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的争夺战每天都在中大北门广场上演。
文/记者邱瑞贤、胡瑛、杜安娜、廖杰华、“一日记者”刘伟雄、黄冰 图/记者骆昌威
去年12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7时整，一身黑衣的杨女士拿着音响等器材匆匆来到中山大学北门广场，手脚麻利地摆好了摊。看看旁边“红衣军”的谢女士还没来，她不禁暗喜自己来得早，“地盘”争得顺利。
“每天开场前的舌战是免不了的，今天开舞前就吵了一架。”每天夜幕降临之时，“红”与“黑”两个跳舞团是中大北门广场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暗战”双方。
经过长久的周旋进退，双方暂时协议在广场北部的靠江区域划界而治。
像他们这样的“暗战”每天都在广州的多个大广场燃起，加入战团的“兵种”包括轮滑班、武术班等，乐此不疲的“参战”动力是逐渐成型的经济利益。
广场上地少人多，由于边界紧密，这些暗战者常年“战事”不断。在广场上巡逻的城管人员坦承他们从不干预，因为“他们不是走鬼，我们没有执法依据”。
看着让人失笑的“广场暗战”，却折射我国多个大城市正在面临的管理难题。近年在我国城市全面兴起的“广场文化”，因为城市急速发展而缺乏稳定秩序所需要的形成空间，正走着一条与国外“广场文化”迥异的“牟利之路”。
公共管理专家认为，现代城市广场的管理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其折射着现代城市公共空间发展和管理之间的矛盾。
“穿花衣服的，快出去，不要混在队伍里！”中大北门广场上正在跳健身舞的“黑衣军”领队杨女士专门停了下来，拿起麦克风大声呵斥“方块”角落处想跟着学两招的围观市民“出去”，接着就有人将这名市民赶出了“黑衣军”的队伍。
参战方——
对方存在是最大威胁
但是“红衣军”的领队谢女士却对此表现得相当宽容，交谈中她听说记者想为自己的母亲报名参加，马上热情地邀请记者跟着她一起跳。她说自己从去年7月份就建好了这支队伍，平常除了周六，她基本上风雨不改地前来。她的“红衣军”发展到现在已经有200多人的规模，但是那天晚上只来了50多人，在气势上明显不如“黑衣军”。“我们针对的是中老年人，舞蹈包括民族舞和拉丁舞，以塑身美体为目的，和黑队的健身操不一样，每月20元的会费不算贵了。”
最让谢女士感到焦虑的是“黑衣军”日益壮大带来的威胁，“来晚了他们就把我们的地方给占了，他们现在人多，每天的舌战是难免的”。从现场上看，“黑衣军”的气势果然比较宏大，足有150多人的巨大方块占据了广场北部靠江最有利地带的大部分“地盘”，黑压压的一片蔚为壮观；相比之下，“红衣军”虽然紧紧贴着黑色方块，但是仅50多人的规模只能占下1/3地盘，而且“红衣军”的服装不够统一，看起来阵容感不强。
动力——
领队每个月可收4000元
也许正是出于迅速扩大阵容的考虑，“红衣军”领队在姿态上已经与“黑衣军”形成了“暗战”——不仅每天比赛谁更早来占地盘，更加在吸纳新队员上采取最积极的“宽松”政策，只要有潜在的可能，先吃点亏让他浑水摸鱼免费在角落里跟着跳几场也无所谓。
“黑衣军”的领队杨女士姿态则比较硬朗，她自称是中大教授的家属，自己担任老师的这支“美体健身俱乐部”队伍成立已有一年半时间。“我们是上过报纸的！”每次来广场跳舞的时候，她都要把广州一媒体介绍他们的版面张贴出来，以标榜他们的“正宗”。据了解，“黑衣军”每月的会员费和红衣军一样是20元，但是“黑团”规定要统一购买黑色T恤，每件价格为35元，初次入会的人还要交6元的胸牌钱。领队杨女士对此非常严格，跳操的时候不仅要按要求穿好服装，并且一定要佩戴胸牌，“否则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会员呢？”
粗略一算，就不难明白这个“暗战”的动力还是相当大的——因为以一个团200人算，领队一个月的收入最低也可保证在4000元左右。
然而，表面上相安无事的“暗战”并不是常态，欢歌笑语热火朝天的背后随时酝酿着硝烟弥漫的战火。
导火索——
红方踩了黑方的音响
广场上有利地形非常有限，红黑双方几乎是摩肩接踵，为了把对方“压”下去，都把相距不过5米的音响音量开得天响。在两个方块的“接壤”边界处，不少“中间分子”简直就是肩挨肩地在跳，他们“不由自主”地成了骑墙派，不时跟错对方的领队做动作。正是这个“边界”，成了最容易撕开正面驳火的导火索。
几个月前，红黑双方爆发了一次激烈冲突。那个晚上“红衣军”在跳舞的过程中有队员不慎踩到了健身队的音响，引起杨领队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双方激烈的冲突，几乎要动起手来。
家住海珠半岛花园、参加“黑衣军”的队员李婆婆亲自参与了这场调解，说起当时那一幕她依然有点激动。“哎呀，幸好我年纪大，及时劝住了，双方简直要动手啊，不然都不知怎么平息下来啊。”
经过这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双方经过初步协议定下了一条模糊的界线。只要不过界就相安无事。但其实这条界线并不固定，双方从“明战”转向了“暗战”，每天铆着劲地早来，就是为了抢占更有利的地盘。
谈起“红黑”两方的地盘之争，李婆婆的表情有点惋惜：“大家都是来玩的，既然玩就要开心，吵架就没意思了。”“希望现在没事了”，老人家想起当时自己劝架成功，还觉得松了一口气。
观战——
执法无依据城管基本不管
老陈和老王是海珠区城管大队新港中队的两名城管人员，在中大这个北门广场附近巡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对这场“暗战”是早已见怪不怪。
“不会出什么大事的”，对于上次双方发生激烈冲突一事，老陈和老王倒是记忆犹新，“那也没什么，他们后来自己解决了”。“如果出了治安问题，我们当然会管，但是看起来他们也没什么大问题……”“我们主要管走鬼”，老陈说，这些跳舞团可不算是“走鬼”，“走鬼”是指那些摆摊卖东西的。在去年7月有关部门开展对中大北门广场的整治以来，占据广场的卖风筝、冷饮、气枪射气球摊、乒乓球桌和租单车档等走鬼档得到了整治。但是广场上逐渐形成气候的“暗战”，显然成了一个新问题。
“我们也想管啊，但怎么管得过来？你知道这里每天晚上有多少人在活动吗？至少四五千人！而且我们管他们可管不着，他们的领队说自己是文化团体，还有的说是中大的老师家属，要管也是中大或者文化部门来管啊。我们要执法也没依据啊。”老王说。
蔓延——
城内四处可见“广场暗战”
老陈和老王是轮上夜班的城管人员，他们坦言特别辛苦，“要从傍晚7时值班到凌晨2时，跳舞的还好，以前被附近居民投诉过，所以一般晚上9时30分就收摊了，但是溜冰的就不行了，爱多晚就多晚，最晚的也要到凌晨2时。”
一名溜冰的年轻人悄悄滑向了靠江的区域，老王赶紧过去阻止。“过去溜冰的老冲进跳舞的地盘里，这倒是容易吵架和出事，所以我们规定溜冰的只能在广场南部区域活动，是不能走到北部区域的，他们一过去我们就抓。”
但是，至于这个规定具体是什么“依据”，老陈和老王却说不上来，只说是“上头商量后吩咐的”。“我们也在摸索吧……看什么样的行为容易给广场的治安或秩序造成问题，至于他们暗战不暗战，只要没有闹出事来，能相安无事，我们管他们干吗？！即使他们出事，我们也不参与调解，因为我们没有管理的权利，只是如果干扰治安或出现打斗场面，我们才会适当干预。”
显然，中大北门广场的暗战并不仅仅发生在“红”与“黑”之间，附近溜冰班、武术班和这些“舞蹈军”之间也曾发生过暗战，目前各方暂时处于一个“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但是将来如果有更多的“商家”看中此地盘，要挤进来“分一杯羹”，重燃“战火”是绝对有可能的。
记者走马目前广州城内较大的几个群众文化广场，包括英雄广场、人民广场等，发现因牟利而产生的“暗战”硝烟简直处处可燃，“广场暗战”蔓延全城。
在处于闹市区的英雄广场，每逢周一到周日的夜晚，广场上便自动被划分为五到六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六到七名的滑旱冰“高手”带领着近30多个小朋友在练习滑旱冰。据了解，这些区域都属于不同的滑冰俱乐部。俱乐部以出售滑冰装备和教练滑冰为主，如果市民没有在其滑冰俱乐部购买相应的装备，那就不能在其“划定”的领域内进行旱冰练习和活动。
和“跳舞团”相比而言，加入这些俱乐部滑冰的门槛要高得多——一般每个区域开出的“装备费”都在300~1000元之间。在广场上“培训”学习的时间各不相同，部分俱乐部更答应最长学期可达一年。
如果不愿意购买装备又想在广场上滑旱冰，就必须向划地者交纳一定的费用。在这里争得“地盘”后，不少滑冰俱乐部都不断壮大，在人民广场、名盛广场和很多较大型社区都相继开设了分点。
广场被称为一个城市的“客厅”，曾有文化专家提出，“文化”应是城市广场的灵魂。然而审视目前活跃在我们城市里的“广场文化”，却多少有点不尽如人意，甚至有沦为个别人“牟利工具”的风险。
态度——
对牟利有人宽容有人厌恶
在采访中，乐于参加这些培训班或跳舞团的市民基本上都对其牟利心态采取了宽容态度，认为这小小的代价能换来娱乐，非常值；但是大部分并不乐于参加这些“培训班”的市民则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态度。
家住滨江路上的王先生就对中大北门广场的跳舞团感到相当厌恶，“这是公共场地，现在全被瓜分完了，我不入会的话在广场上几乎没有立锥之地。他们自娱自乐搞群众文化没问题，但是用来牟利就非常不妥了，谁给他们在这里收钱的权利呢？他们在这里摆个摊开班，和走鬼并没有本质区别啊。”
王先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市民的意见，大洋网曾经组织过相关调查，发现大多数网民都持这种意见——在广场上爱玩什么都行，但是想通过“暗战”营利，不妥！
广州8年增加116个广场
一部广场演义史正在书写
在西方国家，广场文化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现象，在欧美国家非常流行，维也纳、罗马、威尼斯等城市都以其丰富多彩的广场文化而闻名于世。但对于中国的城市来说，“广场文化”是一个绝对新鲜的词汇。
在广州，“广场文化”在近几年取得了突飞猛进。自1998年实施“金穗工程”以来，全市各类群众文化广场从60个发展到176个，场地总面积猛增了7.8倍。
近年来中国的多个大城市，以大型广场为依托而形成的广场文化成了一种新型的群众文化方式，这种集艺术性、娱乐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文化活动，被认为是一种极有发展前景并值得关注的文化形式。
然而，中国城市的广场文化可以说正处于萌芽状态，是一部正在书写之中的演义史。只要细心观察，不难发现，中国城市和西方城市的广场文化有着不一样的发展道路。
从目前在广场上活跃的文化活动看，除了节庆期间为配合重大活动、庆典，由政府或文化部门、街道组织开展的各类广场文化活动，或者是一些企业、商家把广场作为一种新兴的广告媒体资源，举行营销活动外，绝大多数就是上文所提到的自发组织文化、健身或休闲活动。
中山大学公共管理专家郭巍青：
警惕无序牟利苗头
提倡广场社区相融
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和管理问题作为一个新课题，不但考验城市管理者的能力，更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和水平。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的公共管理专家郭巍青对“广场暗战”的话题感到饶有探讨的趣味。“这几年我们的城市发展速度太快，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有一个充分的时间空间给予社区进行自然聚集，自然形成一个稳定的‘公共秩序’。”
郭巍青认为，目前我们的城市广场上无序的状态会滋生很多问题，如为了牟利的暗战，“如果长期缺乏一个维持平衡的秩序力量，缺乏一种公益力量的制约，这不是一种好的苗头，将来也许会衍生成为城市管理的一个难题，或会积重难返。”
“然而，我们如果说要管理，也要小心翼翼地说。如果单纯依靠政府力量去干预，不见得会有让人满意的结果。”
一个城市需要留出相当的空间来给市民自娱自乐，这种街头文化才是一个城市最具活力的“景观”所在。因此郭巍青特别担心过多的管理干预会给这种自发形成的广场文化以负面影响。
政府管理并非理想方法
从城市管理的角度而言，郭巍青认为应从人民的实际生活条件中建立城市秩序。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的多样性与宽容是一种广泛而先进的城市管理文化。
“这几年中国的城市发展非常快，规划发展所产生的问题也相当多，急速扩张的城市在方方面面都必然面临发展和管理之间的矛盾。空间少，人又多，发展快，很难给予城市足够的空间去形成一种自我管理的稳定秩序，也缺乏一种维持秩序的力量。”
郭巍青并不认为交予政府部门管理是一个理想方法，政府部门管理需要成本，没有利益就难有管理的动机。但是政府管理，如提出要求这些文化团体交税或注册办班等，就可能扼杀群众文化本身形成的积极性。从长远来看，他认为对于广场文化的管理，还是交由社区自我管理更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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