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月，潘开明走了；

　　2004年12月4日，李秀英走了；

　　2004年12月16日，彭玉珍走了……

　　这三个都是南京市民极为熟悉的幸存者，如今，只剩下他们的声音依旧在控诉当年日军犯下的罪行。

　　潘开明：从死尸下爬出来的

　　日军进南京前，潘开明白天剃头，晚上拉人力车。日军进城的第2天，他们闯进潘家，把潘开明抓走了。到第3天下午2点多钟，用绳子把他捆起来，和300多人一起押到下关煤炭港。大约快到下午4点时，到了煤炭港，他们把人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潘开明眼冒金花，突然昏过去了。后来，死尸把他压在底下，直到晚上九十点钟他才醒过来。抬头一看，还有几个人活着，有的被绳子捆着。他们互相解开绳子以后，就各奔活路。潘开明顺着铁路，走到江边把身上的血洗掉，然后去附近人家要了一件衣服穿上，一天之后才逃回姑妈家，得以幸存。

　　李秀英：身中37刀，终于活了下来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进攻南京。李秀英因怀有7个月的身孕，无法逃往外地，与其父一起躲进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美国教会学校（现五台山小学）地下室避难。1937年12月19日，3个日本兵闯进该校地下室，企图强奸李秀英，性格倔强的她与日本兵殊死搏斗，身中37刀。日本兵走后，其父设法将她送进美国教会医院（现南京鼓楼医院），经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先生的医治，得以保存性命，但肚子里的孩子却因此流产。当年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拉贝、麦卡伦、马吉等人的日记与书信中都对此事有详细的记载。特别是美国约翰·马吉牧师在治疗现场拍摄的影片，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证。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3法庭判决了一起由李秀英老人起诉的、要求日本政府赔偿1937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对她侵害的案件。这起普通的民间赔偿案是李秀英老人郁结了62年血海深仇的呼喊，也是30万死难同胞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要求正义和公理的一次法律较量。然而遗憾的是，早于三审判决之前的2004年12月4日6时10分，李秀英因病在南京鼓楼医院逝世。虽然李秀英老人已经离开人世，但是日本终审结果判决李秀英获胜。日本最高法院判处被告支付李秀英等人名誉损害赔偿金150万日元。

　　彭玉珍：右腿被枪击终身残废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历史证人脚印铜版路两尊铜雕像原型之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彭玉珍，因病于2004年12月16日7时在南京逝世，享年86岁。1937年，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时年19岁的彭玉珍在白鹭洲河边，被日军枪击右腿受伤，并致使终身右腿残废。她曾应邀于1998年12月赴日本广岛参加“世界人权宣言50周年纪念会”，并作证言。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闻名于世的六朝古都尸横遍野。

　　一位历史学家曾估算，如果把殒命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手连接起来，长度可以从南京一直绵延到杭州；他们流出的血可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

　　逃过这场惨绝人寰大屠杀的，则成为当年“浩劫”的见证者。如今，这些幸存者均已年近古稀，最小的也已69岁。江东门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表示，这些活着的历史见证者，对这段被外界一直试图扭曲的历史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但是，面对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这些幸存的老人终将离我们而去———

　　1987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有1756名；

　　1997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有1200多名；

　　2006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还有400多名……

　　目前，南京已开始了“抢救老人”的行动。记者获悉，现在，400多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看病均可报销一半。

　　姜根福：今天我一定要去纪念馆

　　1937年12月13日下午，为了躲避日军的屠杀，姜根福一家划着破船逃往郊区，躲在惠明河畔的芦苇荡中。姜根福那年9岁，他的七弟还在襁褓中，芦苇荡里，七弟哭着要吃奶。日本兵走过惠明河河堤，听见芦苇荡传来哭声，就找过来，发现了他们。日军要侮辱母亲，母亲坚决不从。日本兵从母亲怀里夺过七弟，活活摔死在地上。母亲去抱小弟，却被日本兵一枪打死……父亲赶过来，日本兵已经走了。过了两天，日本兵抓走了父亲，再也没回来。13岁的二姐拼命抵抗日军侮辱时，头被砍成了两半。接下来的一天，姜根福的三姐搀着弟弟出去找东西吃，两人却再也没有回来。最后一家九口人只剩下姜根福和只有七岁的五弟。一天，姜根福睡在西站茅草里，忽然弟弟推了推他，飞快地说：“哥哥快跑！”姜根福还没反应过来，日本兵已经到了面前，他挥起榔头，尖头朝姜根福后脑砸下去。姜根福顿时晕倒，血流了一地。后来一名黄包车师傅救了他，至今姜根福的后脑勺上还有一道疤痕。

　　昨天，记者和他谈及今天的和平集会，他肯定地表示：我一定要去，抬都要抬去。“因为我可以见到其他很多幸存者，我也可以把我的经历告诉更多的人……”

　　夏淑琴：我打赢了日本右翼侵犯名誉权案

　　1937年12月13日，约有30个日本士兵出现在南京中华门东新路口5号。

　　听见门外用脚踹门的声音，夏淑琴的祖父母慌忙将她和她的大姐、二姐以及四妹藏到被窝里。紧接着，她家的门被日本兵踹开了。躲在棉被里的夏淑琴，黑暗中只听到一阵阵急促的枪声和亲人的痛苦惨叫。随后，她们四姐妹所躲藏的被子被日本兵掀开了。

　　只有8岁的夏淑琴，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鬼子举起刺刀向她们捅了过来，随后，身中三刀的她失去知觉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夏淑琴醒来了，祖父母、大姐、二姐、父亲、母亲、尚在襁褓中的小妹妹全死了，只有她和年仅4岁的妹妹还活着。两个小孩子躲在家里，仅靠家中一点剩余的锅巴充饥，艰难地生存了14天。

　　现在的夏淑琴又与日本右翼打起了名誉权官司：今年8月份，夏淑琴诉讼日本右翼侵犯名誉权案在南京市玄武区法院开庭，两被告经法院一再传唤未到庭。法院依法作出了判决：原告夏淑琴胜诉。

　　穆喜福：是拉贝救了我们

　　“那年我只有14岁，住在小粉桥，我家的后门正对着拉贝家。”穆喜福说。

　　日军进入南京后，拉贝在现南京大学内成立了难民区，穆喜福便和全家50多口人一起躲了进去。“我一直不知道他叫拉贝，只是因为他是外国人，就喊他‘老毛子’。我也只记得他矮矮的，胖胖的，穿着藏青的西装。”

　　拉贝还在屋顶上拉起了巨幅国旗，几乎将整个房顶都遮住，正是因此而躲过了日军飞机的轰炸。“在这里避难的足足有500多人，大家在地上铺着干草，我穿着单棉衣，冻得直发抖。”

　　尽管在难民区，但是墙外的枪声和炮声仍然让年幼的穆喜福惊恐不已。“有时候我还听到高喊‘救命’的凄厉声音，夜里都会被吓得醒过来。”

　　“拉贝是个好人，对我们很照顾，夜里面都会起床，看看我们小孩儿的被子有没有盖好，还问我们有没有水喝。那段时间如果没有他，我们早就被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死了。”在拉贝的保护下，穆喜福一家安然地度过了3个月。

　　“如果没有拉贝，就没有我。”南京民间抗战史料陈列馆开馆当天，83岁的大屠杀幸存者穆喜福对记者说。

　　朱正林：看着父亲的血流光

　　南京大屠杀时，朱正林老人还不到8岁。“腊月的一天，几十个鬼子在下半夜摸到我们村上。”说起当时的情景，朱正林老人陷入了回忆，“我母亲和我们这些小孩子待在家里，父亲一个人跑了出去。”但朱正林老人没有想到，父亲被日本兵发现了，浑身血淋淋地被抬回来，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因为失血过多，父亲去世了。

　　快报记者 毛丽萍 解璐

　　看病报销一半

　　每年“12·13”，这些风烛残年的幸存者们都在行动，用自己的坚强捍卫着历史的真相。但在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面前，这些幸存的老人终将离我们而去。面对他们日益虚弱的身体，2年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成立。记者获悉，现在，400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看病均可报销一半。

　　据介绍，目前大部分幸存者都患有疾病。已故幸存者李秀英在鼓楼医院看病花了37万元，家里根本承担不起，只有靠社会各界帮助。好在这几年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筹集了300多万元资金，近日省慈善总会又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捐款50万元，用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生活补助和医疗补助。

　　现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生病一律可报销50％，特殊情况可适当增加。

　　“12·13”写进

　　南师附中校本课程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南师大附中高二16个班的学生创作了16首诗歌，用朗诵的形式来表达他们对和平的向往。《“12·13”历史·德育课程》是南师大附中刚刚设立的校本课程，在纪念日的前后，师生们用各种形式来悼念逝者，祈祷和平。

　　身边的事触动了学生

　　早在2001年，附中就开始在高一新生中进行徒步十公里的步行者活动，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凭吊死难者。从2004年起，每一年最临近12月13日的这个星期一，国旗下的讲话内容就设定为纪念的主题。

　　校本课程延伸纪念

　　2006年12月，附中的师生们自己编写的校本课程《“12·13”历史·德育课程》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历史教研组长李华说，这本书里，有近年来专家到学校作报告的内容，有学生的感悟，有活动的图片。在附中，这项课程以实践性和活动性形式为主，每一年都会有新的变化。2006年的主题目标是“为了明天，为了和平”。

　　据了解，今天，南京的一些中小学将举行相关纪念活动。

　　快报记者 黄艳 胡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