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 活

　　――四年一梦，时代的印迹

    作者：胡胜

　　2002年秋天，我来到了狮子山，新的城市，新的同学，连牙刷都是新的。

　　到了大学第一件事情就是军训。队列里紧挨着站在我两边的是文法学院广告学专业的罗维波和何思平，后来罗维波担任文法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而何思平则是校团委的宣传部长。我们军训休息的间隙，何思平总是拿根树枝在地上画一些很抽象的图形，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你在画什么？他回答说是在设计一个标志要去参加一个什么单位的比赛。那个比赛的结果我不得而知，然而我知道的是后来这四年里，何思平的设计作品两次入围广告金犊奖、两次入围 “ONE SHOW”中国青年创意大赛总决赛。

　　军训的日子里，我每天差不多是爬回寝室，-然后横七竖八地躺着大口喘气。我每天晚上都趴在窗口看月亮，因为军训正好从农历八月初开始，两个星期的日程安排使我意识到月亮圆了的时候，这种天天在太阳下曝晒的日子就结束了。由于八月十五是中秋节，这种期盼的心情在到处一片卖月饼的气氛里愈加强烈，原来传说中的盼星星盼月亮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刚上学，还没有电脑之类的娱乐设备，一个班里甚至手机也就那么一两部，最重要的是大学里各种烦恼都还没有开始，所以虽然我们的宿舍一个屋子只住四个人，但是一到晚上，大伙通常都会闹哄哄扎堆在一两个寝室里一边分享天南海北的特产一边语无伦次地神侃。大家在一起，聊的最多的总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以及为什么来华中农业大学来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之类的问题。聊过几夜，知道有人深信知识改变命运并怀着一颗立志为农的心来的，有人是冲着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这句话来的，有人是考的没有预期理想老师推荐他填报这里过来的，有的则是考了超高的分提前录取来的，也有在当地省份降分录取才好不容易过来的，而我又不一样，我是补报过来的。我才知道全国都考同一张卷子，各省的分数线却能相差那么大，我们班高考最高分和最低分都相差了三位数。然而大家最后都来到了这里。我觉得其实我很幸运，在不同的叹息声中我体会着殊途同归的最初含义，我知道，不论你之前是怎样的辉煌夺目又或是怎样的潦倒末路，现在所有人都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枪声已经响起，不知道四年以后，谁会跑在谁的前面，再过多少个四年谁又会超过谁，甚至谁还在谁却已经悄然离开我们远去。

　　那时候所有人都是新来乍到的，虽然我不是第一次出远门，却是第一次一下子看到这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聚在一起，实实在在看到眼前这个是天津人，而旁边一个就是相隔千里之外的广东人。我这才发现，不同地方的人的确带有各自地方独有的气质，单从说话就能听出来，天津那哥们儿说话给我感觉就像在不停的说蓝天六必治的广告，而广东仔一开口就像是港版歌星来内地作宣传。

　　军训结束的时候，正是中秋节，上一级的学长们和我们一起搞中秋晚会，我很不自量力地去当主持人，结果串台词的时候，我一句话十几个字里，发音错了七八个。Mr晁纠正了很多次也拗不过我，只好用朽木不可雕也的眼神斜斜地看着我糟蹋台词。我才知道南方人口齿原来是这样不清，可是到了讲电话时，普通话的劣势转眼成为方言的优势，我发现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告诉家里人我旁边正有人拿着复读机录我的声音，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甚至有人曾经很认真的问我我们的方言和日本话有没有渊源，我们如果学日本话是不是很方便……

　　和我一起当主持人的还有从长沙来的刘思圆，一个很喜欢在自己名字旁边添上一个小猪脑袋的满族格格，晚会那天晚上她把一盒巧克力吃得只剩最后一颗然后递给我，看着我把巧克力吃掉然后晃着空盒子一字一顿地说：你把巧克力吃完了……是你把巧克力吃完的，不是我……

　　后来我和刘思圆进了学生会同一个部门当干事，成了同事。

　　我给我的朋友们写信，我把狮子山上捡的灰喜鹊的羽毛夹在信封里寄给他们，我甚至告诉他们我总是听见有人在厕所里不停地高声朗读舒婷的《雨巷》，而且来来回回就读“悠长悠长的”那一句。我告诉他们我过得很好，我不希望他们为我担心，因为在我以前的同学录里，有一个人说史上从来就没见我笑过，尽管很讽刺的是同一本同学录里，另外一个人写道我每天除了笑什么都没干，都不知道我在笑什么……那我每天究竟有没有笑呢？

　　国庆节之前，学校进行体育摸底考试，我在50米跑测试中据后来有人说是很优雅地摔倒了，只是摔得比较重。那时候风雨大操场还是煤渣跑道，不像现在的塑胶跑道，现在晚上光着脚丫在跑道上奔跑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可是当年我那优雅一摔的结果是半边身子全划伤了，从脸到手到身子到脚，都血肉模糊，划得最深的是膝盖和肘关节，明显就嵌了很多煤渣在肉里面，医院的医生给我消毒清洗了一下，涂了红药水就说可以走了。晚上我让同学拿一根针过过火给我把伤口里的煤渣挑出来。确实挺疼的，我于是很无辜地想到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我就对着一旁围观的同学喊：要不，谁跟我下棋？

　　因为那个医生的红药水涂的非常负责任，煤渣根本就看不清楚，挑不干净，至今，我的膝盖上还有一道长长的深黑的影子，这些煤渣本来真的是身外之物，而我怕是要一直带在身上了。

　　国庆节放假的时候，大家心血来潮要去狮子山摘桔子吃，那时候桔园还在，现在那片地方已经变成了很多温室，我虽然遍体鳞伤，行动不便，也跟着去了。到了桔园，同学们就散开了，有一个姓杨的女生留下来照顾我。

　　现在，她是我的女朋友。

　　我和杨的性格有点像，都向往低调而简单的生活。在别人看来，我们俩一直很灵犀很默契。有一回英语课，老师Miss Faith给我们做一套测试性格的题目，完了根据得分把同学们分为三类，其中有一类大体是特别喜欢远离喧嚣向往静谧宁和云云，Miss Faith让属于这一类的举手，两个班的课堂只举了两只手。一只是我的，回头一看，另一只居然是杨在举着……

　　教室里顿时噼里啪啦一阵掌声，然后Miss Faith很诡异地笑着，问我们俩有何感想，在我们一阵支支吾吾之后，Miss Faith用和《Sleepless in Seattle》里Annie一摸一样的口气和表情说了一个词：Magic……

　　其实我们俩常常吵架，只是吵过了又会一起去逛商场，去超市买零食，去夜市买许多中看不中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Miss Faith在我们大二那一年结婚了，前两天我还在校门口的市场碰到她，好像过一阵子，这个世界就要添上Miss Faith 的Baby了，呵呵，会是公主还是王子呢？

　　大一暑假，隔壁班一个叫舒婷的女生在长江里溺水而离开了我们。我和她那时候都是信息中心的通讯员，我一直很留意这个有着诗人名字的女孩的才华和她对生活的热情，她开朗活泼、做事情很认真，她也很有文才，也读诗，也写诗，也喜欢打篮球，喜欢听歌，从我认识她起，她一直对日语情有独钟，她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人员。然而所有的一切在那个午后戛然而止，她再没有碰过诗集，再没有摸过篮球，再没有听过歌，再没有看过日文书。

　　几天后，我和高中同学通电话，结果听说我们这一级那个谁到广州上学出了车祸已经走了。挂上电话，我站在寝室的窗前看着远方那一片墓地，我突然感觉到做一个人竟然可以是这样的脆弱和微不足道。后来，骑车在马路上，我会想象车子失控钻到载重卡车的轮子下；站在教学楼的天台上，我会想象自己一失足坠下。我总是想，如果我也就这样毫无征兆地走了，有多少人会为我流多少眼泪，有多少事情会因为我的消失而改变，又过了多少年以后，谁还会记得谁。

　　那年暑假我见过一份学校的招生宣传材料，上面有一张我们专业上实验课的照片，正好拍到舒婷。毕业的时候我又翻到了这张纸，我把它迭起来放进了书包里。今天是2006年8月7日。她离开我们整整三年零一个星期。

　　还是那一年，还是和以前的同学通电话，得知谁谁谁已经嫁入豪门；谁谁谁儿子都多少多少岁了。我一下子就懵了，一直以为自己还是孩子，一直还想念爸爸妈妈，一直还喜欢看动画片，一直还喜欢吃零食，却突然发现自己早已经到了可以作别人爸爸妈妈的年纪。小琳说，自从她告诉妈妈她的同学已经生了小孩以后，她妈妈每天早上叫她起床的措辞都变了：“都该当妈的人了，还睡懒觉！”假如现在身边有一团肉乎乎的东西在叫我爸爸，我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2003年春天，我们赶上了非典。

　　湖北当时有了确诊的病例以后，非典对于我再也不是一个遥远的省份一瓶白醋卖到上百块钱这样的概念了。整个武汉如临大敌，街上不管什么店面一律写着本店已消毒，甚至公用电话也贴着“电话已消毒”，到处看到有人在喷药水，然而街上行人不见少，只是戴口罩的人比比皆是，我甚至见过一个人戴着两个口罩。

　　学校也积极地开展各种预防措施，定期给寝室和教学楼消毒，一再提醒大家每天量体温，尽量不要外出，但是从学校开往市区的576和571两路公交车却和平常一样拥挤。那些日子里校园里也有一些异样的气氛，许多人似乎变得有点神经兮兮，校园里私底下到处流传着哪个哪个院哪个同学甚至哪个教授已经得了非典，最后终于弄得学校电台出来辟谣。我们那时候都以为自己不怕死，一直到有一天，同寝室的小J在植物学课程论文答辩后去了校医院再没回寝室，我们意识到情形有点不对劲了。果然小J发高烧，已经被作为疑似病例隔离了。一下子我们寝室剩下的三个人感到脊背一阵发凉，甚至还有其它人一听说这件事立刻痛心疾首地后悔早上在我们寝室吃了一块早春红玉西瓜……于是在“舆论压力”，其实自己也心惊胆战的情况下，我们采纳了辅导员的建议，三个人浩浩荡荡地去医院体检，拍X光片的医生瞪着眼睛看了我们半天，然后神情怪异地在我们的病历上写：年月日，自己要求做胸透。检查之后盖了个蓝色的章子：某某部位未见异常。然而我们还是有点忐忑不安，因为据说非典有潜伏期。

　　小J后来确诊并没有得传说中的非典，然而他确是病了，而且病的很重，被安排去东湖边一个疗养院作封闭式治疗。他回来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正好在寝室，当时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有点酸酸的，可那时那景，确是生离死别的感觉。我把收音机给他，还特意翻了一张寝室四个人的合照给他：兄弟，保重。

　　现在小J早已康复,去年他轰轰烈烈地参加了考研大军，今年四月底他收到了来自北京的复试通知，按照他报考的研究所的招生情况和他自身的优势，他被录取简直是三个手指捏田螺――十拿九稳的事情。他兴奋地连夜就想买车票北上。然而第二天晚上，他从外面回来对我说，他想好了，他不去复试，他要去找工作。在我看来，这是一件相当可惜的事情，我知道他的父亲也很震怒，然而我不能替他作决定，而且我确实说不上读研究生和参加工作究竟哪一条路更适合包括小J在内的任何人，将来的事情，总是没有定数又不能预料的，既然已经做出选择，那就只有努力向着前方冲刺了。

　　现在小J已经被广州一家全国著名的企业录用，做市场营销，很有发展空间，却也很辛苦。只是小J学了四年专业课，甚至半只脚已经踏进了研究所的大门，却只花了一天时间就把自己的命运转了一个大弯，从此与生物专业与他自己年少时的梦想再无关系，一切又从零开始。

　　刚到大学里，我还不知道天高地厚，是面试都去，有竞选都参加，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个月下来，我已经身兼数职，之后就是没日没夜的参加各种社会工作，参加各种活动。大二时候，我又把自己弄进了实验室，因为低年级的课外时间本来就不多，我这样一折腾，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见底了。我清楚的记得，在大三之前，除了考试周，我就没有正儿八经上过自习。我永远忘不了大二那一年的一天，那天下午，我们只有两节课，我下课以后回到寝室，突然发现自己这时没有会要开，没有工作要赶，没有实验要做，一下子反而手足无措起来。后来，我趴在书桌上打开随身听，里面是一张吴奇隆93年的专辑《追梦》，听着听着，一种陌生而幸福的感觉涌上来，泪水轻轻流到了桌子上面。

　　到了大学以后，我很快就学会了喝咖啡。

　　在来武汉以前，我非常讨厌咖啡，因为我一碰它就头晕，觉得不舒服，而且这玩意儿看着确实就像弄湿的脏衣服拧出来的水。我一向喝茶。到了大学，我常常在半夜赶稿子、写材料，最初的时候还是喝茶，可总是喝着喝着就睡过去了，于是捏着鼻子开始喝咖啡，也许正是比较讨厌它的缘故，咖啡提神的效果超好。常常稿子写完了，躺在床上却翻来翻去睡不着了……

　　我在大学里喝茶的次数明显越来越少了。在我看来，茶要在阳光懒懒的午后躺在吊床或是摇椅上慢慢品茗，要磨洋工；而我买的咖啡都是速溶的，适合放在工作和学习的书桌上。

　　大学里一直做学生工作，能有许多机会接触许多方面的人，我惊奇的发现，有一些人先前就知道有我这个人。开始以为只是工作的原因，后来我发现，其实他们大多是因为看过我写的所谓文学作品。其实说来惭愧，因为在学校里当记者，在院里又主管过宣传工作，虽然也兼院刊的主编，但是写得东西实在是以新闻、计划、总结之类的工作性质的文章居多，偶尔涉及一点点关乎心灵的文字，也多是应景之作。

　　然而我确是喜欢写东西的。

　　高中三年我的班主任一直是芸子，芸子是语文老师，我很喜欢听她在课堂上读我的文章。我那时候借着高考作文训练，写了不少，其实多半只是希望能被芸子读一遍。后来芸子让我用不同的笔名交了两篇文章去参加当年的全市作文大赛，结果我扛下了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之后一天芸子特意来教室让我跟她出去，我就跟着出去了。芸子斜靠在教学楼的阳台上，背对着我却没有说话，我看着她的背影和满墙葱绿的爬山虎和夏日的风。她好一会儿才转过来对我说：你在家里复习看书是不是都是躺着的？我说哎呀您怎么知道的呀？她笑笑，说我这个人全身骨头就是散的，扔在地上都拼不起来那种，所以我适合写散文，然而她又说，我可以歇一歇了，等我上了大学，要好好生活，有时间再写点东西。然后她把奖状递给我，说我可以进去了。

　　我那时候一直没有留意芸子要我好好生活是什么意思，等我真的上了大学，我却几乎没有时间去体会，毕业的时候我整理四年来的各种手稿，而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就那么薄薄几张纸，我忽然想起芸子，她所说的好好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看着手里那几张纸，基本上是诗歌，加上一两篇随笔。其实我做梦都没想过我大学里会去写诗，芸子根本就没说我适不适合写诗。大学里也是我这辈子写的第一首诗是当时信息中心主任冷正华鼓励我参加当年的一二九诗赛我才连夜熬出来的。结果运气不错，得了一个小奖，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也才有了后来习惯于用很简单的文字去表达或是堆砌自己的心情。

　　我在担任院里团委副书记的时候，每两周要到校里开例会，十二个院的副书记坐在一起开了一年的会以后，已经结下了和兄弟姐妹一样的情谊。在2005年春天，大家即将卸任的时候，一种离别的伤感洋溢起来。水产学院的唐仁生在一次例会时带来了他们院的新副书记，然后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和大家坐在一起了，这使得之前大家暗自坚持的心理防线一下子决堤了。动科院的姜梦付提议会议结束的时候每人给他送一句话，我随手捉了几个词在纸上写下一幅对子：上联：大唐歌飞横刀立马合纵天下；下联：仁宅雁落羽扇纶巾踏雪寻梅；横披：碧野生辉。我希望唐仁生以后在属于他自己的道路上事业成功，生活美满。

　　两个星期以后，我又去开例会，这个时候，一直给我们主持会议的校团委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都已经卸任了，坐在正席的是新上任的刘三宝。除了他们以外，各院系的副书记席上也都是新面孔，我心里一下子有了一种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感慨。忽然有一个人回过头来。竟是外语系的邱雪璐，她还在，呵呵，会场立刻又亲切起来。后来资环院的吕叙杰、工程院的秦玉、理学院的曹敏等等这些我们这一拨遗老们都陆续进来在位子上坐定，再看着那些新面孔，觉得新的时代确是已经到来了。当时除了曹敏，我们其他人都是最后一次来参加例会了，这使得工作会议变得充满了离情别绪。吕叙杰讲完工作后给我个人提了个要求，他希望我也能用他名字给他作幅对联。刘三宝在会上就问我是不是擅长写对子，其实我并不清楚怎么写对联，那天给唐仁生写纯粹是心血来潮。后来我还是现场就给吕叙杰写好了，散会以后我用短信给他发过去了。口张二度报尽春花报秋月；文余半篇留得壮志留豪情；横披借了一个乐队的名字：水木年华。说是送给吕叙杰，其实是送给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我们那一届所有的副书记们，送给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整整一年的燃情岁月。

　　我还有一件更加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就是我在大学里会背着相机到处去拍照。所谓摄影，之前在我看来和写诗歌一样属于比较没有什么意思的事情，然而到了大学，连相机都没摸过的我第一个学期就跑到南京路买了一架二手的凤凰DC505。我的本意是想记录生活，然而没几天我就后悔了，因为拍照的成本实在是有点高，不算胶卷，光是洗一张照片就要五毛钱，加上胶卷，即便是桑尼的，一张照片的成本也靠近一块钱，一卷下来怎么也要二三十，心都在滴血。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不买数码相机，因为那时候社会上还不兴数码相机，因为当时的数码相机，动辄都是五位数左右的天价。所以越到后面，我越是珍惜每一次快门，那“喀嚓”一下就是一块钱呐，怎么也要让我拍的东西至少值这个价钱。抱着这样的念头，我很快学会了怎样用相机去捕捉我需要的东西。几个月之后，我已经能在学校的摄影比赛里拿奖。大学四年，我背着相机扛着三角架的身影走过华农的每一寸土地，有意无意地记录着校园的变迁和如歌四季，也留下了我和我的同学们成长的印记。

　　我原来一直以为自己是很注重生活的人。大一那年院里搞寝室文化大赛，我和兄弟们商量之后决定让我们的寝室走自然主义风格路线，我们弄了很多仿真的比较好的枝叶藤条硬是把寝室弄得青翠欲滴，还特意把狮子山捡来的一个鸟窝摆出来，还特意在通往阳台的门框上挂了一串有山间泉水声音的风铃。同学们说，一进我们寝室就像钻进了原始森林，我们得意极了，而每天早上在一片绿色和泉水叮咚的氛围中睁开双眼，更是种恬美的享受。我给寝室起名字叫闲云明涧，后来闲云明涧毫无争议地拿到当年的冠军。一直到大三时候，都还有人慕名前来参观，据说第二年，第三年寝室文化大赛的时候，都有许多寝室走这种所谓的自然主义路线，搞得兄弟几个关上门偷偷地乐了好几回。我觉得，这些寝室其实和我们当初一样并不为拿名次得奖，只是实实在在地表达他们了对大自然的向往，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和期望。

　　大学里我所在的寝室有两件事情一直让我们骄傲。第一件是我们寝室除了前面说的漂亮，而且很干净很整洁。我们四年里每一天都叠被子，每一个星期都大扫除，即便是大四学校里不再检查寝室的时候，我们依然这样做，没有人表示过异议，没有人问过为什么，我们只是为了自己在寝室的日子过得舒适一些，仅此而已。四年来，我们一直是星级文明寝室。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寝室每天都有热开水。似乎大学年级越高，打开水的人越少，男生尤其如此，很多寝室到了后来一个热水瓶都找不出来，然而我们寝室从来没断过热水，特别是大三大四以后，附近寝室许多哥们儿断水了就直接往我们寝室跑，斜对门的欣欣同学说：“就开水这个事情，274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274是我们寝室的门牌号。

　　寝室文化大赛那会儿，我还写过一篇文言的《闲云明涧志》，创意剽窃自刘禹锡的《陋室铭》，其实也就是差不多的那个意思，写完了就贴在门背上，其中有一句讲我们“有飞鸟翔于穹；有灵龟伏于畔”，我毕业临走的时候在门板上看到这一句时，猛地被这个句子一惊。这一句当年那就是闭着眼睛胡诌的，写的时候还有点心虚。可是后来，我们274真的住过一只鸟和一只巴西龟。

　　那只鸟是自己飞进来的，很漂亮一点也不忌生人，一看就是从哪个笼子里逃出来的。我买了一把小米给它，它吃的咯嘣咯嘣响。我们由着它在寝室里到处飞，“原始森林”因为它的出现变得充满了灵气和神奇。虽然每天晚上我们爬到床上都会发现它赐给我们的小礼物，然后要折腾一会儿才能睡觉，然而每天清晨除了绿叶除了泉水风铃之外又添上了它婉转的歌声，有几次，我真的都已经忘了自己是睡在鸽笼一样的学生宿舍里。

　　后来也许是在大学里的生活让它不习惯，它的情绪越来越差，甚至都不能飞到我们的床上做些它一直乐此不疲的事情。一个星期以后，它不见了，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见到它。

　　它没吃完的小米后来我自己煮粥喝掉了。

　　那只巴西龟是我在宝通寺门口买的，估计本来是要被卖给那些善男信女拿去丢在大雄宝殿前的放生池里的，买了它之后我还带着它逛了亚贸和中南路的。后来回学校以后，我发现它四只脚三只有伤，它根本就爬不了直线。后来我还发现它身上有好几个地方有溃疡，我拿我的阿昔洛维眼药水每天给它擦几次，据医学院的同学说这个可以消毒，后来还用上了皮炎平，一个月以后，它的溃疡就好了。它有冬眠的习惯，在鞋盒子里裹着我的毛巾静静地睡了一个冬天之后，桃花绽放的季节里，我带着它到南湖边溜达，我惊奇的发现，它的腿伤也好了。它在开满野花的草地上很兴奋地爬呀爬，我觉得，它一定也喜欢春天。

　　几年过去了，小龟还在，现在就静静地趴在我脚边。

　　2004年春天我在彭浏阳路旧货市场淘到一件宝贝：一辆几乎全新的GIANT Speeder-LX，这种款式的公路车即便是今天在捷安特的专卖车行里也还标价八九百块钱，而那天我花了300多块钱就连车带锁买下了。可是刚给了钱我就后悔了，我怕没骑几天就会被人偷走，于是我又给它买了一把大锁。果然没过几天，我去开车的时候，发现那把大锁已经被人剪断了一半，于是只好又买了一把新锁，半断的那把我也没扔，就一直挂在车上。上个学期我去行政楼办事情，就把车停在大楼后面的车棚里，觉得这里有监控，应该比较安全，我就只锁了小锁。结果办完事出来一看，车上两把大锁居然都不见了。我愤愤不平的回寝室跟小J说起，他笑着说：别想那么多了，嘿嘿，如果是车不在了光留那两把锁在地上……

　　《三国志Ⅹ》里总出现一句话：如果拥有名马的话移动速度也会加快。有了Speeder-LX之后，我对这句话深有体会，这款车型就是为了速度而设计的，骑车的时候稍微踩几脚就能听见风吹得车子呜呜作响。有一回我急着去马房山的中百仓储买一件东西，骑着Speeder-LX，一节课的工夫就回到了学校。现在我可以很自豪的说，五分钟之内，我可以到达学校里任何一个自行车能到达的地方。

　　物理学上好像有种说法，大意是高速运转的东西反而比较容易达到平衡。我骑着Speeder-LX没几天就发现我可以双手离把，又没过几天，我又发现我双手离把之后还能随心意所欲的转弯，这一下，我就彻底明白了为什么直立行走促进了人类的进化，因为双手都被解放出来了。Speeder-LX的缺点是前面不能安装车篓后面不能安装车架，所以有什么东西一律拎在手上，当两只手都被解放以后，立即就有了生产力大发展的感觉。我骑着Speeder-LX常常可以一只手拎着热水瓶，一只手收发短信或者打电话。当然我还是摔过好几次的。最抢眼的一回是那年替同学搬寝室，我两只手抱着四床被子，踩着Speeder-LX在校园里风一样地穿行，由于正是吃午饭的时间，人挺多，所过之处，只听见身后一阵啧啧惊叹的声音。那一回，我的虚荣心真是得到了莫大的满足。

　　天气好又有心情的时候我喜欢在校园到处晃，南湖边以及狮子山的景色在我来了以后这几年里变化很大。南湖边那时候是没有湖汊上那座大桥的，也没有沿湖东路；狮子山上也没有防火通道。南湖边最西端是成片的池杉林，里面有数以千记的鱼鹰，也就是以前语文课本里讲的鸬鹚。其它地方以前都是一片翠绿翠绿的草滩，我常常骗自己说去湖边看书，其实每次都是把书往脸上一盖就躺在草滩上一边晒太阳一边听着南湖的风睡过去了；有时候，我也会在两棵树之间拉一张吊床，然后打开收音机，再捧一本图书馆借的老的发黄的书就消磨了整个下午。

　　我在池杉林边见过南湖渔场的工作人员的捕鱼做业。只见两条驳船从对岸一个地方向相反的方向缓缓破浪而去，足够远的时候再缓缓地向学校这边汇合，两条船正好各自画了半个圆，最后拼到一起。两条船一起拖了一张大网，网的最后面看上去像是有个网箱，最后船靠岸了，工人们就慢慢绞起渔网，鱼儿们就全兜在网箱里了。到最后的时候，不停的有鱼从网里跳到船舷和甲板上，工人们总是把大的捉到渔网里，小的就随手丢回湖里去了。

　　狮子山最初吸引我是听说里面有栗子树，我后来还真的找到了，我在经过的地方都做了标记，还藏了一根敲栗子用的竹竿，打算明年再来，结果第二年上山的时候，发现已经修了防火通道，原来的标记早已不知所踪了。然而我依然喜欢狮子山，野山茶和野栀子花在隆冬和初夏交替开放，野猕猴桃和一些从小就吃过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野果在秋天散发着诱人的气息。我还见过几次山鸡，艳丽的色彩和长长的尾巴总是很让我向往却总不能靠近。只要你愿意去寻找，狮子山时刻准备着，会给你一个又一个惊喜。

　　大学里评奖学金用的是综合测评成绩，其中有一项是社会工作及竞赛奖励分，我的这一项大一就是全班第一，大二开始，我在这个地方登峰造极，每年都以两位数拉开和其它同学的差距，这也直接导致我的综合测评成绩总是第一，总是拿奖学金，总是拿证书。在别人眼里，我似乎活得很滋润。可是我知道，奖学金和证书什么也说明不了。

　　那年00级学长们毕业晚会，我和一个学生会主席一起坐在舞台下面看着台上的节目，这是学长们毕业前最后的演绎，他们热舞；他们弹钢琴；他们现场泼墨；他们唱孙燕姿的歌；他们在铁血丹心的旋律里舞剑；他们在电吉他和贝司架子鼓的放肆里尽情怀念曾经的光辉岁月。而若是换做我，我什么也拿不出来。正在独自感慨，听见身边的主席叹了口气：“我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是的，我们什么都不会。在奖学金和证书以外的世界，我们只能无奈地双手交上一张白卷。

　　2004年暑假，我特意留在了武汉没有回家，我想体验一下自己养活自己的感觉。我把我两年来获得的厚厚一叠证书奖状整理出来，装在包包里出去找工作。

　　最先看到的是一家杂志社的招聘大学生记者和编辑的广告，我上大学之前就在几家杂志报纸做过学生记者，而且还是校学通社现役记者、院刊现任主编，觉得这个岗位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于是踌躇满志地就找到那家杂志社去了。

　　找到杂志社管人事的同志一看，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女孩子，然而脸色却比我成熟老练的多。我一边自我介绍，一边把那叠自以为很有分量的证书奖状拿出来双手奉上，结果她瞟了一眼，根本就没有伸手要接的意思。她笑笑说，我们不看这个。我说至少可以让您更了解我，她还是那样笑笑说，你有带作品过来吗？

　　这一问真的把我问住了。我准备了那么多东西，独独缺的就是自己的作品。她于是说，明天把你作品带过来我们再谈吧。

　　出杂志社的时候我想了很多，手上厚厚一叠所谓荣誉，就是一堆废纸，而这些废纸背后真实的东西却被我一次又一次忽略。大学亦然，多少人只为最后那一纸文凭，却完全无视四年这个说短也长、说长却短的过程。等走出校园的时候，一切答案都会慢慢揭晓，只是再也没有重修的机会了。

　　第二天我带着作品再次来到那家杂志社的时候，她说不好意思，人已经招满了。

　　大三以后，很多人认为我适合去搞政治，他们举例说我玩电子游戏都只玩《三国志》。这句话其实前面一半比较离谱，他们说的政治多半应该是指行政工作，我并不觉得谁天生就适合搞行政管理，我觉得和许多事情一样，都需要靠自己一步一步去实践。而且按照现在大学毕业生的行情，很多时候并不是由你选择想要去哪个岗位，而是特定的某个岗位选择了要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你正好是这样一个人才行。至于热衷于玩《三国志》倒是确有其事，我从小就有前科，我记得我最早是用那种插卡的游戏机在西湖牌17寸黑白电视机上玩《三国志Ⅲ》，而现在我的电脑里都已经安装了《三国志Ⅺ》。对于我来说，《三国志》和足球篮球一样属于一种运动，属于兴趣爱好的范畴，只要不沉溺不偏激，怎么玩应该都不算过分。

　　我记不清这四年我参加了多少次面试，开始总是别人面试我，后来都是我面试别人，然而有那么一次，将让我永远记住。

　　那是大三的时候，我去帮助学校学工处面试应聘勤工助学岗位的同学。面试前一天晚上，负责人特意召集我们开了一个小会，讲了第二天的工作流程。他最后补充一点说，要注意对方和自己的情绪。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还要注意自己的情绪，觉得可能是因为面试时间会持续很久，到后来难免会急躁，我是不会急躁的，我一向以呆若木鸡著称。

　　第二天一大早，面试工作就开始了。这和以往我所经历的任何一次面试完全不一样，最大的不同在于以往总是须要挑出最优秀的，要变着法子把别人问傻；而这一回，是要变着法子让自己看上去比较傻，比较亲切可信，因为这一回是要找出最需要帮助的人。

　　面试程序其实很简单，问清楚应聘同学的家庭情况，以及目前在校情况。家庭情况主要是指家庭经济来源，父母的健康情况，有没有兄弟姐妹以及他们是否在上学等等。目前在校情况主要是应聘同学的日常开支和生活态度，所谓生活态度是看应聘的同学有没有尝试其他努力缓解自己的经济压力，他们不希望招聘一个被自己都抛弃了的人。

　　其实我上大学之前也打算以后边上学边找份兼职，用勤工俭学来尝试独立生活。然而上了大学之后一忙起来就把这件事情搁在一边了，只是发现相比许多同学，我的生活还算过得不错。

　　面试远比我想象得要沉闷得多，不仅是因为涉及许多有些隐私的东西，更多的是因为会逼着许多人去触及自己费尽心机掩盖起来的伤痛。我越来越小心翼翼地逐项询问应聘者的情况。我才知道学校里有那多同学没有爸爸或者没有妈妈，才知道有那么多同学来上学的背后是家庭背负着天文数字的外债或是一个甚至几个兄弟姐妹辍学去打工支撑，才知道有那么多女生每个月的开销可以不超过90块钱，才知道学校里到处贴着的招兼职的广告十张有九张是陷阱，才知道有人连雪碧都没有喝过。

　　坐在我桌子对面的他们，是校园里一个特殊的群体，承担着超出我想像的生活重担，个性张扬的大学校园生活不属于他们，阿迪达斯和范思哲不属于他们，ZIPPO和红酒面膜不属于他们，甚至超市门口招摇的冰爽可乐柜子对于他们也只是一个摆设。

　　很多女生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再也说不下去了，面试因此中断了好几回。每次她们一哭，我看着眼前和自己一般年纪的女孩，只觉的百感交集，却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根本不知道我该怎样去安慰她们。

　　面试分六个点同时进行，每面试一个同学大概是3到5分钟。即使是这样，应聘者的人数仍然使面试整整持续了一天，一直到晚上靠近十点才结束，而这一次学校能提供的岗位数量相比之下只是杯水车薪。

　　第二天，我碰到院经济资助办公室主任王永红，他说他每次参加这种面试之后一两个星期内到食堂吃饭都有一种负罪感。我也是。

　　我是大二上学期进的实验室，当时蓝细菌实验室希望找几个本科生去帮忙，我报了个名，然后就混进去了。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上过几门专业课，到了实验室，一切都新奇，一切都不可思议。带我做实验的是一个博士研究生叫魏新元，他读研以前是大学讲师，大家都叫他老魏。老魏人挺好的，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问了我几个比较专业的问题，看着我对他的问题只会眨巴眨巴几下眼睛，他笑着说，那现在我们来谈谈你的兴趣爱好吧……

　　之后几个月，我在实验室什么也没干，只是一直站在老魏后面看他做实验，有空也站在其它师兄师姐后面看他们做实验，再有空就翻翻那本著名的《分子克隆实验指南》第二版。快放寒假的一天，老魏说，从现在起，你要开始干活了。

　　我的第一个任务是给几个DNA样品做一次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当然实验室不会称呼的这么麻烦，实验室里比较通俗的说法是：跑块胶看一下。实验第一步是要制琼脂糖胶，具体的做法是把琼脂糖在电泳缓冲液里溶解然后倒在一个搭好的模具里等它凝固就好了，这一步通常叫倒胶。我捧着《分子克隆实验指南》来回看了几遍，然后才动手搭模具，书上说要保证点样孔和胶的侧边缘垂直，这样电泳的过程中样品才不会跑歪，为了追求这个垂直，我动用了三角板、水平仪和大号凤尾书夹，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胶倒上，后来老魏来看，只说了一句还可以。这件事后来在实验室被当作笑话传开了，因为实验室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浩大的倒胶过程，也是，我现在倒块胶也只要两分钟。

　　大二下的时候，也就是进入实验室的第二个学期，老魏要去法国学习工作一个月，他走之前给我安排了几个实验，这意味着在做实验这个事情上我不得不开始独立。

　　那个时候我的实验步骤其实还是老魏设计的，不过具体哪天做什么怎么做就都需要我自己安排，我每做一步有一点结果就给老魏写电子邮件。那一段日子里，我就在教室和实验室之间来回跑，除了晚上睡觉，寝室里见不到我的人。后来老魏回来的时候，看了我的实验记录和结果，只说了一句：还可以。

　　再后来没几天，杨帮我一起在学校玉米研究室申请了一个SRF（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我于是就过去了。第一次见玉米研究室的郑用琏教授，他就送了一本厚厚的《玉米育种学》给我们，扉页里有他激励人心的题词。在关心学生方面，郑老师一直有着极好的口碑，而我也确实深深地感觉到了一位长者寄予后辈学生的厚重期望。

　　郑老师安排肖海林具体指导我们的项目。肖海林也是博士研究生，实验室里的女孩子都叫他肖哥哥。刘文婷曾经说，等肖哥哥毕业的时候，玉米实验室的一个时代就结束了。我去的那年是肖哥哥在华农待的第9个年头。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发誓等我毕业了，绝对不再碰任何与生物实验有关的事情！”两年过去了，肖哥哥已经毕业并留校任教，而且就留在他熟悉的玉米研究室。

　　那年五一的时候，我们在肖哥哥指导下正式开始做那个项目，五一过后，我们得到消息，我们申报的课题审批没有通过，SRF没有给我们立项。然而这完全不影响我们做实验的热情，我们依然做得不亦乐乎，一直到暑假里把实验完成。后来在写完玉米研究室做的那篇小论文以后，我又回到了蓝细菌实验室。

　　从那时候开始，老魏再也没有对我的实验结果说过还可以。他说的最多有两句话，一句是：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第二句是：都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东西。

　　几个月以后，快放寒假了，老魏跟我说：“差不多了，给你一个完整的课题吧，你可以和我们讨论，但是所有的实验环节都必须由你自己设计，由你自己来完成。” 我立刻就冒了一身冷汗。

　　老魏给我讲了那个课题的目的意义，然后就让我回去整理思路，设计实验。我在寝室想了整整一晚上，把整个实验的过程大致的写了出来。对照我的实验记录本，我发现，实际上我可能要做的实验大部分老魏都已经教过我，而且基本上都是在我重新回到蓝细菌实验室以后。第二天我把实验流程拿给老魏看，老魏看了很久，还问了我许多细节，然后说，还可以。

　　这个课题后来就成了我的毕业论文，我花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才把它做完。后来这篇论文被评为了优秀毕业论文，而这个时候，老魏博士毕业已经有9个月了，他在湖南一家生物公司担任总经理。我没有告诉老魏优秀毕业论文的事情，我只是把最后的结果用电子邮件发给了他，他很快就回了，只有一句话：还可以，看起来确实像是那么一回事。

　　2005年10月，我被免试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我的导师是蓝细菌实验室的张承才教授，他就是老魏以前的导师。

　　大学里，我的年龄似乎是一个谜，在实验室进出了几年，一天被门卫师傅拦住：“小胡,你到底几年级？我就是不信你大四了！就你这样，肯定还没有十八岁！”我乐了：“师傅，再过几年我都二十八了……我真的大四了，都快要毕业了。”那一整天，我心情都很好。

　　这类事情我在大学这几年里常常碰到。前天吃饭碰见陈夏冰，她一直问我她身上的绿裙子会不会让别人以为她是一根莴苣，然后感慨说，你真好，别人见了你还能叫哥哥，那些小孩见了我都叫阿姨了……

　　其实事情也没有这么简单，我大一的时候一次在教工活动中心看一台晚会，碰见刘思圆和陈琳，她俩是高中校友，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陈琳，后来听说，我一走她就跟刘思圆说：“你的同事看起来怎么那么老啊？是不是大二的？”真是把我气死了。

　　毕业论文答辩以后，毕业的气氛一下子就弥漫起来……

　　那会儿正是世界杯的日子，对门的小肥把他的本本搁在走廊里，一帮真的假的球迷就拿席子把走廊铺满了或是横着或是竖着看球，每天看到凌晨五点，两场球赛中间他们趴下就睡，然后下一场开锣的时候闹钟会响，然后他们爬起来继续看。晚上看球，白天睡觉吃饭看球评，其实他们连食堂都经常不去，只是请人带回来坐在席子上吃，感觉他们就像在榻榻米上过了那一个月。毕业前，世界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最后的日子里一起肆意通宵、颠覆时差的绝好理由。

　　那一阵子，天天有人喝得东倒西歪的回寝室。班长熊玉林大四一年在院里学生工作办公室兼职当差，加上交游广阔，答辩当天起一直到坐上回家的列车的前一天，他没有一天没有饭局，每天宿舍快关门的时候，他就红光满面，摇摇晃晃得跌过来，摸张席子倒头就睡。

　　那会儿流行写同学录和毕业签名，到处可见一叠一叠的同学录，到处可见坐着躺着趴着写同学录的人。不知道谁先拿了一件意甲罗马队队服出来请大家在上面签名，这下真是发现新大陆了，一天之内，到处可见各种各样供人签名的东西，T-裇、裙子、运动衫，后来还有了床单、被套，最后陈丽军把大腿往大家面前一搁，吼了一声：“来啊！往这儿签！”

　　毕业的高潮在离别。

　　科子是全班第一个走的。他背起背包的时候，小涛在走道里喊了一声：“科子要走了！”小涛是隔壁班的，不过和科子一直住在一个寝室。

　　和大家一样，我放下手里的事情就跑出去了。科子行李不多，我们十几个人都争着要帮他拎，科子有点伤感。我们在校园里走着，科子一向忧郁的眼神变得越来越忧郁和游移。科子酷爱打篮球，路过球场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就走到篮框下面去了，若有所思地站了好一会儿。我们快走到到校门口的时候，女生们也骑着车子赶过来了。

　　到了开往武昌火车站的571路公交车站的时候，场面一下子变得很煽情，科子轻轻地流泪，有人拍他的肩膀，没有人说话。公交车司机探出头来朝我们大声喊：你们到底走不走？

　　科子上车前和每一个人或是拥抱或是握手，后来站在车窗边默默看着我们，我们一直站着，看着公交车渐行渐远，很多人终于都哭出来了……

　　后来不管谁走，我们都倾巢出动一直送他送到实在不能再送了。

　　有一天早上天还没大亮，我还没完全醒，忽然听见有人把手搭在我的床沿，然后是熊玉林有点颤抖的声音叹了口气说：“兄弟，保重，我走了。”我蹭的就坐起来了，倒是把他吓了一跳，“不用起来了，我自己走就可以了。”熊的眼睛是红的。

　　他到每一个同学的床边轻轻地告别，然而大家都立即就起床了。

　　熊的东西都已经收好，我们一大帮人脸都没来得及洗就帮他拎着东西出去了。

　　因为太早了，公交车都还没开，也许是熊的东西比较多，又也许是舍不得，大家都执意要把熊送到火车站，拦了三辆出租车，大家争先恐后扛着行李就上去了，三辆车都开走了以后，结果熊还在原地站着。

　　后来我和熊又拦了一辆车往火车站去了。我确实舍不得熊，我把他一直送到火车车厢里的座位上。车厢里很挤，我差点就跟着他回十堰去了。

　　我们班包括我在内，好多同学暑假或者要在实验室做实验，或者要留校学习，都没有打算回家，学校通知我们搬到其它宿舍楼，我们看着在一起住了四年的寝室，实在割舍不下。尤其是搬寝室以后，我们将被分散在好几栋楼里，我们更是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忧伤情绪。

　　6月29日上午，我们都搬完了，我在新的宿舍里却有些魂不守舍，吃过午饭，我不知不觉竟又走回了十八栋。我于是想，再去274看一回吧，一上楼，我惊讶的发现，兄弟们也都回来了。走廊里居然和以前一样铺满了席子，不同的是所有寝室门都开着，都一片狼藉；还有，少了许多人，他们走了，也许，永远也见不到了。兄弟们或坐或躺，都没有说话，都像在想什么事情。就像一座战争后满目痍疮的城市废墟，几个幸存的老兵，一片游离的眼神。

　　其实这四年，我的遗憾比什么都多，比如运动会，我大学以前体育特别好，各项考试内容除了长跑我都能拿满分，运动会我每年都很拉风，体育老师曾经建议我去考国家二级运动员证，因为有那张纸高考能加分。可是到了华农以后，四年运动会，我阴错阳差地在运动场边做了三年文职工作，最后用了一年去忘却。我还喜欢画漫画，我入学时带了我最喜欢的漫画集来学校，结果毕业整理东西的时候，我第一次从箱底把它拿出来。我还有太多想做的事情，都从来没有真的提上过日程，我想我所过的并不是我原本想要的生活，我没有好好生活。

　　快毕业的时候，南湖风文学社开会员大会，邀我去做嘉宾。我在会上很简单地讲我对文学的理解，讲历史上能够流传后世的文学作品都源自于生活。其实又何止文学如此。

(责任编辑：曾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