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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怀宁县江镇初中实验寄宿制教育，遭匿名举报其集资不合政策，政府以乱收费为由解散托管
■核心提示
安徽怀宁县的江镇初中实验寄宿制教育的进程，被一封匿名信打断。当地政府因学校接受捐款不符合政策为由，解散了托管班，而引起了家长的抗议。
江镇许多孩子的父母都双双外出打工。5年前，受家长之托，江镇初中开始进行托管实验，所需资金由家长捐赠所得。如今这封匿名信挑开了基层寄宿教育的资金难题。
□本报记者 孙勇杰 安徽安庆报道
月11日，杨自武坐在冰冷办公室，眼神里还有些无奈。他至今记得8月底，怀宁县教育局打来的那个电话，“有人举报，说你让学生家长捐款是乱收费，赶紧把钱退了吧。”杨自武说，“那一瞬间真是呆了。”
杨自武是安徽怀宁县江镇初中校长。他成立“寄宿制实验班”5年。如今，该“托管班”被教育局以非法收受捐款为由解散。解散前，学校还留有资金近90万元。
12月5日，安徽省纪委纠风办调查组来学校调查。杨自武感到委屈，“我只想解决父母都在外打工的留守孩子上学问题。”
而学生家长也让杨自武难以面对。他们坚决不愿接受退款，要求恢复“托管班”，甚至激烈到联名写请愿信。
杨自武说，这些都是成立“托管班”前所未曾想到的。
愤怒抗议退款
学校要求家长拿回自己的捐款，但所有家长都反对，并集体写请愿书要求恢复“托管班”。
9月4日，江镇初中召开退款会议。上午9点，230多名家长来到学校，大多是爷爷、奶奶，只有极少数学生家长从外地赶来。
来学校的家长都反对接受退款，学生家长何辣说，大家都很愤怒，“没有一个人上去领钱。”并集体写了请愿书。
12月11日，记者在江镇初中会议室看到一份学生家长手写的给省、市、县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领导的请愿书，后面有20多名家长的签名，并留下了联系电话。
请愿书中写着，“闻听这个消息（退钱、撤班），我们十分痛心，同时也对上级部门查处江中（江镇初中）无比的愤怒。”
“你们这么做，表面上是为了减轻我们的经济负担，实则要害了我孩子一生的前程，更会危及我孙子辈。”
做过调查的杨自武了解，江镇多是些留守孩子，其父母多在大城市里做馒头，家中只有老人和小孩。根据镇政府方面提供的资料，目前江镇总共人口3.8万，20000多人都在外面做馒头生意。
“江镇出去做馒头的，都是夫妻两人一块去，干这个活，它也需要两个人照应着。”杨自武说。
做馒头、早点的，一般凌晨3点钟就要起床，和面、包包子、蒸馒头，一直忙到中午，晚上七八点钟就睡觉了。父母作息时间，跟城里孩子上学时间，完全接不上。“而且城里读书费用也太高。”杨自武说。
根据江镇初中上学期调查，在校学生1718人中，有1460人属于官方定义中的“留守孩子”，有140多个年龄在13岁以下的孩子，是自己管理自己。这些留守孩子就成了渐渐富裕的江镇人最大的心病。
“我捐款，我愿意，我愿意让学校改善办学条件，这是坏事吗？”陈太平参加了那次退款会，他认为上面领导坚决要退款是因为不了解镇里情况。
“馒头镇”的留守孩子
江镇初中有85%的学生是“留守孩子”，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大城市做馒头，这些孩子就在爷爷奶奶照看下，如野草般生长。
为了解镇里学生的情况，杨自武曾在5年前组织老师，走访了江镇十几个行政村的学生家庭。
“这也是被学生家长逼出来的。”杨自武说，1999年起，不断有家长来问他，能不能多交点钱，让学校把孩子管得更严点，他们在外边做生意也好放心。
2001年夏天，他组织的那次学生家庭调研，让杨自武下定决心办托管班。调研结果让“很多老师哭了”。
“我家在余冲，深山老林里，早晨四点多就要起床，爷爷每次都要把我送到3里地外的赵山水库才放心，但我又要担心70多岁的爷爷，生怕他出事，每次看到爷爷的背影，我都想哭……”
“那么大一栋房子，就我一个人在家，空荡荡的，一听到动静就害怕……一个人蜷缩在床上，偷偷地哭，想妈妈又恨妈妈……”
这是江镇初中901班班主任刘纯泽在当年的调查记录中，留下的两个孩子说过的话。
而现实中的问题远比调查结果要严重得多。
杨自武说，那些爷爷、奶奶年纪都很大，多数是文盲，懂事的孩子还好，听他们管教，还能帮他们干活，可调皮点的就没办法了。很多孩子根本不做作业，哄骗爷爷、奶奶说做完了，然后就结伙跑出去闲逛。
“这些孩子父母不在身边，但是手里却很有钱，很多都是自己拿银行卡，父母老觉得亏欠孩子，一次就给他们很多钱。”当了三年托管班班主任的刘纯泽说。
孩子离开学校以后，一个人在家又无聊，经常大家一起去网吧、游戏厅，几个人包车去附近的镇上“下馆子”。
“有些孩子无聊，租了一些淫秽的光盘，男生女生在一块看。”杨自武说，同时，孩子因为独自在家，个别出现了被小偷入室洗劫的情况，对孩子的心灵造成严重创伤。
2001年，在借鉴和学习其他教育发达地方的经验后，杨自武决定在学校里做一个托管班的实验。
山村“托管班”实验
“托管班”实验进行了五年，学校摸索出一套技术教育管理的办法，捐款也由最初的家长主动到如今形成固定赞助费2200元一人。
起初这个“托管班”实验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视，只是在学校里默默地进行。
“带托管班比普通班累多了。”当了三年多托管班班主任的刘纯泽说，虽然这些孩子从小就不在父母身边，自理能力很强，但是他们非常有主见，从接手那天起，“精神一直绷得很紧。”直到托管班被解散前，老师每天的加班费是2元。
2004年是托管班命运的一个拐角。那一年，“关注留守孩子”，成了全国的一个热点。
“安庆市教育局当年提出的留守孩子教育方法，就是从我们这里总结出去的。”杨自武说，也就是从那一年，江镇初中的托管班，开始成了“模范”。
2004年9月，经过安庆市教育局批准，江镇初中寄宿制实验班扩大到两个，江镇初中的实验也越做越大。
杨自武有一份《托管班教学管理办法》，“托管班的老师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执行，有疏忽的，全部有处罚，扣除基本分。”
托管班的学生，初一开学前要进行两周的生活培训；建立留守孩子档案，设立“代理家长”制度；担任“代理家长”的老师，必须每月跟孩子进行三次谈心，如果发现孩子不正常，必须及时跟孩子的父母进行电话沟通；设立生活部、心理咨询部，一定程度上承担父母责任，帮助孩子适应青春期身心变化等等。
校长杨自武说，一开始，送孩子进托管班的家长，都是主动捐款的。2003年，学校修建学生公寓时，曾向社会和学生家长动员募捐。今年9月，学校开始以赞助费的形式固定捐资数额，一人2200元。“之前自愿捐款的那些钱根本不能应付托管班完善需要的开销。”杨自武说，一个学生一年住宿费只收100多元。
但有些江镇人捐资远远超出2200元。上海“巴比馒头”的总经理刘会平，一次捐款10万元，并在2005年、2006年，每年又捐了1万元。
2006年9月，全校三个年级，共建立了托管班10个，共吸收学生500多人。
在这几年里，江镇初中利用社会捐款和托管班家长的主动捐款，建立了微机房、语音室等，还花150万修建了一栋新学生公寓。
“要加入托管班的学生越来越多，我们要提高的越来越多。”杨自武说，今年最需要解决的是，建一座更大的食堂，解决孩子们不断反映的伙食问题。
然而，这一切都因为一封举报信戛然而止了。
举报引发政府不同意见
匿名举报后，省教育厅批示“调查了解”，安庆市要求“严肃查处”。
“是一封举报信，听政府领导说，是从安庆寄到省教育厅的。”杨自武说。
这封匿名信是以学生家长的口气写的，举报的主要内容是，开学的时候，江镇初中超过国家标准，多收了每个学生36元钱，还有一些学生家长都没有听说过的乱收费问题。
“教育局这边一直是支持江镇托管班的。”12月14日，专门负责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怀宁县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刘科长说，2005年11月27日，全县的留守学生关爱工程报告会，就是在江镇初中召开的。
据刘科长介绍，这封匿名举报信，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辗转到了中央手中。2005年8月底，连同原信件和中央的亲笔批复，到了安徽省教育厅。
“省教育厅下达的指令仍然是‘调查了解’。但是市里，一些同志在不了解情况下，做了更严厉的批复———严肃查处。”刘科长说。
最终，县里决定，清退所有捐款，停办托管班。
2006年11月17日，江镇初中再次退款。
学校吸取上次退款不成功的“教训”，对参加会议的200多名学生家长，进行了耐心的宣传教育，“一再说明托管班接受家长捐款没有政策依据，学校不能接受家长这种形式的捐款。”
但家长仍不接受。当天，学生家长成立了一个由20名家长组成的家长委员会，将捐款共89万元整暂时由家长委员会保管，并现场推举了4名家长作为委员会管理小组。家长委员会再次将一份呼吁书交到江镇中学，委托学校向各级领导反映情况。
“11月底，安徽省教育厅调研室到江镇初中实地调研。”刘科长说，“省里的同志很感慨，认为这是一项创新，需要继续探索和支持。”
期盼成立专项基金
基层教育原本资金投入就不足，更不用说发展技术教育，有专家建议可成立留守孩子专项基金，解决难题。
从8月底到现在，江镇中学的做法获得了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同。但是否继续开办托管班，始终没有获得批复。
目前，安庆市教育局给出的临时指示是，捐款要坚决退回，托管班要继续办，具体怎么操作，还要等上级领导的红头文件。
“让退钱，又让继续办托管班，这怎么可能？”杨自武很无奈地说，一直都是靠捐款支撑的托管班，没有了资金来源，根本不可能正常运转下去，更不用说满足家长的要求，让孩子享受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水平。
“江镇初中的一个托管班学生收家长2200元的捐款，是跟政策相违背的。”县教育局刘科长说，但是，这是家长提出来的，希望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这些年政府都没有给基层教育提供资金的支持，像江镇初中老师的保险、津贴，好几年都没发了，更不要说发展资金投入了。”
“其实，在现行的国家政策下，只是争取保证了农村孩子能够接受义务教育，但是，跟城市教育差距，却是越拉越大。”刘科长说，江镇学生家长之所以愿意捐款办学，也就是看到城市里的教育水平比农村高太多，“他们不希望孩子以后再蒸馒头。”
刘科长考察过很多大城市的学校，民工子弟要入校读书，光赞助费都要交好几万，比起大城市要求的“合法赞助”，他认为江镇初中的捐款不算什么。
“江镇外出务工人员手里是有些钱，但是他们流动性大，转一个学校就要交几万的赞助费，还不能读一所理想的学校，家长也是承受不起的。”刘科长说，这也是江镇人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读书的重要原因。
此前，一直致力于留守孩子教育问题的专家、安徽肥西县南分路中心学校校长解新正曾表示，江镇初中的做法是一种全新的探索方式，是有益于留守孩子的好事。
解新正建议，由乡镇政府、关工委等部门或者社会组织牵头，成立留守孩子专项基金会，家长捐款直接捐给基金会。基金会要吸纳一定数量的家长参与，对基金的使用进行监督管理。
“这样学校就可以更规范地使用资金，避免乱收费的嫌疑。”11月14日，解新正说。
然而，对于杨自武来说，他更需要的是，政府方面最终的红头文件。
“领导说，这个事情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会给答复的。”杨自武说。
“就算现在领导下文件了，允许我们现在的操作方式，江镇托管班的发展也会延缓三五年。”杨自武还有着这一层的担忧。
■人物
何灿 一个江镇留守孩子的缩影
江镇白天人很少，傍晚时分，才有稀疏人影走动。晚6点，何灿开始往家赶，急着回去给妹妹做饭。
何灿，12岁，江镇的留守孩子。父母在她4岁时去深圳做馒头。这个从小就不在父母身边的孩子，一个人带着5岁的妹妹在镇上生活。
一年以后，妈妈第一次回家的时候，何灿躲在外婆家的大门后，喊外婆看，“有坏人来了”。何灿说，这些都是外婆告诉她的，当时妈妈是什么样表情，她早已记不清了。
父母再回来的时候，何灿已经上一年级了。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何灿转了八次学。怀宁下属的乡镇她基本上逛遍。
“我外公是教中学，当时就是跟着外公，走2里多路，去旁边一个小学读书。”
一年级下学期，何灿第一次转学，回到自己家的村小学，寄宿在二伯母家。“没多久，二伯母家也搬了，就再转学，住到了三伯母家。”
“第一次转学，住亲戚家，有些怕，又腼腆，在学校也经常被同学欺负。”何灿说，后来转学转得多了，就学着班里那些很凶的女生的样子，“但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学会‘欺负’别人了。”
那六年里，何灿最害怕的就是周末。她会一个人回家，写作业。
“写作业，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件痛苦的事，因为写作业不会乱想。”何灿说。
但是，一写完作业就不知道干什么了，经常看着电视发呆，从下午一直到晚上。
“晚上妈妈就会担心我，会疯狂打电话。”何灿说，妈妈每次说的话都是一样的，催我去超市买零食，怕我饿着，还有就是关好门窗，别让小偷进来。
今年暑假，在亲戚家住烦了的何灿，突然跟妈妈提出，要自己独立生活，还要带上妹妹。
妈妈的回答很干脆，“不行。”
何灿发动邻居奶奶、叔叔，跟妈妈说情。
软磨硬泡后，何灿终于跟妈妈达成协议，先独立生活一个月。
2006年9月，何灿开始了在江镇初中的学习，也开始带着5岁半的妹妹上学的生活。
何灿一年级的时候，就学会踩着板凳炒菜了，但是真正天天做饭也就是上初中的这几个月。
“就是自己想着做，粉条炒鸡蛋啊，妹妹很喜欢吃。”何灿说。
何灿和妹妹的衣服，也都是何灿在镇上的小服装店里买的，她说妈妈经常给她寄衣服过来，不是小了，就是特别大，根本穿不到身上。
每天早晨5点，何灿要起床，给妹妹做早饭，然后去学校上早读，中午和晚上还要回家给妹妹做饭。
才几个月的工夫，街上小诊所的医生、卖菜的大妈还有超市的大姐，没有不认识何灿的了。
“我没觉得跟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就是花钱厉害，三天就花了100块钱，嘿嘿。”何灿说。
据镇上的人介绍，像何灿这样的孩子很多，带弟弟、妹妹上学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能像她这样，把自己跟妹妹照顾得像模像样，又能学习成绩很优秀的孩子，就算少的了。
“我们学校85%的学生，属于留守孩子，都是有年迈的爷爷、奶奶或者亲戚代管，其中160多名学生，是自己管理自己。”杨自武说。
“何灿是个典型，但她是个极特殊的特例，”杨自武说，大多数留守孩子，在缺乏父母管教的情况下，还不具备管理自己的能力。
何灿现在依然照顾妹妹，跟妹妹住在离学校5、6分钟路的一套出租房里。托管班取消后，何灿很难过，她刚认识的一批朋友都纷纷转去其他学校。在她眼里朋友比托管班更重要些。
本报记者 孙勇杰 (责任编辑：魏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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