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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保存在陕西省档案馆的《东望》杂志中题为《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的讲稿（12月12日摄）。陕西省档案馆日前公布的一段史料表明，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张学良曾在东北军参谋总部对全体干部职员发表了内部讲话。新华社发
本报西安讯据《陕西日报》报道，今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70周年纪念日。陕西省档案馆编撰的馆藏资料《西安事变史料》，精心汇编了当年在西安地区以及在全国各地出版发行的《解放日报》等报刊，对于西安事变发生及其善后处理的广泛报道。其中，还转载了张学良将军于1936年12月13日下午5时，即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下午5时，在东北军参谋总部对全体干部职员的讲话。讲话题为《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共计3000言。张学良将军在讲话中剖心剥腹，痛陈利害，辩白自己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毅然担负起团结抗日拯救民族危亡的责任和决心。
张学良将军在这篇讲话中言道：
“……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到班，没有同诸位讲话。不到班，不同诸位讲话的原因，实在是由于我内心不愿意作‘剿匪’工作（此处谓之剿匪系指与当时在陕北的红军作战）！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去打外国人，反来打自己人，我万分难过！我不愿意同我的部下说假话,说违心的话；可是，因为我限于命令和职务的关系，不说则已，要说就得说些违心的话，不得已,只好根本不说。关于此次十二月十二日事件的原委，想诸位已大概的明了，现在我再简单的述说一遍：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我决定三个办法：第一,和蒋委员长告别，我自己辞却职务走开；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作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在最后，万一改变他的主张；第三，就是现在所实行的类似兵谏的办法。假如不是因为我遭逢国难家仇的处境，假若不是因为我对国家民族负有重大的责任，假若不是因为采纳部下的意见，接受部下的批评，或者假若我只身离去，同东北义勇军一起做工作，也能收和实行第三种办法同等的效果；实行第一种办法，对我个人没有什么，我一点不在乎。”
“第二种办法，是我最近一个月来所实行的,在实行这种办法时，我真是用尽心机，也可说是舌敝唇焦，而绝对是纯洁无私的。我曾去洛阳两次，有一次为表明心迹，是单身去的；可惜，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在上面已经说过了。我可以说是蒋委员长的最高干部，而他对最高干部的话，不但不采纳，甚至使我不能尽词，反之，却专听从不正确的一面之词，这实在不能算对！”“第一第二种办法都行不通，只好采用第三种办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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