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变他乡��

　　高亢的秦腔，苍凉的信天游，打小我就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自从考学离开陕北的那个古城——榆林，我只有每年过年才会回到那里。

　　去年开始，每次打电话，父亲都会给我讲述谁家又买了多少煤矿的股份，赚了多少钱，偶尔也遗憾地说，一些入股的钱再也没有收回来。当时，这些在我脑海中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我根本不相信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会产生意外的财富。

　　不过，这次我错了——“天上掉馅饼”的财富神话真的发生了。

　　我第一次听到因为倒卖煤矿获得满麻袋钱币的故事，也第一次看到煤矿采空区旁却有着各种高档小轿车，更是第一次看到一座座愚公移山式精神造就的矿山沙丘。

　　这和两个世纪前的英国和19世纪的美国如此相似，他们经历的财富初期的跃动和短暂时期内积聚起来的各种社会矛盾，过了几个世纪之后，在这里都显现出来。

　　“我们在煤田上住，就是没煤烧！”老农方增栋这句朴实的话让我半晌盯着他家门前的那些煤灰发呆。在那个山底已经掏空的小山头，一个老乡用扁担挑着水，他指着干涸的河流，什么也没说。

　　10年前，我还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高中生，当时只是本能地觉得这个地方很苦，都是吃小米长大，有时突然降临的泥雨也被老乡们认为是上天惩罚这个地方。现在，我不知道，这是谁在惩罚谁。

　　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怎么样。但什么地方能够逃离这个时代呢？

　　在广袤的东北原野上，几个东北的大粮仓的农场主喝着酒说，他们要让“工人们”去云南打工，因为在这里种粮食已经赚不到钱了。

　　一位憨厚的东北豆农说，他们不懂政策，只知道种好豆子。没有人告诉他们什么叫做全球化，但他们发现自己的大豆、自己的粮食渐渐卖不出去了。

　　可想而知，面对美国优越的农庄经济，他们已经成为旁观者，而不是竞争者。

　　当所有人都看到一个大国崛起的希望时，这些代价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它们就像蒙在锦旗上的灰尘，常常被手握锦旗的人细心地擦拭掉，不留痕迹。

　　有人说，任何时候，作为一个旁观者要懂得克制。但是，当你置身于一种大动荡、大变革之中，有种本能的冲动却让你血液沸腾。我相信，在这个国家的转轨试验和现代化进程中，永远不会缺少生动的故事。

(责任编辑：李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