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里说做人的化境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读《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最直接的印象就是，胡适毕竟是一个君子。作为晚年胡适生活中最亲近的人物，胡颂平在他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多次谈到，读《论语》等古代典籍所意会到的学人气象，在他接触的胡适身上时有流露。尽管胡适经常被左翼文人讥讽为“正人君子”或“胡适之博士”之流，但不容否认的是胡适无论在为人为学方面所体现的“不苟且”态度和中正平和的精神，最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定义的君子标准。

　　胡适在谈话中臧否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民国学人。这些在书中俯拾皆是的回忆或描摹都是从一些细节出发的，也许正因为情景的刺激，而让述说者记忆深切。例如在1960年6月2日的谈话中，胡适说：“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王国维的死，因为陈寅恪为之撰写的碑铭文，而成为一个清末民初的文化事件，陈认为，“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而在1961年9月20日的谈话中，胡适向胡颂平解释关于梁启超50多岁的时候心境为何如此苍老的疑问时说：“那时他很怕，他曾计划出逃。他的门生故旧多少人，他是可以不怕的。王国维的死，是看了任公（指梁启超）的惊惶才自杀的。王国维以为任公可以逃得了；而他没有这么多的门生故旧，逃哪里去呢，所以自杀了。任公先生就因心里害怕的关系，又因身体不好，心境就不同了。”这与陈寅恪的解释大相径庭，但似乎也有几分道理。

　　胡适爱才惜才是出了名的。到了晚年，他还为张荫麟惋惜：“张荫麟以前的文章都发表于《学衡》上。《学衡》是吴宓这班人办的，是一个反对我的刊物。我想把他的文章作一个发表时间先后的表来看———大概他在清华时已经露头角了。人是聪明的，他与他们那一班人相处，并没有成熟。”众所周知，胡适对吴宓的评价是很低的，他曾在《大公报》解除吴文学副刊编辑职务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听说，《大公报》已把‘文学副刊’停办了。此前是吴宓所主持，办了三百一十二期。此是‘学衡’一般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甚至于登载吴宓自己的烂诗，叫人作恶心！”晚年胡适似乎仍旧在为张荫麟被吴宓等所耽误而叹惜。对于其民国同代人中的同事、朋友、学生在大陆的处境，胡适更是有着深切的同情和悲哀。

　　晚年胡适在台湾也经常遭遇一些批评，比如有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胡适先生不是单纯个人，他是一大学派之老领袖。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长，门生、故吏、新吏极多。如是成为偶像，而此种偶像极盛，乃以前大陆上胡先生所不曾享有的，如是便成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压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为道，非胡先生之学不为学，非胡先生之方法不为方法。”胡适对于这种批评也是仅仅说了句“批评也有批评的风度，但不能轻薄。”胡适晚年曾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观点，因此在对待批评时总不乏有一种平和理性的风度，他不是鲁迅那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式的一个都不宽恕的“直道”，他走的是“恕道”，因此他才会说：“有些人真聪明，可惜把聪明用得不得当，他们能够记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谈天的一句话，或是某人骂某人的一句话。我总觉得他们的聪明是太无聊了。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