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谁”与“还原鲁迅”

　　现在的青年人已经很少知道鲁迅了，即使知道，也是“横眉冷对”的形象，不可亲，不可近。其实，鲁迅以他的崇高人格和伟大精神为我们熟知，但生活中的鲁迅是很有情趣的。

　　撰稿／沈嘉禄（记者）

　　对当下不少年轻人而言，“鲁迅”是遥远而陌生的一个符号；而对他们的父辈而言，“鲁迅”则如雷灌耳，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存在，一面在疾风中飘扬的旗帜。

　　在刚刚结束的2006上海金秋文艺座谈会上，上海文广集团的领导与首批征集精品剧本的作者很隆重地签下合作意向书。第一批入选的28个剧本中，记者特别关注到，曾创作过电影剧本《邓小平1928》的上海作家谷白（顾绍文）有两个作品入围，一个是电影剧本《升平街记事》，另一个是与陈吉合作、试图“还原”真实鲁迅的40集电视剧本《中国文豪》。针对“鲁迅是谁”到“还原鲁迅”，谷白将有着怎样的“形象化解读”？

　　在沪西的建国西路一幢公寓楼里，谷白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过去一年里，他阅读了大量的鲁迅研究资料，包括鲁迅全集及同时代人的回忆录。这些书籍都满堆在窗台上和一张大沙发里，谷白首先向记者表示，建国以来的半个世纪，甚至可以上溯到鲁迅逝世之初及不久的40年代，对鲁迅的解读就一直受到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今天再对70年前离我们而去的文豪、思想先驱作一次形象还原，则不能不将他从神的位置移至人的位置。因为每个中国人都不会怀疑，鲁迅的思想是整个民族的精神财富。为了延长和扩散这个“人”的影响力，就必须让人们认识并热爱一个真实的鲁迅。

　　据记者了解，这次签约的剧本都是完成稿，只有《中国文豪》是提纲，但它获得了评委的较高票数，这说明还原鲁迅不仅是鲁研界也是市场（或许最能代表民众意愿）的期待。

　　鲁迅后人为作者解禁

　　记者：最近我看到周海婴写的一篇文章，他也热切地希望还原鲁迅的真实形象，鲁迅不只有“横眉怒对”的一面，不总是一个“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战士”，生活中的鲁迅是一个“幽默风趣，和蔼可亲”的人，一个充满感情的父亲。周海婴甚至还提议2006年为21世纪普及鲁迅元年。从写《鲁迅与我七十年》到现在，至少在最近10年中，他一直在作“还原”的努力，我想这也是鲁迅研究在今天学术背景下的必然反映。那么你本人怎么会产生这样的创作冲动？

　　谷白：我很小就喜欢读鲁迅的作品，作为一个以小说创作进入文坛的写作者，我也曾多次想过这个问题：鲁迅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在为这次创作做准备的系统阅读中，我们深切地发现作为伟人的鲁迅其实又是人世间的一个普通存在，而且个性极强，“还原”他，很有意思，很有意义，当然也非常难。如果能真实地完整地“还原”鲁迅，让他以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出现在公众面前，也许会产生更大的文化影响和精神感染力。

　　记者：怎么会想起写这个剧本呢？

　　谷白：2004年，上影厂拍过一部反映鲁迅最后3年生活的电影，据说剧本作者写了4年，八易其稿。电影拍成后鲁迅家属不很满意。后来鲁迅的孙子周令飞找到我，约我另写一个电视连续剧，全景式地从诞生写到去世。上影集团的领导任仲伦和汪天云也希望我来写。

　　记者：在你们创作这个剧本时，鲁迅后人有没有提出某种要求？

　　谷白：我们问过周令飞，有什么不可以写的？他回答得很干脆：没有。只提了两点，全景式地写，从诞生到去世。另一点，最大限度地还原鲁迅，不要戏说。后来我们跟他接触，确实是没有任何忌讳，照上海人的说法就是一点也不疙瘩。举一例，鲁迅去世前不久想迁居租界，由许广平和胡风陪着去淮海路一条新式里弄看房子，许广平看到房子的三楼天花板上有一只挂蚊帐的铁钩，非常满意。出了门，鲁迅跟胡风说：“这么好的房子，她就只看到一只钩子。”这一细节极富意味，又很真实地反映了许广平与鲁迅的关系，或者说相处的状态罢。但鲁迅的话里含有对许广平的讥讽和贬意……周令飞听了表示当然可以写。他不像有些名人家属，一点也不让写有损于长辈形象的细节。

　　批评鲁迅不是还原的唯一路径

　　记者：曹聚仁是鲁迅的朋友，有一次鲁迅造访他家，看到他收藏了不少鲁迅的著作，就问：你是否要为我写传？曹聚仁承认有这个想法，鲁迅也默认了。但鲁迅去世后，曹聚仁只编了一本鲁迅的影集。直到建国后他去了香港才写出《鲁迅评传》。这本书里，他客观地分析了鲁迅的性格与为人，对鲁迅的评价是有褒有贬的，直到今天还被鲁研界认为是很有价值的一本书。那么，今天是否也要通过“有褒有贬”来还原鲁迅？

　　谷白：批评鲁迅不是还原鲁迅的唯一路径，更不是必不可少的。比如有人说，鲁迅是被一种政治力量利用的。但据我们的认识，说“利用”至少是措辞不妥，而在实际上也是相互需要，鲁迅弃医从文，想用文艺救国，唤起民众，具体地说就是搞创作与翻译，那就需要同人和阵地——杂志，办杂志你知道，也必须有一批作者。所以，希望在自己身边集合起一群人的想法，鲁迅从一开始就有的，而且日趋强烈，这也是他特别关照、支持文学青年的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同那种鲁迅有领袖欲、“想做老大”的说法，鲁迅想做老大有什么不可以？有什么不好？但是，可以说鲁迅始终受挫，从来没有真正如愿以偿过。譬如他刚从广州到上海时，创造社曾有和他联合的计划，鲁迅兴高采烈，等来的结果却是铺天盖地的批判，冯乃超、李初梨、钱杏邨，包括郭沫若都撰文骂他是“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法西斯谛”。不久，创造社在党内受到批评，被要求尊重鲁迅，动议成立左联的时候，又征求鲁迅的意见，请鲁迅出来主事，鲁迅对此会有什么样的心情，你可以想象。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鲁迅还是说了诸如“左翼很容易变成右翼”那样不中听的话。所以，应该说是“结合”来得恰当。何况，这一结合又无个人或者私人的功利目的。

　　记者：你刚才说，鲁迅的后人希望从诞生写到去世，但鲁迅出生时谁见过啊，他又不是一个神，一落地就会说话，就会写杂文，这不好操作嘛。

　　谷白：实际上，剧本是从他祖父入狱事件开始的，那时鲁迅13岁。一刀切掉了前13年，是周令飞和我们不约而同有的想法。但，有人提议干脆将整个童年都割舍，周先生就不同意了。为什么？因为童年生活对鲁迅有很不小的影响嘛。他是个明白人，我们的合作是愉快的。

　　记者：这还不算太难的，我知道更难的是在另外一些关节点上，比如他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现在很多人都存有疑问，鲁迅既然受到国民党的通缉，要抓他还不是小菜一碟？为什么到他死也没正式抓过他？

　　谷白：鲁迅与国民党政府的斗争取这样一种特殊形式，直面又不直面。直面在针锋相对，不直面在，鲁迅是用笔写文章，而且多用所谓的“鲁迅笔法”，鲁迅从来没有公开号召颠覆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呢，对鲁迅仇恨在心里，却也不能用对付瞿秋白、柔石他们的办法来处置，他们最想的是让鲁迅闭嘴停笔，鲁迅偏偏不。这样的一个特殊性，也正是我们努力还原在剧本中的。

　　鲁迅在人生的岔路口彷徨

　　记者：鲁迅生前骂过不少人，同时也有许多文化人攻击他，这方面如何反映呢？

　　谷白：鲁迅是这部电视剧的叙述主体，但是，如果不把相关的人物以及环境与事件讲清楚，不明白来龙去脉，观众也就很难看懂、读懂鲁迅，所以，我们取插入片断的方式对重要的相关人物如胡适、林语堂、郁达夫、周扬、冯雪峰、胡风等作追踪描述，也就是说，跟着他们走一段，走得远一点，这样，鲁迅与这些人物的差异也就表现了出来。我们在剧本中比较多地用了“表现差异”这样一种塑造人物的手法。周令飞他们多次提到，鲁迅是怎么活出自己来的。我觉得提得很好，活出自己来也就是跟别人活得不一样，有差异嘛。但不能（跟）太远，太远就收不回来了，就变成胡适传林语堂传了，剧本也会散掉。同时，在对相关人物的处理上，也力求还原，避免像过去那样简单化地划分阵营，凡是被鲁迅骂过的人，都推向革命的对立面。在现实社会中非A即B的简单划分已经造了悲剧，有些人一辈子不得翻身，电视剧再不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了。

　　比如，我们写了范爱农，范爱农的早期经历与鲁迅极为相似，后来又同事，而且过从甚密，相互颇投缘，性格也相近。不同在于鲁迅经许寿裳的推荐经南京到北京进了教育部，而范爱农则留在了绍兴，他俩的结局也就大不一样。还有鲁迅的叔叔周凤升，周凤升与鲁迅年龄相近，一起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鲁迅后来转到矿务铁路学堂，又去了日本，他从水师学堂毕业后在一条军舰上做管带，由他的嫂嫂——鲁迅的母亲作主给他娶妻成家——这点又跟鲁迅一样，他并不满意——仍跟鲁迅一样，后来在外另找了一个老婆，并有孩子，最后默默无闻地客死他乡。除了专家，知道鲁迅的人几乎都不知道他。鲁迅与他们的差异的成因，有社会因素、也有个人因素，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再说，鲁迅成为范爱农、周凤升的可能并非完全不存在，他也彷徨过的。

　　鲁迅是极重私人感情的

　　记者：此外鲁迅对柔石、萧军、萧红、胡风等人一直着意提携，关爱有加。这里是不是也有“习相近”的缘故？

　　谷白：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是有“缘”这个东西的，所谓投缘，有些人一见如故，而有些人则像苏州话里的那一说，“逆面冲”，一见面就不喜欢，反感。鲁迅与柔石与二萧他们属于前者。柔石跟鲁迅外出，往往搀扶着鲁迅，巴人为此还说过讥讽话。柔石被国民党杀害后，鲁迅写了著名的“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两年之后又写《为了忘却的记念》，文章中有相当篇幅说到白莽，也提了柔石的恋人五烈士之一的冯铿，从行文中可以感觉到对冯铿，鲁迅的情感就不怎么炽烈了。当时被国民党杀害的文化人很多，鲁迅为什么对柔石的死特别悲愤？这里就有个人感情的因素。又比如瞿秋白，鲁迅手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条幅赠以存念，瞿秋白牺牲后，鲁迅抱重病编他的遗著《海上述林》，还亲自撰写出版广告，我以为在根子上，鲁迅是把他当成朋友看待的，如果因为瞿秋白是党的领导人才这样对待的话，那怎么解释鲁迅对李立三的冷淡呢？再比如周扬、夏衍他们，所谓的“四条汉子”，他们与鲁迅的关系之所以会那样，有环境造成这样一个重要因素，有周、夏他们工作作风的因素，还有个人因素在里边。据我们查证，周扬和夏衍几乎一次都没有到鲁迅家里去过，而冯雪峰则三天两头去，还多次住在鲁迅家。当然，鲁迅并不是你跟他亲近了，他就跟你好那样的人，很多跟他很亲近的人，最后都被鲁迅骂个狗血淋头，批个体无完肤。但亲疏终究还是个多少起点作用的因素。

　　记者：写这个剧本，你怕不怕会得罪文化界老前辈或他们的后代呢？

　　谷白：写这个剧本，我们依据的就是前辈们对鲁迅的回忆，和鲁研界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当然，更重要的依据是《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集》，它们作为个人的文札，是私密的，而且写它们的时候，鲁迅还没有成为“旗手”，他不会想到日后会被大家这样研究，所以是可以信赖的，即使有误，也多在不关紧要处。但是因为是创作，必然有作者的认知含在剧本里，换句话说，也就是鲁迅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我们看来应该是这样的。

　　记者：写鲁迅不能回避他与日本人的关系，鉴于中日两国的历史与现状，这一点你们如何把握？特别是周海婴前不久又撰文怀疑鲁迅是被日本人害的……

　　谷白：我们在做提纲前定了一个原则，不刻意回避人与事，但是，也不专门回答哪个疑问。因为，我们这一次要完成的创作，时间跨度和地域空间都很大，而且人物众多，诸事繁杂，如果不以有效地突显鲁迅性格的演变与养成——也就是鲁迅怎样活成的鲁迅——作为情节设置的主线，剧本难免会像一团乱麻。同时，一个揭秘性的作品，似乎也远不及通过鲁迅的形象再现历史，再现和表现那个历史时期的文坛众生相有生命力。

　　虚构是为了接近真实

　　记者：剧本里有没有虚构？

　　谷白：出于创作的需要，必须有。至于哪里虚构了，虚构了多少，我只能说我们虚构有个原则，那就是有依据，不讳言。至于具体的，请允许我暂时秘而不宣，我想看看到时候大家是不是看得出我们掺的假。

　　记者：在娱乐化的背景下，在消费主义的喧嚣中，在电视这种大众传媒上以电视剧的样式表现鲁迅一生，你对收视率有怎样的期待？

　　谷白：有一种很八卦的倾向：人物传记不戏说就没有收视率，但戏说类电视剧收视率的滑坡，以及诸如《亮剑》、《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样的以个性鲜明的人物为卖点的电视剧的热播，已经为之做了脚注。我认为只要把人物写活，观众就会要看。说老实话，要把鲁迅写得像李云龙，至少，我没有那样的本事。但鲁迅有鲁迅的活龙活现，如果能活龙活现出个鲁迅来，是会有相当一部分的观众要看的，何况还有文化上的大意义。

　　记者：据周令飞调查，现在的青年人已经很少知道鲁迅了，即使知道，也是“横眉冷对”的形象，不可亲，不可近，鲁迅的文章在教科书里也都是骂人的。这样的鲁迅是平面的，单薄的，是一个概念化的政治符号。其实，鲁迅以他的崇高人格和伟大精神为我们熟知，但生活中的鲁迅是很有情趣的，对我们今天如何做父亲、做男人、做朋友，做一个普通人会有很大启发。只有接近他，才会理解他，崇敬他，接受他的思想鼓励和启发。

　　谷白：是的，记得郁达夫说过：“没有伟人的民族是不幸的，有了伟人而不懂得敬重的民族是可悲的。”今天我们理解或纪念鲁迅，首先要还原鲁迅这个人，他的精神是与他的性格、处世为人和文学成就等等分不开的，与他的日常生活是共存的。鲁迅去世后，人们在他身上盖了一面旗，上书“民族魂”三字，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我们后人不能让他魂不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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