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大山深处的足迹
作者:王金鑫
上世纪60年代后期,我出生于豫南一个叫大寨沟(因山脊上有闯王寨的遗迹而得名)的小山村。这里山高水远,土地瘠薄,交通极为不便,但这里四季都有好风景,是我儿时的天堂。
一开春,山顶上的积雪还没完全消褪,大寨山那陡峭的悬崖上盛开的映山红(野杜鹃)如云似霞,山坡逐渐披上了绿装,沉寂了一冬的莽野孕育着勃勃的生机;夏天到了,家乡变成了绿的世界,绿的海洋。歪歪斜斜的茅房掩映在满目苍翠之中,没完没了的知了,此起彼伏,合着夏天的旋律。大人们在田地里劳作,而我们将牛羊赶到深山,然后就在山涧的小溪中,尽情地玩耍;秋风吹来了,满山遍野的山菊花,喷吐着沁人心脾的花香,红艳艳的野山楂像一堆堆的玛瑙,漫沟漫坡的板栗,绽开了笑脸,一嘟噜一嘟噜的山葡萄就像一锥锥的黑珍珠,还有山梨、山桃、山核桃、野猕猴桃……,都以各自的方式向人们昭示着大山沉甸甸的收获;当冬天来的时候,漫天飞舞的雪花,把大寨山装扮得银装素裹、粉妆玉砌,那山舞的“银蛇”,原驰的“蜡象”,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儿时的我,虽然时常填不饱肚子,但却过得无拘无束、快快乐乐,这童话般的环境,造就了我一颗纯洁无比的童心,并铸就了我大山般沉稳执着的性格。
我们家并不是村里的老户。据父亲讲,还是解放前我爷爷带领全家从几十里外的老家,来这里给别人种地,于是便落户到这里。全村的王姓只有我们一家。父亲排行老大,我们家兄弟姐妹六人中,我排行老幺。叔叔家和我们住一个院子,也有五个孩子。记得大人们有时会为一些家务事生气,而我们小孩子却一直在一起玩耍。
由于是老小,所以我在家最受宠,也因此挨过二哥不少的拳头。由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父亲中年残废),小时的我身体十分瘦弱,父母为此操碎了心。但我属于那种比较聪明且老实的孩子,爱做梦(直到今天,我还是一睡觉就做梦,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爱幻想,不逃学,学习好(尤其是作文,从小到大,常是班里的范文),家里黝黑的墙壁上,那一排排的奖状,十分显眼。
小学的一至三年级我是在村东头的那几间破草房里读的。我还不到七岁的时候,由于大人忙于干活,无暇顾及我,就让我上学。我的启蒙老师胡老师看我身材瘦小,不肯收我,还是父亲再三请求,才勉强成为一个旁听生——自己搬个凳子,坐在一边,不能占位,且行动自由,不点名,没有新书。
说是教室,其实就是几个泥巴台,架上几条长木板,各自从家里带来小凳子,就可以上课了。老师就是周围几个庄的三个民办教师,周围五六个村庄的孩子,加起来也就几十个,分为三个年级,哪一年学生少了,一二年级就合班上。条件虽然艰苦,但那几条木板却架起了我们这些山娃通向知识、通向外界的桥梁!
记得我们第一次认字,是从“毛主席”开始的。胡老师教了几节课,让学生上黑板上默写,找了几个人,没有默全对的。我自告奋勇,结果全默对了,由此为自己挣得了桌位。几次考试,我都是双百。这时,胡老师才正式批准我的入学资格,且让我坐在前排的中间。大队(即现在的村)的学校(我们属于“分校”)搞竞赛,我每次都名列前茅,于是第一批加入“红小兵”和少先队。后来,胡老师碰见了父亲,高兴地说:“你那个小家伙真操(方言,棒、先进、早熟的意思),这个徒弟我是收定了。”
到了四年级,我和小伙伴一起来到了“大学校”——村办学校的本部。那可是有三、四排房子的“大院”。从我们村到学校要过一道河越两道岭,七八里的山路,一天几个来回的跑,我常常是气喘吁吁,迟到是常有的事,生病也更多了,但我从未逃过学。
五年级是毕业班,老师要求住校。二哥比我高两级,早住校了,这时家里的被子不够了。没办法,母亲把铺被抽掉,换成麦秸,父亲给我织了一个草栅子,二哥帮我把东西背到学校。只记得,在学校我还尿过床,怕丢人,都是自己偷偷地暖干。
整个小学阶段,常常是吃不饱,身体脆弱,劳动课在全班倒数,学习成绩却是全班第一。当时,成绩就是一切,老师让我当班长,由于又瘦又小,除学习外,没人服气,自己也时常受欺负,这时二哥总是挺身而出。
初中一二年级,我是在村办学校读的,到了毕业班,我们被合到邻村的联中。我的成绩仍然比较优秀。初中毕业的时候,我的分数超过了中专线,但由于我填报的学校是外地的,在我们县只招2名(我的分数排第三),结果名落孙山,只得上了我们县的一高。我错过了人生宝贵的时机,父亲因此后悔不迭了很长一段时间。
当时,上县一高也是十分光荣的,因为能考上的并不多。入学的那年秋天,人生第一次远离父母,绕过大寨那片群山,来到县城读高中。虽然当时农村早已包产到户,主食吃饱不再是问题,但经济上仍十分拮据,全家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父亲拖住残疾的腿,到处去捉老鳖赚钱。食堂里两毛钱一份的菜,常常吃不起,上高中几乎没有添过衣服。我学习很努力,在班里仍是前几名的成绩。读高二的时候,我发表了文学处女作,并获了奖。1987年的高考,我以超重点线10分的成绩被河南某高校录取。
我清楚地记得我考上大学的消息在大寨沟引起的轰动。乡亲们奔走相告,个个对我刮目相看。最高兴要数我的父母,从早到晚合不拢嘴,平时寂静的小院顿时热闹起来,祝贺的、叙旧的、讨经的,其中有不少提亲的人。四邻八里有很多已辍学一、二年的学生,又重新背起了书包。
那年的秋天,我怀揣着父亲在农村信用社贷的五百元的款加上几家亲戚拼凑的几百元钱,人生第一次搭上了北上的列车。在那座闻名全国的古都,我度过了四年浪漫而又勤奋的大学生活。虽然每月都有津贴,但生活依然很紧张,我几乎还是穿着高中的校服念完了大学,毕业时同学们的留言大都是勤奋、朴素的字眼。在大学里,我获得过各种奖励和奖金,更重要的是,我学到了知识,拓宽了思维,开阔了眼界,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1991年7月,我被分配到离家不远的那座小城市里从事外业测绘工作,正式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测绘与我的大学专业并不对口,但我并没有怨言,在领导同事的帮助下,我勤奋学习,发挥自己的长处,很快掌握了测绘新技术,成为单位的骨干。记得第一个月一百多元的工资,我全部用来给家人买了礼物,心里就别提多高兴了。
第二年的秋天,我的堂弟小亭要到南方打工,在我那里住了一夜。小亭是我叔父最小的儿子,小我几岁,读了两年高中,也没有考上学,但人很机灵,外向性格。我拿出五十元钱给他做盘缠,并送他上了火车。他后来到深圳一家公司打工,凭借自己机灵劲,很快得到老总的赏识,再后来成了公司销售部门的经理,混得很不错。
一年后,我成了家,后来有了儿子;96年,我被聘为工程师;97年,我在职攻读武汉某大学的硕士学位,并与2001年,获得工学硕士学位。
小亭打工时谈了一个女朋友,并1999年结婚。翌年春天,他带着新婚的妻子和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回老家过年。那一年,是我们一家最团圆的一年。老老少少二十多口人,有说有笑,快快乐乐。小亭带着手机、相机,出手阔绰,一副有钱人的模样,连我都羡慕他几分。
工作10多年,经过自己的努力,虽然还有很多的不满和遗憾,但成绩还是主要的。技术上进一步成熟,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连续三届被评为省局级中青年跨世纪学术带头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但我深刻地意识到,当今的技术发展很快,如满足现状,很快就会被淘汰。于是,2002年,我参加了武汉某大学的博士入学考试,并顺利被录取,成为新世纪的博士研究生。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利用大学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努力充实、完善和提高自己。
2003春季年开学,我到广州参加一个工程项目。一天,我正在忙工作,手机响了,是小亭打来的。他说,他想辞掉公司的工作,自己到市场上闯荡,想征求我的意见。我十分支持他的想法,热情鼓励他去大胆创业,但同时告诫他要谨慎处理与公司领导的关系,最好是有了把握再辞工作不迟。不料,两个月后,他打电话告诉我,他已辞职,并开始自己推销商品。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经常和我联系,谈一些他生意上的事。经过一年多的磨练和创业,他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在深圳租了几套房子,买了车,把我们家的亲戚请去帮忙。2005年的夏末,我到深圳找工作,他开着自己的车,带我在深圳玩了两天,请我到饭店吃饭,手机响个不停,一副老板的派头。
2005年底,我博士毕业。今年3月,我加盟河南的一所重点大学,人生第一次真正走上了大学讲台,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同时,小亭那里也传来了好消息:他搬进了写字楼,正式注册了公司,并喜迁新居,成了真正的老板,生意初具规模。他还告诉我,他已谋划好了公司的前景。
回想起自己近40年的人生历程,我感慨万千。我和堂弟不过是共和国普普通通的公民,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远大理想,更没有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只不过凭着自己的兴趣、执着和汗水,成为一名于国家、于社会、于人民有益的人,做到了一些父辈们想也不敢想的事情,这难道不是一种成功吗?而且这样的“成功”,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热土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上演着,我国今天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不就是由千千万万个这样的“成功”所造就的吗?更值得一提的是,堂弟并没有什么高学历,就凭着一股青春的朝气,在南方特区这个大市场熔炉中,千锤百炼,大浪淘沙,最终脱颖而出,有了房子、车子、票子,创立了自己的公司。这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成功固然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和不懈追求,但优越和谐的社会大环境和别人的关怀帮助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堂弟的成功比我的成功更具价值,更有说服力。一般来说,只要能充分发挥个人的长处,就能够成功,但必须以有能发挥各自特长的环境和机遇为前提。
20世纪80年代,美国实业家李 . 艾柯卡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提出了以“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为理念的所谓“美国梦”,其实质就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汗水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美国梦”激励了当时世界上一代年轻人去创业,因而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今天看来,“美国梦”其实就是“世界梦”,无论国家、民族和肤色,只要你肯付出汗水,就一定有收获。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希望所有的有志青年,都能勇于追求和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责任编辑:曾玉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