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梦

　　作者：汪乾

　　几千年的中国一直在迷恋着一个遥远的梦想。即便近来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吹散了些许的爱恋，打湿了些许记忆，但留存于我们炎黄子孙心灵里的最隐秘的疼痛和最唯美的追寻让中国在睡梦里一遍遍地喃喃呓语。尽管只有片段，至今仍有断裂，可那真切的声音分明是在诉说着那个千年的梦想，那个让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梦想——文化中国梦。

　　当我呱呱落地成为一个人的时候起，妈妈便用中华文化中最辉煌灿烂的部分哺育了我。她教我背诵唐诗，使得幼小的我得以超越时间的荒野聆听李白、杜甫的脉动，体会王之涣、岑参的豪壮，玩味李商隐、杜牧的精巧，感受韦庄、温庭筠的落寞。他们的音律后来成了我生命节律的一部分，让我懂得了生活的五彩和五味。虽然与传统的蒙学路径不太一致，但那时的我对中华文化的博大和精深已然怀着温情和敬意。稍大一点我才发觉自己与唐诗的邂逅是某种宿命的使然，我出生的城市马鞍山恰是诗仙驾鹤西游的起点。位于马鞍山郊野的大青山便是诗仙李白安睡的地方，山腰上立着李白的墓碑，简朴却神圣。一千多年来，不知多少欲发思古幽情的人们来此凭吊。郁达夫定是其中的一个，他的小说《采石矶》可堪一册小诗集，李白被作为文人理想和文人命运的概括成为小说淡色的背景。自我记事时起，在马鞍山每年都有诗歌节，2005年，在这里迎来了第一次全国性的诗歌节日——中国诗歌节。国内外的知名诗人济济一堂，以诗会友，不亦乐乎。我那时正好在家，有幸目睹了盛况的一部分，返校后参加北师大校友作家见面会时，致力于提倡汉语语言魅力的著名诗人任洪渊先生也夸赞了此次诗歌盛会，让我着实的开心。诗歌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形式，也是最成功的形式，就好似西方的悲剧。诗歌的凋零无疑意味着中国文学的衰落，一个文学衰落的国家不会有真正的崛起。从历史到现实，没有一个大国不是文学的大国、文化的大国，这是最显而易见的经验结论。但愿我泱泱中华能飘洋过海、远布四方的不仅是鞋子、玩具和其它琳琅满目的商品，还应该有我们的诗歌、文学、思想和价值体系。我们不仅要做世界的制造工厂，也应该是人类的思想源泉和安身立命的依托。唯有如此，才真正能重现以致超越“盛唐气象”。

　　上大学以前，我就已经深爱上了中华文化。古代中国没有现在意义上的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只有文化的区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文化扩展到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西方的汉学家列文森也认为，古代的中国是一个“文化体”，现代国家则是“权力体”，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文化的理想就像血液流淌在中国的体内，虽然1917年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试图摆脱，可是结果却导致了文化的灾难。2001年我考上大学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系，学习汉语言文学。那时在别的人眼里诸如中文、历史、哲学之类都不是好专业，当然至今仍是这样，不过没有那个时候严重了。热门的专业是经济、管理、法律类，或者对于男孩子来说，理工科系也是非常好的选择，这就是几年以前社会的评判。大学四年里，我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的典籍，包括儒、墨、道、法、兵、阴阳、纵横诸家，也涉猎了不少西方的著作，通过学习和比对我对中华文化有了更深刻更细致的认识和理解。写读之余，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了学校里第一个儒学学生社团。假期的时候我们组织去贫困山区支教普及传统文化，平时则请学养深厚的老师们给同学们做讲座，虽然很累，却也乐在其中。

　　今年又经历了两次不平常的文化之旅。一次是去徽州、一次去南孔所在地衢州观看祭孔大典。两次旅行的感受虽大不同，可都让我看到了中华文化复兴的曙光。在徽州的最富盛名的古村落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西递村，尤能触摸到中华文化由消沉转为复兴的过程。来到西递村口，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高大精美的胡文光牌楼，牌楼做工精美，寓意深刻。排楼的正反面分别刻着“胶州刺史”和“荆藩首相”八个大字，告知世世代代的来访者们这座牌楼主人的地位。牌楼四根石柱，东西两面，共12个穿榫，最上面立着四位文臣武将的雕塑，下面是中国传说中的“八仙”，据说那是胡文光以此来昭示后人，“出则为将，入则为相”，此为上策。但如果不能达到这种理想的境界，则不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照样可以出人头地。听导游说，倘若四十年前游访这里，人们还有幸可以看到另外的十二座牌楼，及由是组成的雄伟的牌坊群。而今，却没有这份眼福了。那十二座牌楼已经在“文革”中被烧成了石灰，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了。这仅剩的一座也是作为教育革命群众，批倒“封建礼教”的反面典型才得以保留下来的。在徽州这样一个文化遗产极为密集的地方能看到的过去时代文化消沉的现象也极其密集，同样今天文化复兴的表征也极明显。徽州是胡锦涛总书记的家乡，也是江泽民同志的祖籍，在西递村的村口就有江泽民同志的亲笔题词“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一定要世世代代地传下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在我游访西递几个月前来过，他对这里复兴的石刻艺术情由独钟，买了个名为“大福大贵”的蝙蝠石刻作品满意而归。旅游业的经济效益所触发的对古代文物和典籍的保护、修补和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才也得到了社会普遍的尊重和应有的待遇。徽州地区这个人才辈出、诗礼昌盛之地的经历可说是了中华文化告别消沉，迈向复兴的写照。

　　去衢州南孔的旅行则不仅说明了文化正在复兴，亦表明了文化复兴任重而道远的现实。相传宋室南渡时，孔子第四十八世孙孔端友，奉子贡手刻孔子及夫人楷木像南迁至衢州，遂开孔家南宗一派，算来南孔也有八百多年之久了。现在如此盛大地举办祭孔大典，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自然也体现了对文化本身的看重。只不过祭祀仪式多不合礼制，既没有敬献太牢（猪、牛、羊各一），也没有传统的祭仪、祭器和祭乐，甚至主祭者还穿着西服，让人觉得好笑。如此看来，复兴中华文化的愿望现在倒很普遍，但是古籍、古物、古礼、古乐的整理以及中华文化真精神的阐释和传播还很不够。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华文化理想的实现依然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

　　2005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考了国际政治专业的研究生，希冀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和当代国际社会。这几年仿佛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热衷于讨论中国的崛起，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是：“十九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对此我一直认为应该分国家和文化两个向度讨论。按照这句话的表述，从国家的向度来看很简单，称雄世界的国家可表示为英国→美国→中国。但从文化向度看从英国到美国其实是没有变化的，都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主导世界，那么再到中国就可能有两种情形，可表示为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华文化（以儒学为主体）或者西方基督教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在文化的向度上，前一种情形的中国是作为文化中心和人类优秀文化载体而崛起的，后一种情形的中国则是作为文化殖民地而崛起的，此种危险，稍微敏感一点的国民其实都能感觉到离我们并不太远。

　　中国在历史的道路上走的实在太漫长了，以至于有的时候我们会不禁遗忘我们是从哪里走来的，要走到哪里去。于是我们只得停下脚步，追寻记忆，捡拾过往，因为我们每一个龙的传人都深深地懂得我们无法割舍自己的根、自己的血液、自己的荣耀和自己的理想而孑然前行，在我们心灵的最深处永远都存有一个不可磨灭的文化中国梦。

(责任编辑：李培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