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助一边倒倾向邱兴华家

　　12月28日邱兴华被执行枪决后，震惊全国的“7·16”特大杀人案已尘埃落定，但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仍余音未了。邱兴华案中的“情杀起因”以及“司法精神病”鉴定争论，曾极大地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如今，捐款一边倒倾向邱兴华的家人，而此案11个遇害者的家庭尚未得到捐助。

　　遇害者家庭都不宽裕

　　今年7月17日，即案发后第三天，铁瓦殿惨案已经妇孺皆知。遇难人员中有平梁镇西岭村村民熊万成和宋道成。当晚9时许，熊万成家门口仍围聚着四邻和亲朋，他们都是来劝慰熊万成的妻子尹行巧的。熊万成是西岭村的一名村干部，从2004年开始担任铁瓦殿民主管理委员会住持。

　　熊万成家里有三间旧屋，屋里陈设简陋、破旧不堪。据邻居介绍，熊万成的妻子尹行巧比丈夫小好几岁，有些弱智。熊万成出事前，他在村里当会计、靠务农养家。近两年他到铁瓦殿做事，有些收入补贴家用，但日子仍过得紧巴巴，得靠妻子娘家救济。熊万成一死，尹行巧家里没了主心骨，不知娘儿俩日子该咋过？

　　遇害人宋道成家也是几间旧屋，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案发后，宋道成的儿子回到家里处理后事。对父亲遇害，他们希望严惩凶手，也希望在生活上得到政府和社会帮助。

　　据汉阴警方办案人员介绍，邱兴华杀人案中的其他遇害人家庭，都是社会底层的弱势人群，如果他们经济宽裕，生活无忧，还会去上山问卦吗？在邱兴华被抓捕归案后，5名遇害人家属分别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要求邱兴华在经济上赔偿他们的损失，但最终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与此不同的是，邱兴华的家人在案发后却得到了一些人的关注和帮助。

　　邱兴华家人用上手机

　　“在办案期间，我们公安民警确实资助给邱兴华家人几百元钱，也在生活上给了他们不少的帮助。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仅仅是对弱者的一种怜悯和同情，是基于人道方面的考虑；另一种是出于办案侦查的需要。”汉阴县公安局局长邱祖满说。

　　据邱祖满介绍，“邱兴华归案后，鉴于邱兴华家人生活窘迫，孩子入学难，我们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另外有好几个人捐款给邱兴华的家人。最初两三次，捐款人都是把汇款通过县公安局转交邱兴华妻子的，大概有3000多元。”

　　邱兴华被捕后，何冉凤带着孩子搬到了石泉县城郊区居住，房租每月100多元。9月中旬，何冉凤在一次采访中证实，她确实收到了一些外地“好心人”的捐款，大概有几千元。有了这些钱，才能租房住，孩子也才能上学。

　　捐款使邱兴华妻儿的租房和上学问题得到了缓解。女儿梅梅回外公家时，穿上了一套新运动装；家里人用上了手机，可以随时和外界联系；因为看电视信号不好，何冉凤专门买了一个接收器。12月28日，邱兴华二审宣判当日何冉凤再次告诉记者，她目前收到六七个人的捐款，大约有五六千元。

　　孤儿寡母寄来求助信

　　12月初，记者接到熊万成妻子尹行巧写来的一封求助信。

　　信中说：“我自幼智商较差，无文化，身体孱弱。熊万成家境贫寒，我嫁给他后，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务农和他在铁瓦殿谋事的一点微薄补助。现在丈夫无辜被害，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失去了，我们唯一的顶梁柱也倒了，生活顿时陷入了绝境。我们孤儿寡母没有一点依靠和指望，这一段时间主要靠亲戚和乡里乡亲的救济施舍艰难生活。我知道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但我绝望得不知怎么办。”

　　为何邱家人得到捐助，而遇害人家属反受冷落？对这一现象，邱祖满分析认为，这与舆论在案发之初的报道引导有关系。他说，有媒体过分渲染了部分案情与邱兴华的家庭生活，对遇害人家属的状况却没有提及，这就使得外界获取的信息不对等。

　　据介绍，向邱兴华家人提供捐助的，多是福建、广东一带人。邱祖满说，尽管邱兴华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但其家人生活困难，值得同情，接受捐助也无可非议。但捐助状况一边倒，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公众的基本道德判断受到了挑战，这是不正常的。

　　邱祖满表示，当时的一些网络舆论中，邱兴华甚至被渲染为“侠客”，这也是让人担忧的。如果公众没有基本的社会道德水平和正义感，缺乏最起码的社会常识和法律知识，人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准则和规范可言呢？

　　受助得益于“名人效应”

　　29日下午，安康学院心理学副教授黄路阳称，媒体的长篇渲染，使邱兴华杀人案的主凶和家属也演绎着“名人效应”。黄路阳说，邱兴华的家属收到捐助而被害人家属却没有，这是因为邱兴华杀人案出现在传媒上的频率多，给人心理的印象深刻，有较强的冲击力，吸引眼球，有点类似名人的效应，事件自然关注度高。

　　黄路阳分析认为，从受害的角度来看，邱兴华的家属和被害者的家属都是凶案发生后的直接受害者，人们的捐助和同情应当是平等的，不能厚此薄彼，但由于邱案的报道几乎是一边倒，人们只记住了邱兴华的凶残及其家属的可怜，而不知道、不了解无辜受害人和家属的贫困生活。在同情心理的驱使下，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产生直觉上的同情，为其捐款捐物也在情理之中，而同样需要同情和捐助的11名受害者的家属却被公众不自觉地忽视了，舆论的导向从某种角度影响了人们的注意力，导致了这种失衡的社会现象的出现。据《华商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