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在路上》的译者王永年先生已年近80。第一次打电话时，老人家身体欠佳，对不能接受采访连连致歉。一个月之后，记者再打电话，王先生的精神明显好转，但依然以对《在路上》印象不深和记忆力不佳推托。但当记者提起他之前翻译的《博尔赫斯全集》和《十日谈》时，他立即兴致勃勃，三言两语中偶然提到了这本最近才翻译却“忘记”最快、备受年轻读者关注的小说———《在路上》。

　　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王老师，你之前的译作，比如《博尔赫斯全集》，《十日谈》等都是非英文文学，并且以公认的经典文学为主，为什么你会翻译这本主要是年轻读者的《在路上》？

　　王永年：翻译这本《在路上》是两年多前的事情了，当时主要是奉命行事，但一开始着手翻译就开始后悔接这个活了。

　　上海东方早报记者：你对《在路上》不满意？

　　王永年：老实说是的，我不喜欢这部所谓小说。两年多前，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赵武平邀请我翻译这本著作，他是我的老朋友。虽然不太喜欢这本书，但碍于朋友情面就硬着头皮翻了，所以翻译得比较苦。

　　上海东方早报记者：从文学角度讲，这本小说没有太大价值？

　　王永年：事实上，可以这么说。我个人认为，无论是文字上还是文学上，这本小说都没有太大的出众之处，行文和结构都比较糟糕。可是这部小说几十年来风靡全世界，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我们的读者鉴赏力有问题？后来我明白，这部小说最大的价值并不体现在文学上，《在路上》、凯鲁亚克或者说“垮掉的一代”的诞生，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小说的文化价值远远大于文学价值。“垮掉的一”的作品数十年来在国内有众多读者，我想吸引国内读者的重要原因是，小说中描写的人物和整个社会的浮躁与我们的年轻人和当下中国社会有着某些相通之处。

　　上海东方早报记者：《在路上》之前有过多个中文版本，已故的翻译家文楚安翻译的这部小说曾引起过比较大的影响，那您在翻译《在路上》之前，有没有参照或比较过其他几个译本？

　　王永年：没有，在翻译之前和翻译之后，甚至在现在，我都没有读过其他几个译本，对“垮掉的一代”也认识不多，我甚至对自己译文的印象都有点模糊了，因为内心深处并不是太喜欢。可能我和你们，和凯鲁亚克他们都有点代沟，这是一部年轻人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