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已故美国著名汉学家史华慈教授的90诞辰,上周末我也参加了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大型史华慈研讨会。我不曾见过史华慈教授,1999年我第一次到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访问行将结束的时候,他辞世了。虽然我早就读过他的名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但我对他的理解,对他在美国中国学研究地位的认识,却是从他去世后对他不倦的谈论中开始并不断深入的,大家不约而同地谈到,史华慈教授不止是一个出色的中国学家,一个学通中西的历史学家,更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家。
史华慈教授最初的兴趣并不在中国,他在哈佛大学本科主修的是南欧文学﹐他的学士论文《巴斯噶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中心议题是人性﹑伦理﹑宗教,与中国研究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由于一些偶然的外在机缘,才使他从南欧文学转到中国的现实政治的研究,此后数十年,史华慈一直密切注意中国的现实政治动态。与一般的研究者不同的是,他拒绝从功利的目的出发研究中国的现实政治,对他而言,政治活动只是一个窗口,“一种探索人的思想世界、理解人的奥秘及其命运的重要渠道”,通过这个窗口和渠道去审视大写的人和人性的奥秘,才是他的真正目的和最终动力。以此为起点,史华慈教授逐渐将这一探索上溯到“五四”,上溯到严复,进而上溯到先秦诸子研究。这是一个漫长的思想探险之旅,当他带着同情﹑尊敬乃至惊奇的心情上路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就像进入了一个新的非常复杂的多层面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史华慈教授以“后退一步并远眺彼方”的姿态和方式逐渐构筑起属于他自己的缤纷的思想世界。
史华慈教授的思想世界大致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他的两本自选论文集《共产主义在中国:流变中的意识形态》(1968)和《中国及其他》(1996),就是他半个多世纪持续关注和探索的结晶;第二个层面是中国政治史研究﹐由他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1)即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第三个层面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主要包括《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1964)与《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85)两部西方中国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从表面上看,上述三个层面似乎互不统摄,但实质上并非如此,在互不统摄的三个层面背后有着内在的关联和共同的关切,这种共同的关切就是探索“人的全部的带有悲剧性的复杂性”。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可以呈现人的全部的带有悲剧性的复杂性的人的模式。这种模式把人视为一种依据各种思想和目标采取行动的受造物,这些思想和目标又以无数的方式和追求权力及保持自身利益纠缠在一起。此外,他还得对既不是他所创造,也不是他所能预见的客观处境所提出的种种要求作出反应”。他关于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中国政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大抵都是在这个框架下进行的。他认为,中国思想史不应当仅仅关注“中国的思想”,还要关注中国人在他们的历史处境的框架里如何不断地想而又想。同样,中国政治史不仅仅要去“重建中国这个国家的无时间性的各种制度性结构(尽管这工作也很必要),而且应该是一部卷入这些结构的人的活生生的玩弄政治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著述用中国思想的例子“照明”了西方思想(李欧梵语),为西方世界开拓分享中国文化“经验”的途径,也为中国反思和批判自身传统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蓝图。
阅读史华慈,我们常常能够感受到文字背后那一种力透纸背的“思想的力量”。历史因为思想而获得了一种气度,而思想也因为历史而变得深沉。这样两个世界在史华慈的历史书写里达成了一种极为完满的融合。有人曾将史华慈誉为“不世出的历史学家”,也许正是这样的天赋使他能够在历史世界与思想世界之间纵横驰骋。凭借着这些华彩与厚重的历史书写,我想,史华慈完整地呈现了我们对于天才历史学家的所有想象。(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