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给儿子治病，一对六旬老人卖老宅住窝棚，沿街乞讨酬医疗费

　　六旬老母用肾换儿命

　　记者毛韵心 实习生张瑾 今年29岁的张雁恒一年前不幸患上了尿毒症，如今病情进入晚期的他，靠着每星期两次的血液透析维持生命。几天前，张雁恒62岁的老母亲做出了一个决定，要把自己的肾捐给儿子。

　　幸福家庭突降厄运

　　昨天在昆医附一院血液透析室见到张雁恒时，他静静地坐在病房里，看着身旁正在接受透析治疗的病友。他的脸庞和双手明显地浮肿着，这是病魔留下的痕迹。他偶尔打开随身携带的水杯，小小舔一口水，勉强缓解一下自己的干渴。最近这两个月来，因为肾脏衰竭，他已经几乎不再排尿。他的生命全靠每个星期两次的血液透析治疗维持。

　　张雁恒家住泸西县午街镇新营村，患病前他和妻子都在建水打工，妻子年初刚刚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小家庭生活一直很幸福。去年10月份，病兆开始在张雁恒身上体现。去年12月6日到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结果他患上了尿毒症，而且已经进入中晚期。

　　罹患重病的消息无疑晴天霹雳，很快把这个家中的顶梁柱击垮。很长一段时间，张雁恒都不相信自己得了尿毒症，“我才20多岁啊，怎么可能得这种病？”

　　年迈父母卖老宅住窝棚

　　从查出病以后，张雁恒就开始了1年多漫长的医治。治疗尿毒症有两种途径，要么定期做血液透析，通过“洗血”帮助失去肾功能的身体维持正常状况；要么就是做肾脏移植手术，给身体换一副新肾。张雁恒说，第二种治疗方案他根本就没有想过，“因为换肾需要几十万的费用，家里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但尽管采用做透析的治疗方式，沉重的医疗费用也很快让这个农民家庭捉襟见肘。按照的医生的建议，每星期张雁恒至少需要做3次透析治疗，但他每星期只做2次，但每次动辄四五百元的治疗费用，也把全家人几十年的积蓄很快消耗殆尽。

　　张雁恒曾经试图用自己年轻的身体来对抗病魔。今年1月份，他想试试不做透析会怎样，那次张雁恒撑了10天。到了第8天，他的手、脚、嘴全部发麻，浮肿得不成了人样，被家人送到医院，才知道是由于没有定期做透析，已经引起尿酸中毒。

　　今年9月份，在花光了所有积蓄之后，张雁恒的父母卖掉了居住了几十年的村中老房，住进了在自家自留地里搭起的简易棚里。为了给儿子凑医药费，张雁恒的父母拿着村上和乡里打的证明，在邻村四处讨钱“化缘”，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张雁恒的父亲62岁的张学昌泣不成声。“不少好心人捐钱给我们。捐钱的从1毛钱到上百元都有。”最让全家人难以忘怀的是张家居住的新营村大瑞小学校，几百个孩子你捐一毛，我捐5角，硬是凑出了600元钱交给了张雁恒。

　　老母捐肾

　　再这么撑下去不是个办法。今年10月的一天，两位老人召集全家人开了一次家庭会，讨论给张雁恒捐肾的事。张雁恒在家排行五，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那次开家庭会，最终的决定是由张雁恒年迈的母亲给儿子第二次生命。

　　老人决定捐肾后，第一个不答应的是张雁恒。“老人这么大年纪，还要受那么大的罪，我怎么忍心！”老人作出决定后，张雁恒一直被强烈的自责包围，坚决不答应母亲捐肾给自己。这时，二老反过来安慰他：“就算看在孩子的份上，你一定要活下去！”

　　昨天，在医院见到张雁恒的老母亲——何云仙老太太时，她刚做完核磁共振检查，还抽了一管血，这是她到医院一个星期抽的第三管血。当记者问起老太太，那么大年纪怕不怕做手术时，老人用十分坚强的语气说：“不怕！只要把他救好，我什么也不怕！”据说，这将是何云仙老太太有生以来第一次做手术。

　　到昆明来治病这几天，3人在昆都附近的印刷厂招待所住了下来，3个人住一间，一天30块钱。张学昌这几天没事就常去医院移植科，看做了手术的人还好不好。“我来看了5次，每次都看见患者好了起来，自己走出医院大门，我对手术很有信心！”张老汉说。

　　捐献器官折射文明度

　　昨天，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器官移植科的马超龙教授接受采访时说，肾衰竭的主要表现就是尿毒症，医学上把24小时内排尿不足100ml的症状称为尿毒症。 张雁恒患尿毒症已有一年的时间，肾衰竭已属于中晚期，这期间虽然通过血液透析得以维持生命，但透析费用高，生活质量差，因此换肾是最好的办法。

　　马超龙介绍，从理论上说，对器官供应者要求其在18到50岁之间，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供体身体各方面机能都很健康，而年龄越大的人，器官机能越差，“60多岁人的器官肯定不如20多岁的”，同时手术的风险也就越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亲属的遗传基因在很大部分上具有相似性，术后排斥相对较小，恢复较快，所以做这类移植手术，采用活体亲属供体是最好的选择。

　　对于老母亲捐肾救儿的举动，马超龙表示敬佩：“这一事件体现了仁爱和母亲的伟大，母亲在儿子生命受到的威胁的时候，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这种精神值得社会提倡。”据了解，目前我国活体亲属供体率仅占所有器官移植手术的1%，比起欧美发达国家70%的比例实在是太低。许多人因为落后的观念和自私的想法，不愿意捐赠自己的器官给亲属，使本可获救的亲人在等待中结束了生命。“亲属之间捐献器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文明程度。”马超龙说。

　　《都市时报供稿》

(责任编辑：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