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弟教育 仍有难题待解

　　实习生 江江 本报记者 樊未晨

　　天刚亮，十来个孩子已走在龙背村的小路上，村里看不到其他人。背着小书包颠颠地走在前面的是李斌，斌斌总是不承认自己4岁，再过1个月，他就要过5岁生日了。

　　这是一群去赶校车的孩子，他们每天都要天不亮就出门，每天都要挤在看起来十分破旧的校车里，赶到一个叫做利民的打工子弟小学。斌斌的父母工作忙，没时间照顾他，便让他开始上学了。

　　他们几乎成了村里第一批起床的人。

　　这一幕发生在一个距北京颐和园不足1公里的外来打工者聚集的村子里。每天早上，这个村里的小孩会分3拨儿赶到有远有近的3所打工子弟学校上学。

　　今年暑期开学，北京市下令取缔那些存在各种安全隐患的非法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按照规定由所在区县的公办学校接收。

　　几个月过去了，记者再次来到这些孩子们中间时发现，虽然一部分打工子弟已经进入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公办学校，但是打工子弟教育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仍有不少孩子在非法打工子弟学校上学。这些孩子的教育依然是摆在打工者、打工子弟、学校、政府面前的一道难解之题。

　　很多打工子弟接受教育仍很难

　　“政策的执行总需要一个过程。”面对人们对那些仍在招收学生却存在着安全隐患的学校的质疑，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都会这样解释。

　　政策的执行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只是有些孩子则仍然要在那些条件很差的学校继续他们的求学之路。

　　这条艰难之路从每天早上开始。

　　像往常一样，这天早上，李斌第一个蹿上车，同伴推搡着拿他打趣：“跳啊，再跳啊。”前天，车子坏在路上，斌斌“砰”地从车门跳下去，一头磕在地上，满脸是血。他小小的身体埋在座位里，额头上贴着一块创可贴，显得有些滑稽。

　　一路上不断有孩子上车，很快斌斌的座位又压进两个孩子。7时30分，最后3个孩子使劲地在往里挤，总算立在了车门口。15座的小中巴里塞进了45个孩子。

　　据了解，为了争抢生源，几乎每个打工子弟学校都有校车。为了节约成本，这些学校或购买已经淘汰的二手车，或租用社会上的黑车。

　　超载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悲剧也时常会不期而至。

　　8时已过，斌斌他们才被校车拉到学校，随车接送孩子的校长说：“路程倒不远，主要是开得比较慢。如果堵车就更惨了，上次我们将近10点才到学校。”

　　即使天没亮就起床，孩子们也不一定能准时到校上课。学校的作息时间就以校车进入校门开始算起。

　　比起刺激的上学路，更让人担心的却是这些学校的教育质量。

　　提到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北京打工的五仙皱起了眉头。26岁的她在河北老家只读完了小学，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他们一家四口在北京摆地摊卖菜，夫妻俩每天凌晨3时就要起来批菜，辛苦工作的她最大的心愿就是两个孩子能“上出学来”，将来不再走她和丈夫的老路。

　　一天，小女儿的作业里留有一道五年级的数学题，让家长给做出来，五仙觉得奇怪。原来教女儿的老师同时也教五年级，老师在备课时有一道题解不出来，想让孩子们的家长帮忙。这件事让五仙很失望。

　　据了解，现在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多是由打工者自己创办的，老师也多是打工者中读过几年书的“文化人”，或者从老家请来的代课老师，有教师资格的则是凤毛麟角。这些学校的老师虽然资质欠缺，却被委以重任，经常一人身兼数职。

　　在斌斌所在的学校里，一个班只有一个老师，六年级的王老师一人就包揽了8门课程。

　　文化课还有老师凑合着上，其他课就完全没有保障了。斌斌所在学校的体育课，一年四季都是在校外的马路上跑圈儿。

　　在龙背村开小卖部的王媛说：“我们平时没时间管孩子，我们知道这种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咋样，可总比孩子满街跑让我们放心。”

　　没有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王媛的话里究竟有多少无奈和辛酸，也许只有她自己才真正清楚。

　　新政策牵出实施不力的旧政策

　　龙背村的赵雨要比斌斌幸运多了。

　　赵雨每天早上比斌斌多睡1个半小时，他7时30分醒来，吃完早饭，走到学校进行晨读。“好，很好，非常好，我觉得北宫门小学最好——”10岁的赵雨拖长声调，一连说出了4个“好”。

　　这学期，40多个孩子从村附近的明圆学校转入政府指定的北宫门小学，这个公立小学就在村头，步行不超过10分钟路程。

　　直到今天，赵雨的激动劲儿都没有过去，“我太喜欢新学校了，我就要在这儿上学了”。他插进了四年级3班，第一次走进整洁干净的教学楼，踏上漂亮的塑胶跑道，看到“比门还大”的铝合金推拉窗。

　　可惜，只有少数孩子拥有这种幸运。转入公办学校的程序并没有政策规定的那么简单。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今年的政策规定，能转到公办学校读书的是那些“五证”（户口簿、暂住证、务工证明、居住证明、户口所在原籍无人监护证明）齐全的打工子弟。家长拿着“五证”可以到居委会办理“在京借读证明”，然后才可以转到周边的公办小学。

　　自从知道这个消息后，李丽就停了生意，顶着北京夏天的烈日，骑着自行车到处跑。

　　其中最难办的是居住证明，要拿出房东租房的税票。

　　“现在有几个房东租房子会缴税？”李丽说，“很多没有办下‘五证’的人其实是卡在房东这一关了。”

　　单是房东租房的税票，李丽就跑了整整1个月，最终还是没办下来。

　　后来在社会、媒体和政府多方力量的介入下，居委会给五证并不齐全的李丽及其他几个家长办理了“在京借读证明”。

　　孩子已经在公办学校上了3个月学，李丽又开始焦虑起来。她被告知，到公办学校借读的证明要一个学期办理一次，“这次居委会勉强给我们开了证明，可是谁知道下学期能不能拿到这个证明，如果拿不到证明我们的孩子又要回到原来的学校了。”李丽一脸忧虑。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永新认为，这个问题反映出的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其背后还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规范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

　　不过，对像李丽这样的普通打工者来说，他们将在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承担这种不规范管理带来的后果。

　　非法打工子弟学校很难真正取缔

　　由于很多打工者拿不出“五证”，他们的孩子只好呆在原来的学校上学。

　　记者在龙背村已经关闭的育才小学原址上，遇到了周燕的爸爸周鹏，他家就在育才校园的隔壁。这学期，学校突然说不办了，校长也不见了人。

　　虽然弄不明白学校该不该“说没就没了”，但周鹏知道，孩子不能没学上。

　　和其他家长一样，他给孩子报了名后，也开始跑“五证”。

　　“就怪我那天去迟了。”在北宫门小学办理过登记手续的周鹏一直在责怪自己。听说学校开始报名赶过去的时候，他被告知报名工作已经结束。

　　周燕留在了明圆小学二年级。

　　当然还有更多的家长根本就顾不上给孩子办“五证”。

　　“办什么呀？谁有时间办那些，再说了，即使办下来了又怎样？哪天这里做不下去了，还得搬家，不是还得到子弟校上学？！”记者见到正在卖菜的五仙，她根本没打算马上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她说等以后赚到了钱，大大方方交借读费，孩子想在哪个学校上学，就把他们送到哪儿去。

　　据了解，跟赵雨一起离开明圆学校到北宫门小学上学的一共有200多人。他们刚离开，明圆学校又马上招收了200多名新生，学校的总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

　　“取缔工作确实很难，我们前脚刚把学生转移走，他们后脚又招来了新的学生。”北京市某区教委一名具体负责该项工作的同志说。

　　打工子弟上学仍面临费用难题

　　摆在这些打工者面前最实际的一个困难还是钱。很多打工者选择条件差的学校就是因为学费能便宜点儿。

　　据了解，一般的打工子弟学校每学期的收费大约为300元~400元，条件越好收费也相对越高。

　　“我们家门口本来有一个比较便宜的学校，可是这个学校这学期停办了，我们不得不选择更远的学校去上学。”龙背村的一个打工者说。

　　龙背村附近本来有3所打工子弟学校，条件差一些但收费相对便宜的育才小学关闭后，这里的孩子还可以选择在其他两所就读。

　　“贵呀！”一个村民说。

　　明圆学校离龙背村走路也就需要15分钟，“但是，每学期除了学费以外，有时还要交煤费、取暖费、考试费，去年一年我大概交了1400多元。”李丽说。

　　“我们当然希望学校有比较好的条件，但是那些差学校关了以后，剩下的一些条件稍好些的，就会贵很多。政府在关闭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要多为我们想想。”五仙说。

　　明圆学校每学期680元的学费对于斌斌家来说显然难以承受，为此，斌斌每天就要天不亮起床，到每学期350元的利民学校去上学。

　　打工子弟很难再回到家乡读书

　　既然在北京上学有那么多的困难，这些孩子能不能回到家乡去上学呢？

　　“回不去了。”蒙蒙的妈妈路平说。

　　蒙蒙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的工作有所变动，为了不让蒙蒙再一次转学，路平把蒙蒙送回了老家。可是不到3个月，路平就把蒙蒙接了回来。

　　“考试都不及格。”路平没想到蒙蒙的成绩怎么会一下子跌了下来。

　　问题不在于教育质量的差距，关键是蒙蒙根本无法适应老家的生活和学习。

　　回到家乡，蒙蒙首先遇到的困难是乡音，听惯父母“普通化”了的乡音，当蒙蒙在学校里遭遇纯正乡音的老师和同学时，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再加上教材也有差别，家乡的3个月，蒙蒙上课几乎都像是在听天书。

　　而且，家乡有着比北京更大的升学压力，学校的作业也比北京多出几倍，这让蒙蒙不胜其烦。

　　学校里什么也没学到，回到家里年老体弱的爷爷奶奶更无暇顾及蒙蒙的学习，任由她在村里尽情玩耍。

　　“3个月下来，她几乎成了野丫头。”路平说。

　　没办法，路平又把蒙蒙接了回来。

　　据了解，现在生活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多数出生在北京。根据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结果，20％至30％的低龄流动儿童降生后就一直生活在城市，根本没有回过家乡。虽然在城市人眼中，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外来者，但是在他们自己和家乡人的心目中，他们也不属于家乡。

　　“北京的选择余地大，总的来说，这里的教学质量也比老家好，还是留在北京吧，而且在这里还有机会到公办的学校上学，那对孩子来说简直太幸运了。”路平说。正如路平所希望的那样，现在蒙蒙已经在北京一所公办小学上学，蒙蒙穿着妈妈买的漂亮衣服，一点儿也看不出与一般的城市孩子有什么不同。

　　就这样，这些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孩子似乎已无法再回到父母口中的“家乡”了。

　　教育出现了“择城”现象

　　蒙蒙刚被安顿好，弟弟也到了上学的年龄。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段成荣教授曾经提到，我国人口的流动正在逐渐由分散的、跑单帮式的流动向家庭型转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以过去的“单身外出”的方式外出，而是以“举家迁移”的形式进行流动。

　　北京教育管理部门一位官员曾经形象地对记者说，前年他们在一对打工夫妻家看到床前摆着两双孩子的小鞋，今年再到他家时小鞋已经变成了5双，家里又多了3个亲戚家的孩子。

　　“你们都觉得我们生活得不怎么样，其实不少人羡慕我们能离北京这么近。”五仙对记者说，“我们不仅打工方便，孩子上学也方便。”

　　继“择校”之后，一种“择城”现象似乎悄悄出现。

　　“造成这种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是教育发展的严重不均衡。”朱永新说。

　　在龙背村，记者看到不少家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或者是父母带着两三个孩子在一起生活，或者是几个兄弟姐妹每对夫妻带着两三个孩子组成一个庞大的家族共同生活在一起。

　　“我们把这些孩子安置得越好，就可能有越多的孩子涌入我们这个城市，可一个城市到底能容纳多少外来孩子呢？”北京市教育管理部门的一位领导不无忧虑地说。

　　就在记者离开龙背村的时候，又有3个河北农村的孩子来到了这里，他们是来投靠在这里打工的姑姑。

　　朱永新介绍，苏州这两年也面临着这样的难题，经过几年的努力，苏州已经有60％~70％的打工子弟在公办学校上学。“今年一下子又来了4万多人。”

　　难道真是安置得越好就会吸引越多的打工者把孩子带来？

　　据几名来自河北的打工者介绍，现在他们那里离北京比较近的村镇都不办学校了，“反正年轻人都会来北京打工，孩子自然会带到北京来，比村里的学校不知好多少倍”。

　　“按照一个学校1000人计算，这4万多人，至少需要40个学校。”朱永新不无焦虑地说，“从目前的状况看，苏州市对打工子弟的接收已经基本达到了饱和。”

　　无论有多少困难，一个事实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孩子的教育不能等待。

　　既是教育专家同时又主管着一个城市的教育，具有多重身份的朱永新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首先要调动流入地承担打工子弟教育的积极性”，国家对每个适龄儿童的教育经费补助要由流入地教育部门享受。国家可以发给这些流动儿童教育补助的凭证，他们流动到哪里，就把凭证交到哪里，凭证所附带的经费补助就会留在哪里，“这样流入地为这些孩子办教育的积极性会提高，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保证这些孩子的教育经费”。

　　其次，要加大对打工子弟学校的管理。由于打工子弟学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问题，会牵扯到一个城市的很多职能部门，再加上很多打工子弟学校是自发形成的。因此，不少城市对这类学校的管理要么听之任之，任其自由发展，要么就是严格取缔。“要对他们进行更加科学、规范的管理”，朱永新教授介绍，江苏昆山就在实行向每个打工子弟学校派驻督导员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再有，“要鼓励慈善机构和公益组织参与到打工子弟教育事业上来”，朱永新教授介绍，国外不少这样的教育机构都是由慈善组织参与其中的。这既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同时也能使流动儿童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打工子弟的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朱永新教授说，这也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要面临的一个挑战，现在还只是开始，这些现在“择城”来到了城市，可是几年以后他们还要面临中考、高考，“现在解决好这第一步的问题，后面的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本报北京12月6日电

(责任编辑：宛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