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过脸去就忘记��

　　在比现在年轻四岁的时候，我得到了这份在大地上走来走去的职业。我提着空荡荡的旅行包，口袋里揣着本子和铅笔，鞋子漫不经心地踢着石块。我和不同的人交谈，貌似关切地询问他们的饮食起居，打听他们的家庭情况。我微笑，大口地喝酒，在适当的时候跟着咒骂，或者流露出保持尊严的悲伤。

　　我见过不少人。在从马村回市区的路边，我跟坐在三轮摩托上等着搭客的阿姨谈天。隔着一块田那头是一座建筑物，门面上有字是“基督教会音书堂”，就从那里聊起。阿姨说这个村的人都信上帝，每个星期天要做礼拜，唱圣歌什么的。她是隔壁村的，她们村就都不信，信观音。马村街上贴有观音诞放烟花防火的告示，我就问观音诞是几时，她说是二月二十五，就是这几天了。她还告诉我，这个村都姓冯，祖先从外地过来，信上帝是从祖先那时传下来的。最后她告诉我，别村的人都不把女儿嫁给冯村人。

　　观音和基督，观音诞和圣诞节，嫁女还是不嫁女——你能知道这有什么差别吗？我喜爱的作家格非说过，“即便他们的信仰未曾形成语言和习俗，付诸行为和仪式，信仰的种子依然珍藏在他们的心中”。这故事简直说不上有什么情节，却叫我得见人世间的一点世俗的暖意，卑微可怜，或有一些庄严在里头，轻贱不得。

　　在一个肮脏的大排档里，年轻的打工者和他的女友坐在我的对面，像当地的广东人一样用茶水洗了洗杯子。他招呼我说：“吃，你吃。”然后回头叫店主上菜快点。我举起筷子。我的同伴碰碰我，说了一句话。我没有听清楚，他当场又用只有他和我才懂的粤语低声说了一遍。他说的是“在这种地方很容易得乙肝”。

　　那一顿饭，我吃了几片莴苣叶和半碟炒花生，另外一半是我的同伴吃的。我对那个年轻人说我们吃过午饭了。吃完饭，年轻人抢着出了钱，他说，到我们这里来，怎么能让你们出钱呢。我们用过的碗筷被堆积在倒满水的水盆里，人们经过大排档门口都会避过那些水盆，他们说着我们听不大懂的方言，走进散布在这个镇子的几百家制衣厂。

　　除了炒花生那天还有些什么菜呢，我认真地想了一下，还是没记起来。

　　我不能记得我见过的所有人的脸，我也不记得那些人的名字。我突然来到他们面前，像一个贪婪的标本采集者一样采集他们的故事，然后彬彬有礼地告别，一去不返。我不记得他们的脸，好了，这没有关系。我也希望他们不要记得我，因为我不会在他们的生活中留下什么痕迹。

　　还有一次在北京，在一家高级的酒店里，一个中年女人坐在离我不远的沙发上，她的声音逐渐侵占我的听觉。她在努力向手机那头的人要求着什么，似乎是一次额外的服务，但是她遭到了拒绝。她突然提高了音量。“你这个乡下来的土老帽，你这个农民工，怎么这么孙子呀……”她气愤极了，正宗的北京腔调也颤抖起来。

　　虽然没有什么理由，但我确实感到了羞耻。我一直坐着，装作专注地阅读我手中的画报，似乎抬起头来看一眼这个女人长什么样子是一件需要很大勇气的事情。我就这么看着我的画报，最终失去了看到她面容的机会。

　　我为卑贱者感到羞耻，仿佛那是降临到我头上的卑贱。在这个时候，我又觉得“轻贱不得”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我身边，又有什么是轻贱不得的呢，我能做的只有转过脸去，看我的画报。一张张脸出现在我的面前，又隐没了，他们就像漂浮的灰尘，永远存在，却不可看见。我转过脸去，把他们忘记。��

(责任编辑：李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