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选择的举报

　　香港城市大学（资料图片）

　　他们本是师生，学生陈静刚从内地到香港3个月，教授戴晖辉已融入香港社会十几年。在由一门课程考试构成的利益联结中，陈静拿出1万元港币贿赂任课教师戴晖辉，戴则毫不犹豫将此事举报至廉政公署。

　　事件回放为过关女生万元贿赂老师

　　2006年9月，陈静从武汉到香港，进城市大学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旁人眼里，25岁的她人生轨迹一路顺遂，这次飞跃更是上升曲线上的制高点。

　　“一次聊天时，她说自己一直以来———从小学到大学一直不停上学到博士———在自己的圈子里是非常优秀的，一直觉得自己理所当然是‘No．1’。”陈静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名同学在校园一个论坛上回忆。

　　最初来香港的兴奋过后，陈静开始感到压力，她对这位同学说，“到了城大之后，周围环境不同了，不但远离家门，而且发现周围的人都很厉害，所以心理压力很大，无法适应这种压力，担心自己做不到最好”。

　　12月，陈静迎来了到城大后的第一次挑战———课程“应用分析选论”（SelectedTopicsinAppliedAnalysis）将在12月16日考试。任课教师戴晖辉副教授对记者说，这门课是两门博士生必修课之一，有一定难度。如果考试不能通过，除了陈静所看重的“面子”受损，另一个现实就是失去奖学金。对内地学生来讲，这笔钱是在香港读书的基本生活成本。在双重压力下，恐惧考试失败的陈静选择了她认为的“捷径”———给任课教师戴晖辉送钱“买考题”，这1万元占她一个月奖学金的绝大部分。但陈静没想到，自己会触犯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4（1）（a）条中规定的“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被判即时入狱6个月及充公1万元贿款。

　　仅3个月，陈静就从高峰跌至低谷。除立即要开始服刑外，极有可能依惯例被学校开除学籍，人生也将被记入抹不去的污点。法庭上，陈静的辩护律师表示，“被告因对香港的反贪污法例不熟悉才干犯本案”。

　　据戴晖辉表述，12月6日，他在办公室的信箱发现一个信封，内有1万港元现钞。稍后，他收到一封匿名电邮。寄件人自称是其学生，希望获得本月16日举行的期终考试试题和答案，送上1万元是为“感谢帮忙”。11日，戴晖辉又收到两封匿名电邮，催促他将试题及答案通过电邮传给她。之后戴按照廉政公署指示约她见面交易，陈静毫无防备地答应现身，并提醒戴带上一本空白的答题本供她抄答案。13日中午，陈静接过戴给她的试题、答案和答题簿，正在抄写第一道题答案时，被周围埋伏及假扮顾客的廉署人员拘捕。先汇钱、再等着收货……从整个过程看，陈静是非常熟稔行贿的这套程序的。

　　非常观点香港教授：“别无选择”的举报

　　“有报纸说我在‘是非漩涡中’，实不知‘非’在何处。”戴晖辉对记者说，“我只是在做一个法制社会公民应该做的事，而我相信几乎每个香港教授都会做同样处理。”

　　戴晖辉出生于内地，1984年浙江大学力学系毕业后赴英国、加拿大留学，1995年进香港城市大学任教，目前是数学系副教授，专长应用数学及计算数学等。据悉，近几年他经常协助城大到内地招生。

　　收到钱和匿名电邮后，戴晖辉与系主任周定轩商量，随后向校方高层汇报，校长张信刚等高层认为事态严重，决定向廉署举报。“我是第一时间向学校汇报，没有过一分钟犹豫。”戴晖辉说，“匿名送钱和用匿名电邮索要试题和答案，在香港已构成犯罪事实。若认同这一前提，我所做的，就是再正常不过。”

　　在廉署要求下，12月12日，戴晖辉发出电邮相约送钱者第二天见面。13日中午，身上装了录音器的戴晖辉抵达钻石山荷里活广场的星巴克咖啡厅，他说，“到最后一刻才知行贿者是谁”。

　　戴晖辉对记者说，除举报贿赂，他别无选择，即便师生之间也不会有私下处理的可能：“作为公民，举报犯罪是责任。作为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是职责，但老师没有处理犯罪的权力，那是执法者的责任。老师怎可代执法者私下处理一件犯罪行为？退一万步讲，送钱和电邮都是匿名，老师都不知找谁，男或女，也不确认是否真是学生。而私下处理在香港也是一件犯罪行为。依照某些人的观点，我应该替犯罪来掩盖另一罪行，就因为犯罪者是个匿名学生？纵容犯罪，会对法律制度造成极大破坏，结果是全社会受伤害。因为犯罪者是个匿名学生，就值得吗？”

　　“我也不愿意看到学生入狱，但她已是成年人，应该为此行为负责的是她自己，而不是她的行贿对象。”戴晖辉表示，作为内地学生，有可能受到法律差异、学术氛围差别等方面的影响，在内地大学作弊后可能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学校内部通报、处分等，但身在香港，就应该严格遵守香港的法律，维护大学的学术氛围。

　　在香港廉政公署网页上，记者注意到最新一辑宣传广告：“举报贪污、不吐不快”，因为“知道如不讲出来，只会令贪污势力不断膨胀”。据悉，廉署会不断推出新广告，在媒体上、社区中滚动宣传，由此形成的反腐意识也是戴晖辉近乎“条件反射”般举报的一个注脚。

　　深度访谈香港对贿赂“零度容忍”

　　由此案引申，记者采访了前任香港廉政公署副廉政专员郭文纬、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

　　无论大贪、小贪都是贪

　　记者：有人认为“1万港币判6个月”太重。量刑的思路差异还体现在：香港对贿赂问题“零度容忍”，而内地规定了“行贿10000,受贿5000”的最低涉案金额。

　　郭文纬：关于腐败的举报范围，我们称为“零度容忍”，无论大贪、小贪都是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必须绳之以法。零度容忍几乎成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内地5000元以下不算贪污罪，只会被行政处理，这样肯定没有阻吓作用。对于贪污数额很少的情况，香港的量刑比内地重得多，所以香港人一般不敢下水。

　　从利益上让犯罪者得不偿失

　　记者：内地对贿赂的处罚不可谓不重，为何效果却不如不用重典的香港？

　　郭文纬：死刑当然有一个阻吓的作用，但贪官也许觉得那些被杀头的人可能是运气不好，或者是他们的后台不够。所以说，怎样才有阻吓的作用，不是说死刑不死刑，而是他们觉得有多大的机会被人抓。

　　经验证明，对贪官，阻吓作用不在于死刑，而在于他从高高在上变成阶下囚，他们的整个家庭要蒙羞。如果有一个机制让他所有贪污来的钱和所有的财产充公，让他们一无所有，这个作用已经足够。

　　任建明：内地是重刑事，轻民事和行政，而香港反之。其实，从利益角度让犯罪者得不偿失，效果更好。

　　行贿和受贿是“犯罪共同体”

　　记者：陈静作为“行贿”一方，甚至博取了某种同情。这也体现了两地对于“行贿”和“受贿”上的看法不同。

　　任建明：与香港行贿和受贿并重不同，内地一直是“轻行贿”而“重受贿”。

　　首先，法律对于行贿罪的量刑明显。受到法律严惩的通常是受贿者，而背后的行贿者却少有受到严惩的。对行贿者“宽宏大量”的深层次原因存在于社会文化意识之中。人们容易认为，与那些高高在上的贪官相比，行贿者往往处在被动情境中，被涂抹上了“弱者”色彩。事实上，行贿者和受贿者是天然的犯罪共同体，行贿引发受贿，受贿又导致渎职犯罪，构成了一条衍生权力腐败的“犯罪链”。在行贿变得低成本、高收益之时，主动行贿越来越多，腐败链条越来越难以控制。据《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