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王昭耀的眼泪能否让其他高级干部觉醒？

　　贫苦农民出身的王昭耀，在副省级位上工作了13年，官至安徽省“三把手”。在16年的时间内，他先后收受44人给予的贿赂共计294次，合计704万元，另有81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罪涉案1514万元。法庭上，王昭耀全部认罪，并愿意现身说法，警示广大干部，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12月11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傅达林

　　贪官落马，总会掉下几滴悔恨的眼泪，贫苦农民出身的王昭耀自然也不例外。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从旧时的农村娃一路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再沦落为今天的阶下囚，王昭耀的人生历程的确令人感慨，更值得那些窥视权力、企图权钱交易者有所警惕。然而，这种悔恨的眼泪是否能阻隔其他高级干部腐败的冲动，令人怀疑。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始终关注的是制度建设上的问题。因为在反腐制度体系中，任何一根“短板”都可能成为干部走向腐败的缺口，而再多的忏悔眼泪也是补不了那根“最短的木板”。金钱、女色，一般都是贪官悔过书中的关键词，表面上这反映出一些干部思想防腐能力的薄弱，所以我们要强调干部的学习与教育；但背后其实折射出干部管理制度上的漏洞。它至少向我们证明：在培养干部廉洁奉公、遵纪守法、拒腐防变能力的日常制度和监督机制上，我们面临着式微的局势。我们的培养制度和干部文化，我们的监管手段和约束机制，失去了应有的功效。

　　举例来说，这些年查处的贪官，大多是隐藏了十几年的“蛀虫”，有的甚至边腐边升、边升边腐，而身边的干部、上级领导、纪委监察部门等，都对此一无所知（或者是知之装不知）。尤其是对单位部门“一把手”，更是超脱于本级监督和下级监督之外。而在一个行政官僚体制内，一旦干部形成脱离监管或互不相干的关系规则，就难保不出问题。

　　正因为如此，从制度上寻求克制腐败的对策，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努力的方向。近年来，我们从一个又一个腐败案件中进行制度上的反思，从一把把贪官悔恨的眼泪中寻求防腐抗变的人文警示之道，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反腐举措，可谓用心良苦。但遗憾的是，这些并未从根本上切除腐败的毒瘤。分析其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在各种反腐措施中迷失了对腐败形成根源的追寻和剪除。权力天生与利益相随，必然蕴涵着腐败的危险，一切腐败案件的产生无不是权力的行使偏离了设定的初衷，而演变成个人谋私的手段。因此，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滥用，在必须将公共权力交由官员行使的国家生活中，防腐的关键就是形成对官员行使权力的严密监督。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昭耀的眼泪不应只是其本人的觉醒，更应该是整个官僚体制的觉醒。

　　王昭耀吸取了王怀忠拒不认罪的教训

　　王继学

　　事实上，一向处事稳重、长袖善舞的政坛老手王昭耀，一手搭建了“安徽第一权力家族”。城府极深的王昭耀担心树大招风，更担忧家族成员玩弄权术而一损俱损。因此，他千叮万嘱，要求妻子管好儿子和两个弟弟，委托妻子“天天监控，月月报告，不出娄子”。由此来看，王昭耀在以权谋私时是非常注意隐蔽的，这就与庭审时“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

　　不仅如此，早在2003年，中纪委就已经掌握了王昭耀受贿犯罪的事实，并进行了外围调查。当时，王昭耀也有预感，并开始将钱财转移，还将一部分钱退还行贿人。这足以说明，王昭耀不但平时注意深藏狐狸尾巴，就在中纪委即将立案调查的最后时刻，他选择的还不是向组织彻底坦白交代，而是试图以藏匿罪证、转移视线、干扰调查等非法的手段逃避打击。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王昭耀在接受审判的时候，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历史惊人的相似。3年前的12月10日，同是安徽省的副省级干部王怀忠，同是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同是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法院公开审理。然而，与王昭耀的“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不同的是，王怀忠拒不认罪，结果被判了死刑。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此时，王昭耀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他“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的诺言，其目的真的是“愿意现身说法，警示广大干部”，还是把“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当救命的最后稻草？

　　不可否认，无论王昭耀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与企图去“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这个典型也许可以改变他的一点命运，让他幸免于死。但是，这对于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来说，王昭耀这个“典型秀”还是秀晚了。

　　反腐败不能“打狗看主人”

　　愚夫

　　由于工作的关系，笔者“有幸”听过王昭耀几次“报告”，感觉他的“舞台形象”还是不错的，不仅道貌岸然，且能讲善“诲”，经常脱稿。特别是两年前在他即将转任省政协副主席前的一次稻香楼政法会议上，他深情地称与在座的许多人都是老朋友，并走下台来与许多他并不认识的人主动握手，弄得许多人猝不及防，受宠若惊，伸手发抖，把包都弄掉了。笔者等当时就感觉这位书记与昔“超常”，变得很平易近人了，但不久后就知道是正常了，他出事了。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官当再大，屁股有屎，也有发软与下套近乎的时候。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绝对是千古定律、历朝如此。王怀忠倒了，其妻、子等也涉案成囚。王昭耀当然是同循此律。宣州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在去年国家严查矿窑里的官股时就被查出有干股70余万元；宿州市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哲信也是常被群众举报，但由于均有省官姐夫的关照护佑，两个小舅子毫发未损。而近日，两个舅子超前服刑，其他干系也在紧查。这就令人疑问：树不倒就不敢打猢狲、就打不倒猢狲？

　　封建社会是刑不上大夫，也难上其远亲近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王侯将相大荫其族、大庇其短。但就是在那种社会，也还出现了封建士大夫中执法公廉的典范包拯。包拯不因包勉是其唯一的亲侄子而对其违法犯罪徇私，所以被颂扬千年，直到今天，其老家的官员们还到他的祠下宣誓廉正。但苦叹的是，少数官员们在肃贪问题上比包公差之远矣。他们在循中国人惯有的恶习：打狗看主人。某狗明明是到处咬人作恶，但一旦查清某狗是某局长、书记家的，就姑息甚至讨好之。长期下去，狗比其主胆还大、恶还多。

　　目前之中国，大树不倒猢狲不散的现象无须回避，狗主不倒，查狗打狗是十分困难的。程维高不倒或不被先查，李真不可能判刑；韩桂芝不囚，其儿媳妇的哥哥再杀两个人，恐怕也难使其入狱（已隐匿十几年）。现在，每个大贪官倒下，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成为一条链。王昭耀的系列案件更说明是如此。如果国人都持有顾情面、惧报复，害怕打狗不成反被狗咬这种心理，滋养起来的将是何等可怕的贪官链呀！要有多少老百姓成为这条链上的“鱼肉”？

　　王昭耀为何不愿做廉政典型

　　李克杰

　　不少擅权乱政的贪官在站到被告席上时仍然很会表演，往往表现出幡然悔悟、痛改前非的可怜样子，以博得社会的同情和怜悯，像王昭耀这样公开表示想做坦白从宽典型的贪官还很鲜见。可能许多人都会对王昭耀的“积极表现”感到好笑，而笔者思考更多的则是：经常是某一方面工作典型的王昭耀为什么没想做廉政典型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廉政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好处。王昭耀之所以堕落，除了金钱和美色的诱惑让他难以抗拒之外，恐怕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没有刚性的法律和纪律约束他手中的权力，即使明显的擅权乱政也不仅得不到有效监督（更不用说及时而强制地纠正了），反而每每轻易得逞，且因此带来巨额经济利益源源不断地进入腰包。

　　王昭耀很坦诚地承认：在人事安排上，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举手之劳，所以感觉收点钱心安理得。是啊，既能在官场上叱咤风云，威风八面，又能因此在生活上财源滚滚，一言万金，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呢？比起两袖清风的清正廉洁典型不知要实惠多少。这也从反面印证了刚性制度对于反腐倡廉的极端重要作用。试想，假如政府用人、财政拨款都有明确规范而刚性的制度，王昭耀的打招呼批条子处处碰壁，无法达到不正当目的时，他还敢如此放肆地收受贿赂吗？别人还会如此大方地向他行贿吗？（特别提示：凡转载本稿件，请注明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