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舸

　　12月2日，中国政法大学会同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在招聘会上宣传反就业歧视。他们认为，中国的就业领域中充满着各种歧视，而且是赤裸裸的歧视。在国家机关中这种现象相当严重，而现行的一些法规明显带有歧视色彩（《瞭望东方周刊》12月13日报道）。

　　歧视现象的蔚然成风，有人归咎于民间文化的劣根性。甚至，歧视还曾经获得显学的支撑，总有些经济学家谆谆教导我们：兄弟，歧视不过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偏好”行为，或者说是个体有限理性下的有限选择，把歧视归因于个体的经济计算———以经济成本最小化的决策，决定为某一群体中的人提供某种优先体验，而回避或放弃某一群体。

　　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近年来经济学早就重新提出了“敌视的歧视”概念，比如，对残疾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定型化歧视。定型化歧视是一个推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把个体的特性归结于群体，即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糟糕。定型化歧视就是“寻找伪证据的假设”———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连生活自理都麻烦，怎么可能上大学，这不是给别人找麻烦么？

　　“敌视的歧视”当然可以划分为官方歧视与民间歧视，但前者带来的深远危害性，显然远远超过后者。某些政府机关默认乃至推行的“制度性歧视”，总是打着“民间歧视”的幌子———只招聘北京户口者，名义上是为了保护本地人就业，这从表面上强化了“本地人”的优越感，使得制度性歧视拥有了某种“民意基础”。

　　实际上，如果不存在某些政府机关的“制度歧视”，则所谓民间歧视也就“毛之焉附”。“制度歧视”容易转化为成形的法规条文，以公权力的行使为基础，因此具有普泛性，任何人在“制度歧视”面前都会丧失基本性权利的保障，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消除“制度歧视”，就意味着宪法所定“国民权利平等”的落地，民间歧视因为失去了“上层建筑”只会摇摇欲坠，乃至逐渐消亡。

　　法律制衡的缺位造就“制度歧视”。歧视文化看似从属于精神层面，却可以通过法律的技术层面加以推倒。法律应将社会基本认同的权利保护观念以条文的形式固化，遏止某些公权力机关的滥权和越权，让应享有的权利成为“不缺席的享有”，让应遵从的义务成为“不空白的义务”，从而消除歧视的生存土壤。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无《反歧视法》，或者说，即使有了《反歧视法》，我们能否通过法律监督和制约公权机关的违法行为？这需要一个制约机制，民众在其中掌握更主动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