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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间章生在12月6日参议院对法案进行审议的过程中，曾经进行过升格后“政策不变”的说明，既然不变，那为什么一定要升格为防卫省呢？防卫厅升格带来的影响肯定不会仅限于日本国内。
初晓波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视点
2007年1月9日，成立于1954年的防卫厅将从日本政府机构中消失，代之以防卫省；同样，现任防卫厅长官久间章生将升任日本战后第一任防卫大臣。
久间章生在12月6日参议院对法案进行审议的过程中，曾经进行过升格后“政策不变”的说明，即法案通过后并不会改变日本的防卫政策中“专守防卫、不成为军事大国、非核三原则、禁止海外派兵以及武器输出三原则”，同时“也不会引发防卫相关费用的增加”。既然这些都不变，那为什么一定要升格为防卫省呢？为什么相关法案会引发日本社会激烈的讨论呢？我们有必要好好考察一下升格之后的防卫省到底有何变化，这恐怕才是理解和评价此次法案通过的核心。
防卫省升格以后，此前作为日本内阁府直属机构的防卫厅将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省”，并具有与总务省、外务省等中央各部门相同的地位和职能；同时，防卫大臣将和其他部长级大臣一样，具有就国防问题召集内阁会议、拟定法律以及直接要求预算的权限，而此前，这一切都需要通过内阁总理大臣来进行。尽管自卫队的最高指挥监督和下令“防卫出动”的大权仍然属于首相，但防卫大臣获得了向美军提供物品等权限。伴随着这些新任务的出现，此前防卫厅内部的文官和职业军官的配置就要发生一定变化，甚至有为首相任命专业自卫队军官担任首相辅佐官的提议。防卫省的出现，不能不让人担心既有的“文民统制”（civiliancontrol即文职指挥、控制军人）体制是否会遭到削弱。
另外一个重要变化是对《自卫队法》的修订，把此前属于自卫队“附属任务”的“国际紧急援助活动”、“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根据《周边事态法案》进行后方地区援助、根据《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伊拉克特别措施法》进行的活动等，都提升为和国土防卫与灾害救援同样层次的“基本任务”。这就意味着自卫队的海外活动必将大量增加，为此日本需要制定新的简单的永久性法律以方便海外派遣，同时也必须修改目前的使用武器的诸多限制。这种由国内到国外性质上的变化，是否会引发整个防卫政策的彻底转变值得警惕。
需要注意的是，防卫厅升格并不仅仅是机构功能发生一些变化，同时还意味着职权增加后必然伴随的机构膨胀。目前日本已经确定，在2007年撤销防卫设施厅，将其职能划归防卫省；在下一年度日本防卫省将在防卫政策局内增设负责制定长期防卫战略的“战略计划室”，同时配合首相官邸模仿美国正在筹建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也需要专门的机构。而且防卫省应该已经开始考虑未来的自卫队改名自卫军的问题。既然防卫省有如此重要的功能和机构变化，日本总体的防卫预算必然会合理合法地逐渐扩大。
防卫厅升格带来的影响肯定不会仅仅限于日本国内。战后日本在吸取二战教训的基础上，确立了和平宪法，走专守防卫的道路。随着经济取得高速发展之后，日本政治大国化与军事大国化的步伐也不断加快。当年自诩为镇住军国主义魔鬼“瓶塞”的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要求日本由过去的“美主日从”到“责任分担”进而发展为“力量共有”。日本的军费开支高居世界头五名，而自卫队也是世界上作战能力最强的军队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安倍晋三提出，防卫厅升格为省，“是为了充实强化危机管理体制，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定。”很难让人信服。
国际政治学大师罗伯特·杰维斯在阐述“安全困境”理论时认为，一个国家的安全感增加无意中将使其他国家的安全感自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防卫省的出现，无疑会给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周边国家带来不安，无助于消除、甚至相反有可能激化当前东北亚地区潜伏的诸多动荡因素。
中国正处于和平发展的关键时期，但不能忘记《左传·襄公》中的话，“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中国重视自身安全，同时也对区域内的和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必须对相关动向高度重视、密切关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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