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国际合作公司为东南亚某国做了一个城市交通项目，光前期调查技术人员就派去了四五批，每一批都是几十个人。但最近这个国家发生了政治动荡，该项目一下子被无限期推迟。

　　该公司董事长徐玉棣12月12日在“首届国家风险管理论坛”上告诉记者，这种政治风险对在海外开展业务的公司影响非常之大。如果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有可能给企业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失。

　　徐玉棣所说的政治风险，其实属于国家风险的范畴。一般而言，国家风险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包括战争、社会动乱、军事政变、经济危机、外汇管制、政府违约、征收、债务重组等。

　　伴随中国经济“走出去”的范围日益扩大，中国企业和资本与国家风险的“接触面”也越来越多。禽流感、纺织品保护措施、阿根廷金融危机、伊朗核问题、印度洋海啸等，似在天涯，实在咫尺。

　　记者采访时发现，国内很多企业对防范风险考虑得并不是很多。由于对内贸易非常成熟，很多企业用国内贸易的模式去做国际贸易，特别是对外国的金融体系重视不够，或者利用得不够，给自己的企业带来了一些困难。还有很多企业对信用风险概念并不陌生，但对信用风险的防范以及有关工具的使用还远远不够。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93％的出口均是在没有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和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的。

　　去欧美发达国家的国家风险较低但也要有若干年亏损的准备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去欧美发达国家的国家风险较低，但中国企业去这些地区发展，仍面临较大风险。根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12月11日在北京发布的2006版《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中国企业要到美国开展业务，必须与美国媒体搞好关系；如果去欧洲发展，中国企业则应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

　　该报告提示，美国人最为骄傲的就是其媒体开放度，许多看似商业投资上的事务，一经过媒体报道与评论，马上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公共问题。一旦媒体对该问题给出一个结论性解释，哪怕是一个不客观甚至错误的解释，其形成的“民意”就无法更改，它会影响政府采取必要的行动。

　　“在欧洲开办企业，中国企业要有相当雄厚的实力。”该报告说，中国企业如果只看营业额，不考虑费用支出，投资结果很可能是不理想的。这是因为，欧洲国家尤其是在英、法、德等国的雇员工资特别高，福利很多，成本费用水平较高。

　　法律制度方面的差异也应引起中国企业的重视。欧洲各国关于雇员比例、员工社会福利保障的法律制度很严格，经营法、税收法等也很复杂，中国企业需要有一个了解和习惯的过程。而且，在一些老牌欧洲国家，工会势力相当大。有一家中国陶瓷公司收购德国公司后，因解雇了被收购企业的员工受到工会组织的抗议而无法正常运转。

　　中国信保总经理唐若昕说，风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仅包括国家风险，还包括地区、行业、投资环境的风险以及买家风险。根据历史交易记录，中国信保在美国的赔付率是最高的。

　　唐若昕建议，中国企业决定到发达国家做生意时，可以依据《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判断国家风险，但做生意不能仅仅依据它。

　　“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最容易做好的市场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更关注产品的价格，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更关注品牌。而中国企业的优势仍然在成本，劣势在品牌。

　　“中国企业去发达国家打市场，要准备若干年的亏损。”张维迎说。

　　去发展中国家投资风险较高也是目前企业走出去的目的地

　　“我们的体会是，对国家风险不要怕，怕也没有用。”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刑炜说。

　　到目前为止，中国普天已经为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提供了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购买出口信用保险是防范和化解贸易信贷国家风险的最常见的做法。”刑炜说，中国普天有1．3亿美元的收入是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支持下实现的。

　　“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看到《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中兴通讯在国际化过程中也许会少走一些弯路。”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侯为贵告诉记者，要进入国际市场，首先要对这个国家的基本情况和风险有一个总体判断。但遗憾的是，中兴通讯此前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权威的、全面反映不同国家风险情况的信息渠道，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国际市场的开拓。

　　根据上述报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的地，正从传统的东南亚、北美，向非洲、拉美、中亚以及俄罗斯等地转移，这样也就从国家风险相对较低、较为熟悉的地区，向国家风险相对较高、较为陌生的地区转移。

　　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孙晓霞以境外工程承包为例说，中国企业去年在亚洲、非洲市场上完成的营业额之和，占海外市场的70％左右，同时我国对大洋洲、非洲的投资增加了1倍以上，特别是在能源开发领域，我国的对外投资几乎都集中在国家风险最高的非洲、拉美以及中东、中亚。

　　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介绍说，许多中小企业对国际市场不熟悉，运用东道国法律及国际通行规则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不足，难以适应国际竞争的风浪。一些企业的境外投资决策盲目性强、成功率低。以纺织业为例，目前在蒙古、越南、柬埔寨等国就有60多家中资服装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对投资对象国家和地区的基本情况不了解，是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最大的风险。”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江时学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有中国电池生产厂家向东南亚国家出口“白象”牌电池。但由于白象的英语译名whiteelephant是指“昂贵而无用的东西”，该品牌电池销量不佳。

　　魏建国说，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与178个国家建立了双边经贸联（混）委会磋商机制。为了更好地满足企业走出去的需要，商务部将加大经济外交力度，充分发挥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与有关国家签署投资保护、司法协助、领事保护、社会保险等政府双边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