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松君:我用金钱拷问责任
她找寻的人与人之间应有的温情，在这次极端事件后，变成了最难以实现的心愿。
法律在这里其实只扮演了一个角色，法律之外的道德伦理，既是她最希望约束的，又是冰冷的法律最难实际解决的。
记者◎吴琪
“我就是要把自己的道德 强加给别人”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南宁很多人都看到了“7·9”事件的新闻，为什么你一接触到就特别气愤，并且很快就跳了出来？
韦松君:我最直接反应是对死者的同情。当我进入“驴行驿站”论坛时，发现争论热点变成了互相的谩骂、攻击，好像死者白死，因为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命负责，对别人的命没有怜悯。这种世态炎凉，对死者和家属来说，太悲哀了。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觉得同游者，应该怎样处理这件事情？
韦松君:既然已经出了事，无论是领队还是同行者，从做人的基本原则说，应该配合家属把善后处理好。至少应该主动跟家属联系，不能躲着不见啊。又没有说他们是谋杀，又不是在找凶手，怕什么！对不对？我并不是说，他们应该赔偿，而是在乎他们对待事情的态度。
事实就是事实，敢于面对家长，把事情经过讲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觉得他们的歉意不够，因此惹怒了你？
韦松君:有些做法太过分了，我也是深入事件以后，知道了许多细节。知道得越多，越气愤，更决定要把这件事情管到底。出了事情之后，同去的人，总是在逃避。可是有谁替一位单身的癌症母亲想过，她失去了唯一的女儿，她的日子还有什么盼头？她的女儿没法尽到赡养母亲的义务，其他人就没有觉得，自己也有责任？
我从一开始就说，我愿意陪他们来承担责任，我愿意出钱为“手手”的妈妈养老。我不是要对方的钱，要的是责任心！
网友的一句话，我特别赞同，“人家的女儿连命都没有了，这些同行人，就算觉得委屈，又怎样呢？”难道他们不该比现在做得更好？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在把自己的道德观，强加给这些同游的“驴友”吗？
韦松君:对！就是要强加，又怎么样呢？因为我认为，我的人生观、道德观比他们高！我作为旁观者，都意识到了领队的责任、同行者的责任，为什么他们意识不到？要我这个旁观者来替他们反省？！
这些人都把自己叫做“驴”，可什么是真正的“驴”？真正的“驴”，并不是一个人的冒险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不是说前边有一个很危险的坑，谁敢跳过去，谁就是“驴”。“驴”不是比谁更不要命！“驴”要有团队精神，在严酷的大自然中，共同面对困难。连责任都不敢承担，哪里有资格说自己是“驴”？
三联生活周刊:谈到这件事情，你的情绪特别容易激动，这件事情与你的个人经历有关吗？你在帖子里提到过，自己是一个性格霸道的人。
韦松君:大概与我的性格、爱好和经历有关吧。我喜欢艺术，从3岁起学画画，家里每个人都喜爱收藏，外公、外婆爱字画，爸爸爱家具。我从十几岁开始收藏和田玉，也曾经想做一名艺术家。艺术创作是一个比较钻牛角尖的事情，我搞艺术，情绪上比较容易极端。我的极端，与被告的冷漠，形成了两个端点。后来我又改学临床医学，对于医生来说，最重要的是责任心，所以我非常看重人的责任心。
而且我很早就出去探险，玩的级别比这些“60元”的活动高端多了。越是高端的探险活动，越看重团队精神，越不允许出错误。所以我看到这些人如此轻视自己与他人的性命，“手手”就这样抛下自己的妈妈，觉得太不值得了。
三联生活周刊:从你的谈论中，好像认为被告的责任心不强，是一个道德问题？
韦松君:个体的做人问题，汇合在一起，就是社会风气问题。如果人人都像他们这样，不对他人负责，不对生命负责，不对社会负责，我们的民族精神就接近崩溃了。作为商人，我希望自己的资产不断壮大，但这需要一个和平健康的社会环境。如果社会不健康，个人的发展就没有太大意义。
“法律可以解决我的困惑”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你把这个道德问题，最后推向了法律层面。你是希望用法律手段，帮助你解决道德无法解决的问题？
韦松君:是的。我与被告协调过，但是我们在道德上无法沟通。所以我要用法律，解决我的困惑。
三联生活周刊:就你自己的观点来说，如果同行者一开始就承认有错，这还是不是个法律问题呢？
韦松君:他们做人如果不那么差的话，事情不会闹到这一步。让他们真心道歉，就那么难吗？但是既然他们不承认有错，我就要通过法律手段，证明被告12个人的责任存在性。即使我不出面，“手手”的妈妈也会告他们的。一开始我没有准备打官司，但他们死不认错，我咨询律师，律师也认为，在法律上他们的责任非常明确。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认为法律是可以侵占道德的吗？法律是否应该无孔不入地占领我们的道德观？
韦松君:道义上他们不对，在法律上他们也站不住脚。在道义上我无法强迫他们，但是现在有了法律上一审的判决，他们要么上诉，要么接受，这样就有了强制性。一个莽撞无知的人，带着一群人到危险地方去露营，发生了事故，难道这不构成法律责任吗？
现在很多人只注意到“色狼”应赔偿16万余元，其他人赔偿5万元，很同情他们。但是他们忽略了，判决书上写的清清楚楚:死者骆旋的责任第二，仅次于组织者，高于其他同行人。因为骆旋连自救义务都没有完成，其他人至少完成了自救义务。在法律上，骆旋对自己的死也是有责任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案子一审判决后，有人担心，法律用公权侵占了个人生活的私权。
韦松君:很多人停留在对被告的同情中，却忽略了这个判例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如果有了法律上对自助游的规定，每个“驴友”在出门前更谨慎，难道不是对他们负责任吗？
“金钱可以拷问责任，但没法弥补责任”
三联生活周刊:从你一开始出现，“富婆”就成为你的代名词。你的身份，对这件事情有什么影响？金钱在这件事情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韦松君:我有钱，愿意用钱来推动这件事情。骆旋的妈妈是个外乡人，即使没有我，她也一定会将官司打到底。但她没有物质基础，一个人来到南宁，要吃要住，一个没有社会基础的人，做起事情来非常难，在这方面我可以帮助她。
但是我还没有强大到能够买通法官。一些人攻击我用钱做交易，那是他们太幼稚。我的能力还没有那么大，中国的司法也不会这样腐败，我没法影响判决。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乎舆论吗？如果你是个普通人，这个事情的发展方向会不会不一样？
韦松君:社会舆论没法伤害到我，但是我在乎，因为它代表一个社会的风气。如果我是个普通人，可能大家会摒弃仇富心理，认为我这样做值得称道。
从财富上说，比我有钱的人多得是。但是我能站出来为骆旋维权，我的勇气、承担压力的能力，比很多人富有。从这个层面上说，我是当之无愧的“富婆”。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一审判决出来了，被告12人都有责任，并且要负担赔偿。这个判决让你满意吗？
韦松君:我们赢是一定的，因为他们在法律上就是有责任的。有一点我没有变过，就是我会为被告承担经济赔偿，不会让他们在生活上有太大压力。只要他们承认有错，真心向骆旋的妈妈道歉，就可以了。
现在一审判决后，有些人同情被告。但在这件事情中，骆旋的妈妈才是输家。她永远是输家，即使官司赢了，也赢不回女儿。我可以用金钱推动责任的追究，但是再多的钱，也无法弥补责任。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件事情中，你的个人目的是什么？
韦松君:有钱人不等于有成就感，有了成就感也不等于有幸福感、安全感。如果我能通过这个案例，推动立法，那将是让我自豪的地方。对我来说，即使二审赢了也不叫赢，只有推动户外运动方面的立法，才是真正的赢。■
(责任编辑：柯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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