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

　　任志强专访：房产商是在替政府受过

　　任志强：民众被蒙骗，变成“乌合之众”

　　11月20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通知，规定从明年1月1日起，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标准将在原有基础上上调一倍，同时进一步上收土地的审批收益权。这一政策将对房市产生怎样的影响？近年来推动房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政府在其中又扮演着怎样的复杂角色？房地产商为什么饱受非议？就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任志强以其一贯的直率、犀利风格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限制供给只会抬升房价

　　（引言）任何增加的成本都一定会转移到生产、消费的各个环节之中，要么是政府承担，要么是消费者承担。政府可能自己全额承担吗？如果不能，它一定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南都周刊：三部委日前联合发文调整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标准，规定从明年1月1日起，将在原有基础上上调一倍。这一费用是否会传导到房价上，导致房价的进一步上涨？

　　任志强：任何改革成本都必须有人承担，这是经济学基本常识。任何增加的成本都一定会转移到生产、消费的各个环节之中，要么是政府承担，要么是消费者承担。政府可能自己全额承担吗？如果不能，它一定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按照去年标准，这部分增加的费用可能是300亿到500个亿。政策制定者认为这部分费用不多，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后，分摊到房价上，每平方米所占的比例很小，对房价的影响不大，这可能是一厢情愿。

　　南都周刊：如果这一成本最终会通过传导机制转嫁到购房者身上，实际上是用购房者的钱来补贴被征地农民，这是不是一种“挖东补西”的政策？

　　任志强：本来就该购房者弥补！过去也是购房者弥补，不过是弥补的少和多的问题

　　南都周刊：这对购房者来说公平吗？

　　任志强：当然公平。你占了人家的地，你当然应该给补贴，这没有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政府出台的这政策，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政府有权做这种决定，政府要保护农民利益，当然应该提高了。但我认为它每年都应该提高，而不应是一次性地提高一倍。

　　南都周刊：在你看来，近年来推动房价上升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任志强：供求关系决定的。现在明显是供给不足，长期一段时间都是这样，任何一个统计资料都可以显示这点。城市化率在提高的过程中，有大量的非城市人口需要进城，每年城市大概有新增家庭800万，而市场只能生产400万套商品房，或者还不到400万套。这个数量只能满足新增家庭的一半。

　　南都周刊：什么原因造成了供给不足？

　　任志强：原因很简单，生产上不去啊！政府在限制投资，它怎么能增加供给呢？1998年之后有大量出台的政策是增加供给的，而现在是限制供给。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政府就应该建经济适用住房

　　（引言）政府就应该建经济适用住房，无非现行政策有点偏颇。由于政策指导的原因，经济适用房一开始就没有严格执行准出准入制度，没有起到社会保障的功能。

　　南都周刊：有学者认为，国家实行的保护耕地的政策存在一个误区。耕地面积只要能养活人就够了，其余的都应该进入市场，土地作为一要素资源，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创造财富，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任志强：确实不需要那么多土地。但政府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现在政府要求要保证17亿到18亿亩的耕地。中国现在可利用的耕地占国土面积的14%，待开发和储存土地大约占国土面积的17%。这17%里头，一部分可以转换成耕地，但需要投入资金。如果按16亿人口，有14亿人口进入城市算，按现有的面积计算我们大概需要0.9%的土地供应。所以按现有的情况拼命用地，也用不到哪去，也就占国土面积的1%左右。如果加上工业用地的话，最多是2%。

　　农民现在的居住用地大概有2.5亿亩，如果按照城市现有的容积率计算，大概5000万亩就够了，可以腾出2亿亩来。问题在于土地的产权不归农民(不能自由交换)，农民无偿占用大量的耕地并变成宅基地，造成了很多空心村、废村，农民进城后依旧占用农村宅基地。而目前的指导思想恰恰是限制城市用地，这等于限制了农民进城。

　　进城的农民会变成拥有两份土地，在农村有一份巨大的宅基地，在城里他还要占用一份居住用地，不管这份地是自己买的房子还是租的房子，反正他得占用。只有农民彻底能够脱离土地，能够把宅基地变现成资产，他才有可能长期居住于城市，因为他必须交换才能有钱。

　　南都周刊：也有学者建议，政府不应该再建经济适用房，而是将资金直接补助到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低收入者账上，引入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一建议目前有没有一定的可行性？

　　任志强：没什么可行性！政府就应该建经济适用住房，无非现行政策有点偏颇。国务院23号文件里明确规定了准出准入制度，但在早期时，经济适用住房政策被国家用来拉动经济了，不是作为社会保障出现的。由于政策指导的原因，经济适用房一开始就没有严格执行准出准入制度。造成的结果是，确实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连续几年GDP增长接近10%。但坏处就在于，经济适用住房没有起到社会保障的功能，很多不应该享受政府补贴的人，购买了经济适用房，而且大量用于出租，也使中、低收入家庭的利益没有得到保障。

　　南都周刊：非要政府去建经济适用房？

　　任志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政府去建，它可以委托市场进行，但不表示它不建。香港采取的也是委托政策。香港政府委托的是建筑商，要求建筑商的利润不能超过3%，但我们搞错了，我们把它变成开发商的利润不能超过3%，建筑商的利润照挣，甚至在法定的定额里头，建筑商的利润可以达到8%甚至10%。

　　香港政府做完规划以后，拿出图纸直接给建筑商，建筑商是市场化管理，只有一个很低的利润，所以整个成本降低了。而我们在土地开发阶段就委托了，而土地开发阶段的成本是没办法控制的。一开发就有一部分利润，到建筑还要给一部分利润，累加起来，总的利润要比政府规定的高得多。同时，香港政府在委托时，实际上减免了很多税费，没有开发商的税，也没有建筑商的税，但我们不同，都要交税，这种重复交税也是住房成本的一部分。这是执行政策的问题，并不是政策本身有问题。

　　哭坟哭错了坟头儿

　　（引言）如果穷人都要买房，那政府恰好可以推卸责任，不提供住房保障。最后受损失的不是我们，是穷人。穷人哭着喊着非要说降低(商品)房价，再低他也买不起！他必须要靠政府的补贴才能买，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南都周刊：以2003年国务院叫停121号文件为标志，学者认为这标志着利益集团已经正式从幕后走向台前，并将对中国社会的转型产生深远影响，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任志强：121文件本身就是利益集团出台的，银行也是个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有什么错？利益集团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如果没有利益集团的博弈，怎么会有市场经济？所以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

　　南都周刊：但中国让人担心的一个现实是，利益集团是否会与权力结成联盟，以剥夺社会底层的权益，来谋求自身利益？

　　任志强：我的理解不一样。钱颖一主编过一本书《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吴敬琏曾经用过书中的一句话，“很多非利益集团的人也被利益集团所诱惑，也变成了支持利益集团主张的一个群体。”也就是说，很多无知的民众在被诱惑之后，最后采取的是自己要倒霉的意见。就像傻瓜一样，哭坟哭错了坟头儿。比如住房改革制度，我们提出，商品房就是为富人盖的，中低收入家庭一定要用社会保障，用政府出钱的办法来解决住房问题，很多人反对这个主张，认为穷人也要买房子。如果穷人都要买房，那政府恰好可以推卸责任，不提供住房保障。最后受损失的不是我们，是穷人。穷人哭着喊着非要说降低(商品)房价，再低他也买不起！他必须要靠政府的补贴才能买，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南都周刊：在媒体和网民的眼中，中国房地产商的形象似乎一直不是很好，仿若“奸商”和“暴利”的代名词。有人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仇富心理”，你思考过房产商形象不佳的深层原因吗？

　　任志强：第一是与国家政策有一定关系，政府把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责任，推给了市场。房地产商成了政府推卸责任后的靶子。如果政府的住房保障体系建立得非常好，根本用不着这些中低收入家庭去买商品房。可能这个矛盾就被缓解了，或者说就不存在了。更多的民众是在被蒙骗之后，就变成了“乌合之众”，个性被湮没在群体中，群体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往往表现为“无意义、情绪化和低智商”。

　　第二个是媒体。许多媒体都在起破坏性作用，误导读者。媒体几乎把所有的中国精英都称为是坏人，加深民众与所谓的的精英之间的隔阂。比如媒体质疑房地产商富豪多，这和房地产商没有任何关系，问题的关键是国家没有把更多发财的机会开放。石油是垄断的，电信是垄断的，金融是垄断的，否则的话，在富豪排行上，一定是这些行业的商人多。IT行业之所以垄断不住是因为它能跑到外国去上市，所以它的富翁也多。

　　中国房地产是最早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个人可以进入，外资也可以进入，国有资本也可以进入，完全开放。现在要把其他几个行业开放来看看，用不了几年时间，房地产商马上就被扔到后面去了。如果媒体长一点经济脑子，把这个问题向老百姓说清楚，也许就没人追究房产商富豪这么多了。

　　我能看到更深层次的问题

　　（引言）我掌握了大量的数据和事实，使我能看到更深层次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事物的表面，让人觉得新鲜。如果更多的人用脑子去想，而不是用眼睛去想，可能就没有这么多问题了。

　　南都周刊：作为一个房产商，你的一言一行似乎都受到媒体关注，也引发了很大争议。除了直率性格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任志强：首先我不完全是一个地产商。在华远集团，地产只是其中一部分，我们还涉足其他的一些行业。比如银行、管理公司、购物中心、高科技等一大堆行业。只是在外界看来，华远在房地产行业中影响较大，大家以为我是一个单纯的房地产商，错了，我不是。

　　媒体比较关注我，一个原因是我算是行业协会的头头吧。有时是轮值主席，有时是副会长等。而且在几大行业协会里头，我都有任职。我会代表行业去对政府的政策提出一些看法和意见，也通过中国工商联和其他的一些渠道把意见反映到中央政府，对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另外一个原因是，华远有很多的研究机构，做了大量的研究，我掌握了大量的数据和事实，使我能看到更深层次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事物的表面，与别人的看法不一样，让人觉得新鲜。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比如我说，商品房其实是给富人盖的，这不是什么新观念，也不是什么新问题。如果更多的人用脑子去想，而不是用眼睛去想，可能就没有这么多问题了。

　　南都周刊：华远集团本身是国有企业，负有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同时也不得不接受一些政府分下来的社会责任，你曾在自己的博客戏称自己是“丫鬟的命”，这是你作为华远集团的老总，这么多年来的最大感受吗？

　　任志强：你说的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感受问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最大感受，是我们的改革力度不够。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在和政府进行博弈。政府在一些管理上还很落后，而且有些做法是违反市场规律的，有的甚至违反上市公司的法律。比如说，中国三个电信公司的老总互相交换，它是上市公司，怎么能把他调到有竞争的对方行业中去当老总呢？

　　南都周刊：你的博客的点击率是比较高的，但看其留言，网友似乎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派。其中一些扔“板砖”者还往往带有一些情绪化的语言，你关注这些留言吗？

　　任志强：点击率已经超过500万次了吧。但对于留言，我大部分不看。我知道的是，过去是反对的人多，现在反对的比率在下降，赞成的比率在上升。也就是说，我说的东西，更多的人已经开始理解了，而不在被媒体的断章取义误导。

　　更多的人是因为媒体的误导后投的反对票。比如在反对票里，有人说你发了多少财？还以为我是个个体户呢；有人问华远的第一桶金从哪儿来的？废话！国有企业哪来第一桶金；有人说去查税。查吧？华远的税收从来都是A级。国有企业用不着偷税漏税，偷税漏税又不放进我兜里，我干嘛找那个麻烦；有人说社会责任，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很清楚啊。这种无知的人你用得着去解释，去反驳吗？对牛弹琴还有个对象。　

　　记者 陈建利 实习生 潘爱娟

(责任编辑：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