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功臣如何成了千万富贪 对话高墙之中的刘俊卿

　　曾盛极一时的安徽涡阳县双轮集团下辖6个子公司，年销售收入一度达到10余亿元。令人震惊的是，拥有如此巨额资产的国有企业，却在原董事长、总经理刘俊卿一个人的牢牢控制下。2006年12月15日，双轮集团的“土皇帝”刘俊卿收到刑事裁定书，安徽高院核准宣城市中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罪名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从辉煌之巅到今天的囚犯，刘俊卿这样一个曾经的“经济功臣”是怎样迈出犯罪第一步的？他又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什么才是他人生的“拐点”？带着这些问题，日前，记者与高墙之中的刘俊卿进行了对话。

　　“经济功臣”贪了4000余万元

　　今年52岁的刘俊卿，自1993年7月至案发前一直担任安徽省涡阳县高炉酒厂（后变更为安徽省高炉酒厂）厂长、安徽双轮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从1996年3月起，刘俊卿还先后任涡阳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2000年10月任亳州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主任，直至2004年3月被免职。在安徽乃至中国白酒界，刘俊卿一度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这倒不是因为他后来身罩涡阳县委副书记、亳州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主任、安徽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等“政治光环”，而在于他能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凭着超人的胆识和才干，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县级小酒厂打造成国家大型企业，成功地闯进了中国白酒业的前五强。“我虽然是商场上的佼佼者，自己却没有战胜自己。”正如刘俊卿后来对办案人员说的那样，在企业由衰而盛的过程中，他通过收受和索取贿赂，为自己“攒”下了4000余万元之巨的庞大家财。为了显摆自己的威风，刘俊卿配了一支手枪，每当酒兴冲天之际，就要放几枪以示庆祝。刘俊卿还叫人在集团门口竖起一座两层楼高的巨像，像中刘俊卿面带微笑，向群众挥手致意。那时县纪委的干部到酒厂去，别说调查腐败，就是能见上刘俊卿一面就不错了。监督警钟对刘俊卿长期失灵，直至变成一声丧钟。

　　“企业发展我起到关键作用”

　　记者：高炉酒厂当时已经资不抵债了，你为什么还愿意去当这个厂长？刘俊卿：1993年，高炉酒厂还是一个县级小型企业，形势的确不太好，酒卖不掉，工人发不出工资。涡阳县委县政府为了救活这个厂子，把我从县印刷厂经理的位子上派过去，我还是愿意的。为什么呢？一方面我对酒厂有感情，我父母、兄弟姐妹都在酒厂，我是在酒厂长大的。我父亲是1950年进厂的老工人，我1975年参加工作以后也在酒厂。另一方面，我认为在酒厂能够更好地发挥我的作用，能够创造更大的业绩。因为越是这样的企业，越是困难的地方，就越能创造出更好的业绩。记者：去了以后呢？刘俊卿：那时候酒厂职工住的还是20世纪50年代的破草房，如果厂子垮了，老人、孩子吃什么呢？所以，我有一种责任感，觉得一定要干好。于是，我带领大家跑市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原地带，跑了好多地方。当时我写了一首打油诗《销售员之歌》，其中有这么两句：“蚊虫的叮咬算得了什么？冷水干粮也能精神焕发！”这两句话其实也就是当时酒厂员工共同创业的真实写照。1992年企业才上缴税收200万元，我去了后，经过六七个月的努力，到年底就上缴了1700万元。接下来，1994年是3000多万，1995年是6000多万，1996年将近一个亿，1997年到1999年也都在一个亿以上，经济效益连年翻番。记者：高炉酒厂如果没有你会有这样的发展吗？刘俊卿：我想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因为地方人才很难找。记者：你是说你个人给酒厂带来了巨大变化？刘俊卿：至少我起到了重要作用，或者说关键性的作用。

　　“与私企老板们比心理上有些不平衡”

　　记者：个人待遇怎么样？有奖金吗？刘俊卿：我的工资一年不到1万元，但政府每年都会给一定奖励，我这10年的奖励加起来大概有200万元左右。记者：这个收入是高了还是低了？刘俊卿：这个收入应当说是很不错的，政府给我的待遇也是非常优厚的。记者：你认为这些收入和你的贡献成比例吗？刘俊卿：不成比例。但是从我们国家国有企业现状看，这个标准是不低的。记者：和与你打交道的一些私营企业老板比呢？刘俊卿：这些私营企业老板原来都是穷光蛋，他们都靠我发了财，也靠双轮集团发了财，最后都变成了几千万元的富翁。酒厂的发展也带动了他们的发展，酒厂的生产规模越大，他们的生意就越大，收入也就越高。从这个现象来讲，我在心理上确实有些不平衡。记者：所以私营企业老板们要给你送钱作为回报？刘俊卿：这些原料供应商都是个体的，他们看到酒厂未来的发展趋势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当然要想办法打通关系了。

　　“总想攒点资金退休后自己干”

　　记者：原料供应商什么时候开始送钱的？刘俊卿：1994年春节，有个别客户到我办公室，给我送了钱。随着企业的发展，客户的业务也在发展，于是他们就利用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两大节日，以这个名义来给我送钱。记者：第一次收了多少钱？当时心里什么感觉？刘俊卿：收了10万元钱。起初也是比较有顾虑的，怕以后有事，但又侥幸认为能避免。记者：从来不拒绝吗？刘俊卿：一般不会拒绝。他送了哪能不收呢？记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刘俊卿：我让他赚那么多钱，他已经赚得够多了！记者：有索贿的情况吗？什么情况下会索贿？刘俊卿：索贿现象也有，都是在一起办事，觉得关系不错，就提出来了。记者：不会是因为缺钱吧？刘俊卿：缺钱是不缺钱，但我不管钱，一般都交给我妻子张兆侠，再去跟她要有些不方便。比如说我在南京买了一套房子，我去和张兆侠要钱能方便吗？不方便。记者：跟这些有业务往来的人提出要钱不怕被拒绝？刘俊卿：他们不会拒绝，因为都是长期客户，他们要依靠我，有求于我。记者：既然不缺钱，为什么还频频收钱，甚至索要？刘俊卿：当时觉得钱多了是一种荣耀，是一种地位，总想攒点资金退休后自己干。

　　“我在厂里什么都可以报销，哪用得着钱”

　　记者：你收的这些钱都怎么处理了？刘俊卿：钱我一般都交给家属，有的存起来，有的投资。个人投资也是考虑自己的长远利益，为自己退休以后做打算。记者：总共有多少钱？刘俊卿：我也没认真跟家里算过账，不知道有多少钱。记者：这么多钱给你带来了什么？刘俊卿：受贿的钱给我带来了罪恶。我本身在厂里什么都可以报销，哪用得着钱。记者：那等于你受贿的这些钱也没有什么用？刘俊卿：在我受贿这段时间内，家庭和我个人都没用上这些钱。因为用不着，所以我也花不着它。记者：在你受贿过程中，你妻子起到了什么作用？刘俊卿：收的钱交给她存起来，她起到收钱的作用。她单独收的情况也有，那是因为我不在家，但我知道都是奔我来的。我犯罪对不起我的妻子、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父母，我给他们带来了灾难。

　　“如果再过三到五年查我，我的罪行更大”

　　记者：你受贿对企业有什么影响？刘俊卿：如果不收这些钱，可以让下属部门压低供应商的原材料价格，收了钱价格就压不下去了，也缩小不了客户的利润空间。比如一个酒的包装盒子赚5角钱，我可以让他赚三四角，这里面有弹性。如果是我个人的企业，我肯定会想，你给我送这些钱干啥，实际上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后来办案的同志告诉我，我的行为给企业带来了灾难，企业中层以上干部平均受贿50万元，包括保管员也收钱，凡是关口的都会收钱。记者：企业中层以上干部大部分都存在受贿行为，那企业还能很好地发展吗？刘俊卿：是我的责任，是我的行为对企业产生恶劣影响的结果。记者：你觉得他们是受你影响？刘俊卿：上梁不正下梁歪，由于我身上有“毛病”，我就没有认真地去管理这些人，至少是放纵了。我也明白，客户肯定会给下面的人送，送多少不知道，但肯定不可避免。记者：你能管得住他们不收钱？刘俊卿：肯定能管住。这个厂是在我的领导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他们全部是见证人，这个威信还是有的。记者：你的确曾经为国家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现在被查处了，有没有想不通的？刘俊卿：没有什么想不通的。现在查处我就是挽救了我，如果再过三到五年查我，我的罪行更大。记者：被查处以后这么长时间，想没想过自己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刘俊卿：随着企业发展，各种荣誉和光环都接踵而至，个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于是思想上轻浮了，飘飘然了。另外，看人家发财，自己不能发财，就有想法。据《检察日报》报道

　　记者解析

　　不简单的“刘俊卿现象”

　　从10年前安徽省蚌埠卷烟厂原厂长李邦福，到七八年前云南省红塔集团的“掌门人”褚时健，再到如今双轮集团的刘俊卿，这些先后落马的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都有着诸多的共同点，他们凭着超人的胆识和才干，在一定时间内为国家作出了一些贡献，但企业迈向鼎盛的时期也正是其人生滑落“拐点”的开始。而且他们都认为，之所以迈出走向犯罪深渊的第一步，也都是因为心理上不平衡，总觉得自己的收入与所作的贡献不成比例，于是想趁着现在“攒”点钱防老，或者退休以后干点自己的事。在这些共同点中，尤其应该反思和关注的，是他们所谓的“不平衡”、“不成比例”。这些国企领导者虽然知道与国家公务员比，甚至与许多高级干部比，国家给他们的待遇是非常优厚的，但他们却常常自比私企老板，因此感觉自己很委屈、收入少。在此姑且不论他们“不平衡”的观点是否合理，也不论其所谓的“不成比例”是不是为自己开脱的一种借口。很显然，“不平衡”也好，“不成比例”也罢，的确是他们最初犯意的直接动因，但最根本的还是其人生观、价值观上的畸变所致。所以，所谓的付出多而得到的少这种不平衡性决不能因此成为其贪欲的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