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印刷书是如何进入历史的,它给当时的历史文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无疑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认识印刷书的诞生过程,其实就是追溯人类借助技术革新进行自我理解和表达的历史。法国费夫贺、马尔坦合著的《印刷书的诞生》试图解答的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之谜,在他们看来,印刷书的诞生并非一场简单的技术革命。
一方面,它标志着新旧两个时代的分野,从精英社会向大众社会过渡的历史性契机,印刷书的诞生使书籍从上层流入民间,成为一般民众获取知识与文化的途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至少在印刷书诞生的早期,它的“民主价值”并不像今天的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夸张,印刷书的历史功能是双重甚至自我悖反的。而与此同时,在当时的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潮流中,印刷书确实又在扮演助产士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与著名文化史家达恩顿的名著《启蒙运动的生意》异曲同工,《印刷书的诞生》作者也同样发觉,印刷术在欧洲问世之初的50年,并非一个纯粹的传播新知的“普罗米修斯”形象,而同时掺杂着书商、出版商借以牟利的“功利动机”。作者通过对这50年印刷书的出版、品种与传播史的考察后发现:“印刷肇始之初,并未带来骤然或彻底的转变。然而,成千上万的中世纪的手抄本,不可能全部印制成书,是以个中的取舍,很快就变成了当务之急。一如前述,书商的主要考量既然在于获利与畅销,当然会把当时最多人感兴趣的著作,优先列入考虑。”
或许正是在这样一股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印刷禁书、盗版书在当时的欧洲社会成为屡禁不止的现象。当然,贩卖禁书属于“有利可图而冒险的生意”,在16世纪的欧洲,很多街头商贩因为贩卖异端书籍遭火刑;到了17、18世纪,法国一些兜售批评当权贵族的小册子的小贩,被送往巴士底狱服刑。
当时的书刊检查机关,对于禁书的查禁也并非严防死守,违禁检查与禁书繁荣形成一种吊诡的并存。作者指出,当时书商商会里负责查验进口书货的官差,经常变成禁书交易的共犯,这些官员只有在别无选择的前提下,才真正对私货采取行动。据作者推测,当时“政府心知肚明,打击书商与印刷商,意义实在不大;他们虽有助长禁书传布之嫌,却都只是因为贪财,应客户要求而印书,思想上则无问题”。
后人往往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历史谱系里解读“印刷书的诞生”,似是而非地把印刷书与“新时代”的产生扭结在一起。其实,作为从一开始就将牟利作为首要目标的印刷书,它并没有主动承担启蒙的“历史使命”,而是将刊印当时广为流传的手抄本作为赢利的通道,因此,“印刷术的最直接效应,不过是让手抄本时代里已然广获争读的作品,进一步扩大发行而已,其他较不受欢迎的文本,则多半沦为绝响。”
印刷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在象征贵族精神的拉丁文文化所引发的语言嬗蜕与精神裂变。作者对此的评论充满了一种悲情的情调:“书籍产业为牟取经济利益而鼓励书刊以民族语文出版,最后则助长了这些语文的茁壮,同时造成了拉丁文的衰微。”
《印刷书的诞生》(法)费夫贺马尔坦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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