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庄到小镇，从小镇到县城，爸妈搬了两次家，我想，这不仅仅是两次搬家，它的实质是农村人口的城镇化。

　　从务农到经商，从杂货铺到加工厂，我想，这也不仅仅是职业选择的变化，更是爸妈在追逐着他们的梦想，丰富着他们的人生！

　　中国当代社会，历经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社会繁荣，正是这样的社会大环境，激发了我爸爸的勇气和灵感，正是这样的社会大环境，成就了我爸妈这些平常百姓心中的梦想！

　　老农爸妈进了城

　　作者：王越

　　一

　　2000年除夕。刚过午后，“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已经在小镇上四处响起了，那是赶早的人家已经吃上年夜饭了。在我们老家豫南信阳的农村小镇，年夜饭前都要鸣放鞭炮，辞旧迎新的。听着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我的心里既有过新年的兴奋，又有快点准备年夜饭，好燃放鞭炮的着急。

　　在精心地收拾房间的爸爸一听见炮声就说：“老规矩是要守更的，年夜饭吃得越晚越好。”我和妹妹不答应，因为我们还想吃完饭，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呢！妈妈说：“吃早的那都是孩子在城里住，今儿回来和父母团圆的人家，因为吃了年夜饭，他们还要赶回城里去呢。”在我和妹妹的催促下，妈妈却很快做好了我妹妹爱吃的糖醋鱼，我爱吃的猪肉炖粉条，我爸爸爱吃的牛肉、鸡爪，妈妈爱吃的白水汆圆子等一大桌子菜。

　　洗了手和脸，燃放了鞭炮后，我们一家人就快快乐乐地吃上了年夜饭。爸爸和我喝白酒，妈妈和妹妹喝葡萄酒。爸爸一会招呼：“吃鱼，年年有余（鱼）！”一会招呼：“吃粉条，常（长）吃常有！”妈妈却招呼说：“吃圆子，一家人团团圆圆！”我知道，因为我在外地工作，一年难得回一趟家，妈妈更在意团圆。酒过三巡，爸爸端起酒杯提议说：“来，为我们家在镇上立稳脚跟，接上二层楼干一杯！”于是，四个欢快的酒杯碰得“叮叮”直响。

　　以前，我家在农村，1996年搬到镇上，买了两间平房。2000年年夏，在平房上又接上了一层，用爸爸的话说就是“今年我们家也住上了楼房。” 而这件事，意味着我们家生活水平的一次飞跃，也因此，今年过年我们一家特别开心！

　　也许是太高兴，也许是多喝了两杯醇香的白酒，爸爸深情地说起了他少年时的趣事：“六几年，我上小学时，成天念：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其实并不懂是啥意思，老师给讲说，等你们长大了，到共产主义社会了，就住上楼房，用上电灯电话了。那时我们这些农村娃哪里见过楼房、电话，只是觉得新奇呀！”顿了顿，他又说：“没有想到，八十年代我们家用上了电灯，九十年代用上了电话，今年，我们家也住上了楼房，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夙愿。”

　　听了这话，我们一家人不由得上上下下环顾着这幢簇新的楼房。在雪白的墙壁和大红的对联的烘托下，让人感觉到房间里洋溢着浓浓的温情与欢乐。可这时，我却不由得想起十里之外的村庄，想起小时候我们家住的低矮的泥巴房。

　　二

　　我的老家在信阳市淮滨县一个名叫王营的小村庄，那里住着二十余户人家，我爷爷、我爸爸还有我都在那里长大。我记事时，我们一家六口人住在土坯茅草搭成的四合院里。这泥巴房是爷爷娶了奶奶后，两个人辛辛苦苦用了一年时间，一锹泥一把草两个人自己亲手盖的。我记事的时候，这房子已经和爷爷奶奶一样老态龙钟了。不过，那里有我的第一声啼哭，有我儿时踩下的第一个脚印，满载着我们一家人的欢乐忧愁。

　　八十年代，田地分到户后，爸爸和妈妈春栽水稻，夏种红薯，冬种小麦，养肥猪，养山羊，勤勤恳恳，四季劳作，一家人卖了细粮吃粗粮，省吃俭用，终于攒了些钱，在1987年扒掉了低矮的泥巴房，翻盖了一处砖瓦房。那可是我们村第一处砖瓦房，其他人家的老人从那以后，人前人后都喜欢夸我爸妈。（就是现在，沿京广线北下，一进入信阳地界，仍然会看到稀疏的村庄中散布着一些泥巴房）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央视一部《打工妹》的电视剧唤醒了小村庄的青壮年，从那时起，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到上海、武汉等大城市打工去了。村子能见到的除了上学的孩子，就是老人了。原本鸡鸣狗叫热热闹闹的村庄，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每逢农忙和春节，有零星回乡的乡亲们传说，在武汉贩菜的王大个家的老二一年挣了五六万，在上海收破烂的王国安一年都挣上了八九万，好多人都已经不愿意回乡种地了。听到这些消息后，更多的年青人走出了村庄。我爸爸也有了新想法。

　　因为我和妹妹一直在上学，父母离不开。而且那时我和妹妹上学学费、饭费等花销太大，建了新房后，家里也几乎入不敷出了。真是穷则思变，一天，我爸爸说：“我们去镇上做些生意吧。”

　　小镇叫王店，离我们村不到十里，因为每两天过一次集的原因，比我们村是繁华了一些，不过，除了一条长街外，也实在没有繁华到哪里去。1995年改革的春风从东南沿海吹到了中原腹地，邓小平“南巡讲话”给我们小镇带来的最早变化就是乡政府扒掉了临街的青砖院墙，盖起了一长溜商铺，向社会公开销售：一处两间，4万元。从挖地基到建成，关注的人不少，可是掏钱买的人并不多。因为，在我们那个贫穷的乡镇，在当时4万元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那还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我爸爸却动起了心思。当他把想去镇上买一处商铺的想法告诉我们时，我和妹妹高兴得都快要欢呼雀跃了。因为妹妹正在小镇上中学，对于家住镇上的同学的好处，我们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可是我妈妈却一点高兴的意思都没有，她说：“别说四万，家里连四千元都凑不齐，拿什么去买。”我爸爸立即说：“卖房子。”我妈一听，眼圈都红了：“我辛辛苦苦，一布袋，一布袋，一大车，一大车地卖粮食，一头肥猪一头肥猪地养，攒了多少年呀，才盖起这几间砖瓦房，你说卖就卖，我舍不得！”我爸爸则打定了主意，他说：“无商不活，不经商挣点活钱，怎么继续供养两个孩子继续上学呀，这将来他们想继续上学，那花钱的路子可就更多了。”我和妹妹也坚定地赞成，因为我们通过读书已经知道，在21世纪的中国，农村人口城镇化、城市化必将是大势所趋。听了我俩的话后，更是坚定了爸爸的决心。

　　随后，他就开始张罗借钱和卖房子了。恰巧本家的四叔要给大儿子娶媳妇，正愁着没有房子。很快，两家达成了协议，我爸以两万元的价钱把老宅给卖了。然后，爸爸又从我的两个舅舅那各借了些，凑够了四万，跑到镇上买下了一处临街商铺。事已至此，妈妈也没有办法了，只好跟着爸爸到了小镇上。

　　1996年秋，我们家的杂货铺开张了。从此，爸妈两人起早贪黑，精心经营杂货铺的生意。因为爸妈诚信经营，不欺不诈，实实在在，这铺子不但能糊口，还保证了我和妹妹上学的花销。每逢开学，妈妈给我和妹妹几千元的学费时，她都会说：“幸亏做点生意赚点辛苦钱，要是靠种田，还能供应起吗？”这时，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到，爸爸还是蛮有头脑的。

　　三

　　时光飞逝，到了2000年夏，我和妹妹都先后毕业参加了工作。爸爸说：“没了你们两个‘讨债鬼'，这手头一下子就宽裕了，我们家可以考虑在平房上再接一层了。”因为一直以来，爸妈都是用高大的柜台把商铺一分为二，前面经商，后面住宿。后面这半截住处十分狭窄，家具、衣物还有货物围成了堆。好在有个后院，院里有厨房。这样的格局，不方便生活，可人们只关心生意，没有人家太在意这些，而且左邻右舍，生意好的人家已经先后接上了二层。可我们家因为我和妹妹上学花销大，一直没有余钱来接，好在我和妹妹长年不在家，爸妈也就凑和着生活着。爸妈下定了决心，今年给接上二层。很快，秋天的时候，二层接好了，顺便又把一层也粉刷了一新。

　　2001年春节前，我从外地返家，看到二层上我们各自的卧室时，既高兴，又心酸，觉得父母真是太辛苦了！这一年的春节，我们一家过得特别愉快。

　　2001年的“五一”，我妹妹要出嫁了，我赶回家给她送亲。高高兴兴地办完亲事后，爸爸说：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原来，经了几年商后，爸爸又有了办工厂的新想法。他在观看中央二套的节目时，注意到一个介绍新型建材乳胶漆的节目。在和北京某科研所多次联系，了解详情之后，他又找到对门的徐叔，和一位要好的朋友韩叔，商量三人合伙投资，购买技术，在家乡办一个乳胶漆厂。这两位叔叔也做了多年的小生意，有心想把生意做大，正苦于找不准项目。在分析了技术的可靠性，产品的适销性等问题后，又与北京科研所多次详细咨询了资金量后，他们三人毅然决定，向银行贷款，去北京学技术，在家乡办厂。可贷款要有抵押，我爸准备把我们家的二层楼房抵押给银行，我妈死活不同意。他要和我商量的就是这事。

　　爸爸说：“你也长大了，我应该听一下你的意见，如果你觉得行，那我就下定主意了，我们做你妈的思想工作。”然后，他就给我介绍说：“这几年，外出打工挣到钱的多回乡扒掉泥巴房，翻盖新楼房，他们在大城市里已经了解了乳胶漆，回来盖房子肯定要用。而且，县城里刚刚兴起商品房住宅小区建设热，那小区都需要刷乳胶漆。”而且爸爸说：“无工不富，全国人民都在奔小康，我们办工厂也是要奔小康呀！ ”

　　结合我在城市对房地产业和建材市场的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项目。可我妈激烈反对：“我起早贪黑，精打细算，好不容易……这刚住得安稳了，你又要把房子抵押给银行，万一你们赔了本，那可怎么办？不行！”想想妈妈说得也有道理，八十年代初，土里刨食，靠养些家畜，卖些粮食，扒了泥巴房盖了砖瓦房；九十年代，街头讨生活，靠卖杂货，除了供两个孩子读书，又建起了新家，住上了楼房。现在的安稳生活来之不易，对于未来的风险，她实在是看不清。想到妈妈的千辛万苦，我都不忍心再劝妈妈了，毕竟，父母既将步入老年，他们也该过上几年安稳的日子了。

　　可是爸爸很动感情地说：“我马上都五十岁了，要是再不做件像样的事情，这一生可就说过去就过去了。开过一家店与办过一家厂，那可是天大的区别！”我一听，两眼都湿润了，朦胧的目光中，爸爸的身影一下子高大了起来。

　　我再一次选择了支持爸爸。妈妈委屈的泪水也没有说服爸爸倔强的“野心”。2001夏，在从银行贷出款后，爸爸、徐叔和韩步一行立即赶到北京学习技术，随后，定购设备，安装调试设备，试产投产。秋天，产品即投放市场，冬天，他们又组建了施工队，承接了一批施工项目。当年年底，他们一算账，略有赢利，并且用赢利添置了一辆货车。

　　当时，考虑到小镇的局限，在工厂筹建选址时，他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县城，在县城租赁下一处厂房，它的好处是产品辐射了全县，可却难为了我爸爸。在后来的岁月里，爸爸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工厂的生产与销售，可是他还得兼顾小镇上的妈妈以及家里的杂货铺。就这样，他多是顶着晨星出发，踩着月亮回家，风里来雨里去。妈妈既生气又无奈，责怪爸爸说：“这苦可都是你自找的。”可是爸爸却乐呵呵地说：“这有苦更有甜。”

　　四

　　一分胆略一分福。历经三年的发展，小工厂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兴隆，爸爸越来越忙了，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厂里，已经很少有时间回小镇了。

　　2004年春节的年夜饭上，妈妈仍然做了糖醋鱼、猪肉炖粉条、牛肉、鸡爪、白水汆圆子等一大桌子菜。吃饭时，在催促过我的婚事后，爸爸又宣布了他的新想法：“我准备在县城的小区购买一处房，把家搬到城里去。”我听了，都觉得惊讶，赶忙问：“那这个家呢？”“你小舅不是一直都想上小镇上做生意，正愁着买不到合适的铺子吗？卖给你小舅吧！”我妈一听，当然不同意，不说一铺养三代的传统想法，她更舍不得这个已经熟悉至极的窝呀！爸爸的理由还是那么充分：“这临街商铺，冬天冷，夏天热，我们年龄大了，身体快要吃不消了呀。城里的套房，那是冬暖夏凉！”真是这么回事，做生意一大早开门，晚上十点才关门，夏天屋里和外面一般热，冬天妈妈戴上手套，都还冻得十指肿胀。要说，这理由还真是充分。听了这话，妈妈都无语，这苦头她吃得最多！可妈妈还是说：“可我真是舍不得这个窝呀！”

　　小舅知道厂子生意不错，我们家搬到县城应当没有生活之忧，而且他确实早就有到小镇经商的打算，所以当然乐于买我家的商铺。于是2004年春天，我爸在县城购买了一处三室的房子，把家搬到了县城。后来我打电话问妈妈怎么想通了，妈妈说：“以前我问你，回家时为什么不坐白天的火车，非要坐夜里的火车，一夜坐着那么难受，你说，要是坐白天的火车，到了县城已是半夜，找不到回家的汽车了。我想，要是我们住在县城，你就不用熬夜坐夜车了。”我听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都快要掉下来了。

　　2005年春节，我从石家庄乘坐的是上午的火车，回到家时是夜晚九点多。走进新家，不由得“哇”地惊叫：客厅里是崭新的红木家具、立式空调、大彩电，那派头绝不比城市里的人家低。进了爸妈的卧室，里面摆着一张宽大的席梦思床，妈妈说：“我和你爸睡了一辈子木板床，他非要买这洋玩意。”在我的卧室里，摆着一个三截的大书橱，看到里面放着我和妹妹的旧课本时，我乐得笑了：“我们家也有书橱了！”妈妈说：“搬家时，你和你妹妹的几大箱子书没舍得扔，你爸就说，给你买个书柜装书吧。”虽然这些旧课本不太雅观，可是，我感觉到这书橱里装着爸妈对我们的浓浓爱心。走进厨房，我看到的是簇新的灶台和厨具，一角还有一个雪白的冰箱。卫生间里是洁白的洗脸盆和乳白色的洗衣机。各个房间都是窗明几净，整洁利落，看到餐厅里摆着一张大大的红木圆桌，我问：“家里人少，怎么买了这么大一饭桌”妈妈说：“你将来成了家，还有你妹妹一家，都回来了小饭桌坐不下。而且，你爸用了半辈子马蹄桌，也用烦了。”想到我离家千里，爸妈的心里一直都装着我，我又快要掉眼泪了。可是看到新家，还是欢乐比激动多，我说：“爸妈，你们都快老了，这回进了城也该享享福了。”我妈说：“老了老了，能进城享福，都是因为你爸胆子大。”我爸则认真地说：“都是因为国家政策好，国家富强了，我们这小家才跟着过上好日子！”

　　如今，爸妈在老家县城经营着乳胶漆工厂，过着安稳的生活。妹妹也在老家县城代理了一个知名品牌的乳产品，经营着她的事业。而我在石家庄工作，也已经成了家。当初，我们一家人从一个小村庄出发时，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一天。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大环境激发了我爸爸的勇气和灵感，也是社会大环境成就了我爸爸心中的梦想！

　　五

　　2006年春，我结婚回老家祭祖时看到，小村庄愈加安静。因为年青人多外出打工走进了城市。小村庄的泥巴房也已经破败不堪，老村子只有两三户老人在那里居住了。因为在城市打工挣到钱的有五六户，留在了上海、武汉等大城市；有五六户返乡创业的打工仔把家迁到了镇上。即使有三四家恋旧的回到村庄，可是在翻盖房屋时，他们也把新房都建到了新规划的公路旁，在那里，排排绿树掩映着一幢幛新落成的红砖小楼。

　　因为新修的一条省道横贯小镇，因此小镇愈加地繁荣，人口翻了番，街道也添了两三条。而且，当初我们的左邻右舍，有一部分也已经迁到了县城。在菜市场妈妈经常碰到小镇上的熟人。

　　现在，每当我在异乡遇到困难时，我都会想到爸妈，想到那些走向陌生城市的乡亲，只要想到爸妈都会给我很大的勇气，只要想到那些乡亲都会给我坚定的信心，鼓励我去融入城市，去开创属于我的新生活。

(责任编辑：曾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