　后来，田土分到了每家每户，人们各干各的，家里粮食才慢慢有了节余，但父母依然保持着蒸碗碗饭的习惯。吃碗碗饭的经历，漫长而甜蜜，一直持续到我初中毕业。从那以后，全家才真正实现了同锅同食的“伟大目标”。不过，父母依然想尽一切办法从他们嘴里省下一切我们认为美味的东西。那时，我们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那逐渐长高长壮的身体，正在日复一日地蚕食着父母们那曾经旺盛的生命与精力。待猛然醒悟，奶奶已离我们而去，父母也白发苍苍，青春不在。

　　四、一件“的确凉”

　　1981年9月1日，我终于有机会走出大山了。现在想来，这是我人生最为关键的一步——虽然我的生活不精彩，也不算耀眼。

　　头天，妈妈第一次给我穿上一件没有补过的衣服，听说是舅舅穿不得的“的确凉”。穿上它，衣袖直掉到膝盖，正如三国里描写刘备一样 “垂手过膝”，只可惜我不是“双耳垂肩，目光如炬”，要不然多少也有点富贵相；衣边老长，简直可以当裙子——虽然那时还没有这个概念。但和以前的衣服相比，简直就是一件新衣。帮我收拾好后，妈妈说，别人问你的话，就说是旧的！旧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至今都没有想明白这个道理。

　　果然，同伴们都围过来，很仔细地研究这件大得出奇的衣服。他们很羡慕地说，小军，你穿新衣裳了。我害羞夹着自豪，告诉他们，这只是一件旧衣裳，叫的确凉。“的确凉”？他们全都茫然。有个不知趣的家伙伸手想来摸一摸，叫我一下子打得缩了回去。那天下午，一向是孩子王的我，破裂地坐在旁边看他们疯玩。回到家，妈妈见衣服干净如初，直夸我懂事。

　　第二天，我穿着的确凉，挎上妈妈用四块小手帕缝成的新书包，跟着姐姐，翻过一座又一座山梁，淌过一条又一条小溪，终于在我筋疲力尽之时，到了那个人们称为“学校”的地方。一位扎辫子的年轻女老师也很惊奇地瞅着我的衣服，还用手捏了捏。我说，这是旧衣裳，叫的确凉。老师说，我当然知道。然后给我报名。看着我的打扮及秀气的脸庞，她皱了皱眉，怎么是个男孩子的名字？我本来就是男的，我大声纠正。老师乐得哈哈大笑，摸着我脑袋，直夸我聪明，说我将来准有出息。当我回家讲给妈妈听时，她那因长年劳累而过早布满皱纹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灿烂的笑容。只是我不知道我现在这种处境算不算有出息呢？如果是，我怎么老感觉自己活得蹉跎呢？如果不是，岂不喜辜负了老师那“伟大”的预言？

　　以后，这件的确凉就了我的拜客衣服，每逢重大节日，我便会穿着它出现在朋友面前。后来，它又成了二弟的便服，再后来，它就成了三弟的尿布。我引以为豪的的确凉就这样完成了它的光荣使命。

　　五、哭泣的手表

　　1985年，姐姐小学毕业了。看着家里两个读书的弟弟，还在地上爬的三弟，辛苦操劳的父母，年迈的奶奶，姐姐没再提读书的事，开始承担起一般农村家庭里作为老大的那份责任。姐姐很想买一块手表，去看过好多次，要三十几块。可每学期还在为十来块学费发愁的爸爸妈妈哪能答应呢？姐姐说，我不要你们拿，只要你们同意就行。

　　于是，姐姐每天放牛时，就割两捆柴回来，晾干后，把最好的挑出来捆好，赶集时，背一捆到三四十里外的镇上去卖，一次也能卖个三块多。有一个星期天，我也嚷着要去，拗不过我，姐姐只好同意。鸡叫第二遍，我就背上一捆姐姐为我准备好的黄豆梗，打着火把出发了。没想到，许许多多的火把陆续出现在大山里，如蜿蜒的火龙，煞是壮观，伴随着欢歌笑语，一路走来许许多多的人，有的背着柴，有的挑着柴，有的扛着树木。我们一路翻山越岭，淌水过河。在那狭窄的羊肠小道上，我不知被绊倒多少次，也不知有多少次想把柴扔在半路。但每次都是姐姐用她温暖的手扶起我，帮我擦去汗水与泪水，有时还帮我把柴抱着走一段路，好让我歇息一下。

　　到达镇上，天已大亮，柴市上挤满了卖柴与买柴的人。那天，我挣到人生的“第一桶金”——我有两块贰角五分钱了。虽然肩膀红肿疼痛不已，但那高兴劲儿，就是现在每月领五六百也没法比。回家时，我花掉一角五买了三个泡粑。奶奶一个，二弟一个，三弟一个。那天，我理直气壮地当了一回大哥，也幸福地体会到了孝敬的滋味。

　　半年后，姐姐终于买回来一块手表，这确实让我们高兴了好久，也让她的好姐妹们着实羡慕了一番，并引起她们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讨论。可不久，我和二弟偷出去向小朋友们炫耀时，丢了。姐姐哭得很伤心，但她没怪我们，从而让我们免了一顿暴揍。当时我想，以后挣了钱，我一定会还她一块最好的手表。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姐姐还是没能戴上我买的手表。以前是没钱，工作时是忘了，现在早已不兴那玩意。不过，就我现在几百元的月收入，估计奋斗一辈子，也买不上一块“最好”的手表。哎，当时我怎么那么不知天高地厚，要无端地许一个“买最好的手表”的诺言？一块“漂亮的手表”不就行了么？虽然姐姐早已忘却，那哭泣的手表却始终尘封在我记忆的海底里。

　　手表没有了，但那年全村却发生了两件有史以来最令人振奋的事，让我们暂时忘却了心中的不快。先是“世行”提供无息贷款给我们安装了自来水。接着又在崇山峻岭之间架起电线杆引来电。水笼头一拧，白花花的的山泉水就流了出来；开关一拉，咔察一声，整个房间如同白昼。我私下里问当队长的幺爸，“世行”是谁呀。他愣了一下，说是外国的一位好心人，帮咱们呢。奶奶笑得合不拢嘴，啧啧赞叹不已，说真是过上好日子了，要是你爷爷还在，他才高兴呢，只可惜他短命，得个小病就走了。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幺爸对她说。

　　六、永远的旅行者

　　1989年，作为全村第一个“吃皇粮”的人，我考上县城师范学校，在全村引起一场不小的轰动。时隔两年，二弟也考上师范，引起一场更不小的轰动。父母一下子成了名人，走在路上人们都会说，看，就是他们家出了两个老师呢。

　　由于我们家有三个人在读书，加之奶奶年迈休弱，爸爸妈妈纵然长年劳累，也难以支撑全家生活。于是，只好同意早就向往打工生活的姐姐外出打工。上学那天，乡亲们敲锣打鼓把我送出好远好远。爸爸妈妈把我和姐姐送上车还不肯回头。车子移动了，回头望去，那一座青山离我们越来越远，父母那挥舞双手的身影渐渐迷糊在泪眼中。在车站与姐姐话别时，她对我说，别忘了常常给家里写信。我不经意地一抬头，她竟然泪眼婆娑。当时，我有些笑话她，父母又不认识字，写信有什么用呢？还认为她太女孩子气，又不是生离死别，还流什么泪？哎，现在想想，我那时真是聪明过余了。

　　毕业后，我回到曾经就读过的小学。后来，二弟也回到了这里。看着那一双双如饥似渴的眼睛，我仿佛看到当年自己坐在课堂里的情景。每天和山里的孩子们一样，步行二十几里山路赶到学校。出门时是孤身一人，到校时，前后却跟了很长一支队伍。我似乎习惯了这种天天爬山涉水两头不见太阳的生活。然而，女朋友却在逐渐改变着我的生活。

　　女朋友来自山外比较发达的地区，那里有宽宽的柏油马路，高高的楼房，便利的交通。初到我家，还以为走进了原始社会。更为糟糕的是，她的脚在爬山时扭伤了，不能行走。于是，爸爸绑了一副滑杆，和我一起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几个小时，把她送到了马路上。

　　因为女朋友的脚不适合在山路上行走，而我那双宽大的脚却很适合于柏油马路。于是，我耗费了两三年的青春和血汗，终于使自己的脚可以和坎坷的山路说拜拜了，但二弟还得在那里继续着他的事业。离开老家那天，妈妈默不作声，用一只蛇皮口袋帮我整理行装。奶奶坐在门坎上，戚戚地望着我，什么也没说。她是那么疼我，而我，在她年老时，却要离开她，去寻找自己的生活。我向她们跪下，磕了一个头，说，妈，婆婆，我以后不能常在你们身边，我走了。说完，我扛起那装满沉甸甸的母爱的口袋，头也不回，向那弯弯的山路的那头奔去。我不敢回头，怕看见奶奶那用衣袖擦眼泪的伤心情景，怕看见风中妈妈虚弱的身影，更怕瞧见秋风掠起的她那斑白的头发。

　　从此，这条弯弯的山路便成了我一生都走不完的旅程。一头是生养我的亲人，一头是我生命的第二个港湾。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逃兵，亲人年老了，我却要离开他们；家乡依然贫困，我却不能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一两年后，奶奶便撒手而去。听说她最后一句话是：哎，什么福都享过了，以前地主都没有我过得好，没啥不放心的。可是，我心中却有一个永远的遗憾。奶奶生前未曾走出过大山。当我给她讲山外的汽车、高楼、霓虹灯时，她浑浊的眼里闪过一丝光。我说，今后，我接你到城里去耍，去坐汽车。奶奶呵呵一笑，说，那才好呢，只是路不好走，怕是去不了。现在，奶奶走了，带着我的遗憾，永远地走了。

　　七、爸爸的新房梦

　　1994年，爸爸提出要建新房。我表示坚决反对。我说，你看，姐姐都出嫁了，不会再回来住；二弟也考上师范，绝对是不会回来住的；至于三弟，随着这个形势，估计也不会住到这个山沟沟里的。到时，谁来住呀？家里没什么劳力，就你们两个，不累垮才怪呢；再说，我每月一二百元的收入，也帮不上啥忙。

　　爸爸低着头，沉着脸，不说话。妈妈说，你们都不回来，我们也还年轻，才四十几岁，还有几十年的活头呢。你看街上那些楼房，住起来好安逸。我们也想住一住楼房，看看是啥滋味。哪个愿意一辈子住在这又黑又矮的土墙茅草房里？至于钱嘛，我们自己想办法，原先那么困难都过来了，我们还怕啥？哪个指望你那点工资？你今后还要成家呢，只要不向家里伸手就行。再说，现在队上都要修，不借这个机会，以后想修都难得很。

　　我鼻子酸酸的，不再说什么。爸爸脸上露出笑容，出去张罗他的事去了。

　　于是，爸爸和大伯、二伯、幺爸以及队上其他留在家里的男女老少们，通过肩挑背扛，硬是把两三吨重的碎石机从几十里的山外请了进来，尔后，又请来打砖机。试机那天，好多人围在旁边。奶奶惊叹不已，这铁东西真不得了，一砣大石头放进去，出来就变成小石子儿！ 听得大家哈哈大笑。从此，寂静的大山里，轰鸣不断的机器声，叮叮当当的铁锤声，人们粗犷的吼山声，形成一曲天然的奔小康的合奏曲。

　　碎石准备好后，父辈们又用坚强的肩膀，从山外扛进一两百吨水泥。一百斤一包的水泥，在他们肩上一扛，便是二十几里山路。他们一步一步丈量着祖辈们未曾走完的路，汗珠子一颗颗摔在脚下那坚实的崎岖小路上。他们扛着一包包沉重水泥，向山沟沟里的那个家走去，也扛着一份份实实在在的希望，向着未来奔去。

　　就这样，五六百个日出日落，数千吨的碎石，上十万块水泥砖，四五千包水泥……经过父辈们的窄窄的肩膀，非同寻常的血与汗，凝结成了全队近二十幢楼房。

　　落成典礼那天晚上，我陪着父亲，一直待到很晚很晚。他从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从一楼走到二楼，深情的目光从一个角落移到另一个角落，布满老茧的双手抚摸着每一块能摸到的水泥砖。我伸手抚摸着爸爸抚过的水泥砖，粗糙的表面刺得我细嫩的皮肤生疼，凉凉的，直透心脾；暖暖的，令我热血沸腾。

　　八、曲折求索路

　　当年，由于条件限制，我和二弟没能上高中，考大学。中师毕业后，我参加自考，考完专科，又接着考本科。二弟更是后来居上，硕果累累。那天，他对我说，哥，我真后悔报考师范。

　　后悔？现在不很好吗？我感到很惊讶，想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二弟叹口气，是的，生活在这个穷乡僻壤，人都没了志气。当老师真的很可怜，就拿你来说吧，只想调动一下工作，只想和自己的老婆呆在一起，多正常的事，可花了多大的代价啊？我也只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来改变生活处境。考完了专科考本科，可有什么用？我又去过英语四级，再过六级，生活一点没变，反倒欠了一屁股的帐。世上哪有什么伯乐啊？我不想就这么过下去！我也不想像你一样，去求爷爷告奶奶，低三下四的找人说好话。

　　我感到无地自容，对他说，要不，你去考公务员，像那些同事一样？

　　我才不去考公务员，我要考研究生，考不上就辞职，不信出去就找不了这几百块活命钱。二弟语气很坚定，反而做起我的工作来，哥，你就打算一辈子在这没有前途的岗位上终老吗？那点可怜的工资能做什么用？更何况常常不兑现。你呀，缺乏的就是一股闯劲。也去试一试吧。

　　我无言以对，只好说，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是的，牛奶和面包都会有的。二弟讽刺道。教学之余，又扑在了考研上。我呢，依然天天踏上那三尺讲台。

　　2003年秋，当了几十年队长的幺爸打电话来，说起人们盼了几十年的修路的事儿。我一听，非常高兴。幺爸又说，出去打工的都愿出钱，已经到位了。你也算是咱们老家出去的一个人才吧，能不能捐点钱，今后要刻碑的。

　　天啊，我也算个人才？我不由羞愧难当。我说，幺爸，我愧对乡亲们，帮不上什么忙，但修路，也算我一份。我捐半个月的工资，买几包水泥吧。刻碑的事儿，就算了，太丢人。

　　半个月？是好多哟？幺爸很高兴。

　　就两三百元吧。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叹息，很失望，哎，你也够难的，就这样吧。

　　于是，幺爸领着家里仅剩下的一帮“三八七零拐部队”，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硬是在云雾缭绕的山间打通了一条宽四米,长二十几里的村级公路，还架起了五座桥。

　　那天，妈妈打话来，小军，公路修好了。她显得无比高兴，也充满期待，你可以把摩托车骑回来了！

　　我说，好的。星期天我就回来一趟。放下电话，心中久久不能平静，盼了几辈人的公路终于修通了，横在发展与落后之间的那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在父辈们手中彻底消失。从此，山里山外，联系将更加紧密。我也知道，从搁下电话开始，母亲的目光便系在了我回家的那条路上。

　　星期天，我不顾劳顿，骑了两百来里路，终于到了那条公路。我的天，这就是那条我日思夜想的公路吗？路面凹凸不平，只是比原来宽了许多而已。我真担心我能否在这路面上驾驭我的坐骑。正犹豫时，儿时的好友铁树骑着摩托从后而来。朋友相见，分外亲热。他说，公路修通后，好多人都买了车。现在上街方便得很，买东西有人送上门，卖东西用车就可以拉到街上。最后，他将我的摩托车骑过那段险峻的山路后，再交给我骑。他骑着车在路上上下跳跃，左突右拐，就如冰上舞蹈一般，优美，流畅，令人紧张而赏心悦目。看得我这个有着多年驾龄的老车手目瞪口呆，自叹弗如。

　　支公路的尽头，便是我家的地坝。下得车来，妈妈早已等候在那里，说，幺儿，你回来了？我心里酸涩不已。爸爸帮我把车停好后，说，下次回来，路面肯定会好很多。这路真是好，如今卖粮食、卖肥猪再也不愁了。人家一车就开拢屋，可以节约好多钱呢。

　　看得出，为了修路，爸爸妈妈已老了许多，但他们却显得精神矍铄。谈起今后的生活，他们比我的想像还丰富，妈妈甚至说，以后周围的几个村连通了，攒点钱，让你三弟买辆车来开，专门跑这段路，收入肯定不错。他们能有这样远大的理想，我还能说什么呢？

　　九、我们的康庄大道

　　2006年夏天，川渝两地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袭击。山里的泉水成了救命水。家家拧紧水笼头，眼睁睁地看着田地里的庄稼枯死，却让白花花的泉水流进山外来的运水车。看着每天往返数趟的运水车，村民们乐呵呵地说，我们终于也可以奉献一回了。

　　就在这一年，经过三次努力，二弟也终于如愿以偿，收到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的研究生入学通知书。那天，我们兄弟相聚，谈了很多。他说，哥，如果这次考不上，我连自杀的心都有。我赶紧说，至于吗？这么多人都这么过来了。他说，哥，你不知道，我那六七百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三口，难啊。去年的一百多元奖金到现在还没兑现。父母都老了，我拿什么去赡养他们？我心里苦啊，哥。我们学校已经走了五六个人，我也得趁年青，好好奋斗，不成功，便成仁。现在我要走了，要去挣点学费。家里是顾不上了，姐姐和三弟在外打工，只能糊口，没啥着落，爸爸妈妈还望你多照顾。

　　听着他的话，想想自己，我也不禁泪眼朦胧，声音哽咽。我说，是的，如今老师真不好当，社会不理解，学生太难教，压力太大，但总得要有人当老师啊，我怕是要干到老了。情况总会好起来的。现在不是比刚参加工作是好多了吗？

　　二弟走后不久，已经升任村主任的幺爸打来电话说，现在新农村建设，县里决定投资给我们修水泥路，但要我们自己出一半。算下来，得人平一千五百多呢，看来只好算了。不过，以后会有机会的。哦，顺便告诉你一声，乡里组织去新疆拣棉花，我带队，你妈也要去。

　　什么？妈妈也要去新疆？我赶紧给妈妈打电话。我说，妈，你都快六十的人了，条件那么差，你吃得消吗？再说，你去打工，别人怎么说我们几兄弟啊？

　　没想到，妈妈去意已决。她说，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出过远门呢，再说，政府出路费，为什么不去？我要去坐火车啰，你还没有坐过吧……妈妈乐呵呵地问我。坐过？除了在电视及其它媒体上，我还没有见过呢。看来，我是没法说服她了。

　　待无急匆匆地赶回家时，妈妈已和一帮老头老太婆去了新疆。家里只剩下爸爸一人。我说，爸，你一人在家，挺累的。把猪全卖掉，田地也不要种了吧。

　　爸爸一听，急了，那哪行呢？今年大旱，好多人都没养猪，价格肯定要涨上去。这二十几条猪，还是喂起。田土嘛，现在又不完公粮，我还要多种些，把别人不做的都拿过来。你想，我们农民哪有这么好的命？种田不交公粮，政府还要发补贴！再说，你妈出去挣钱，我还好意思在屋头耍起？修水泥路，要好多钱呢。……他向我谈了他的计划，养猪、种田、栽榨菜……看来，我又得无功而返。

　　我把情况告诉给在温州打工的姐姐和三弟。姐姐非常伤心地说，妈妈一生辛劳，没想到老了还要外出打工受苦。三弟说，我们在这里一天要做十七八个钟头的活儿，工作环境相当糟糕，每月才挣千多块。姐姐姐夫都病了，现在一直在借钱来治病，又不能请假，一请工作就没有了，更别说报帐的事。我非常气愤，高声说道，不是有《劳动法》吗？不是颁布了好多保护农民工的法律吗？……

　　法律？弟弟苦笑一声，有谁来管啊？告状还得花钱，我们打工仔花不起。但愿妈妈不要累倒就算万幸。

　　我心里沉甸甸的，心儿飞到了那遥远的“是个好地方”的新疆，也飞到了那繁华的农民工们向往的大都市里。刚搁下电话，远在上海的二弟就打电话来。我把家里和姐姐们的情况给他讲了一下。他很是为妈妈担心。说到打工者的命运，他说，我国还远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但法制正在逐渐完善。法律和现实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听听，入学还没多久，就满口的“法”了。

　　他对我说，哥，上海这地方，真是个国际大都市，只要你肯干，随便干点什么就能挣个千儿八百。你教了十几年的书，工作那么辛苦、认真，每月才八九百。一辈子呆在那个小地方，太不值，出来走走吧。我在这里每天除了上课，还要做三个小时的家教。感觉很累，但累得充实，也累得有希望。

　　我说，你说得也有道理，但情况总会好起来的，听说最近就要长工资。我已打定主意在三尺讲台上站一辈子了。家里要修水泥路，说不定，你明年回来时，那条弯弯拐拐、崎岖不平的山路就会变成一条康庄大道。

　　康庄大道？二弟笑了一笑，说，是的，哥，我们都在为创造一条康庄大道而努力。

(责任编辑：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