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2007 NGO：尚德之余以平凡心行善

　　公益的本质就有均衡和谐之意，在推动整个公益事业发展的链条之中，企业公民和个体公民成为慈善的源流，在公益机构这个平台的沟通传递之下，使财富流向社会弱势群体，促成社会平衡发展，因此企业和NGO这两个被称为第二部门和第三部门的社会成员，被赋予了更多期望。

　　2007年，社会责任和NGO能力建设已经迈进了一个新的门槛，我们有理由梳理一下现状，为未来的发展积蓄更多的力量。经历了昨天的盲目和懵懂，社会发展理应让所有成员都学会如何理智和从容地面对明天。

　　企业公民：责任与谋利　由双行线走向自觉契合

　　人们在谈市场经济的时候都会提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本有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巨著，被崇拜斯密的企业家奉为圭臬，甚至斯密的墓碑上也被题写为“《国富论》的作者”。其实，他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作为他在伦理学方面的代表作，其地位并不在《国富论》之下，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始终关注应该如何使人们致富，但致富不能解决社会所有的问题。据说亚当·斯密在撰写《国富论》的时候，内心非常困惑，于是他在教导人们迅速致富的时候，又动手写《道德情操论》，想用道德的力量矫正富人的良心。

　　但在其后的几百年间，致富的世界并没有消灭贫穷，甚至带来的是环境的污染、官员的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道德情操论》中讲的一个观点是社会的财富如果不被全社会所共享，那么这个社会就不稳定，企业在盲目追求市场利润的时候，应当从中有所感悟。

　　可喜的是有关社会责任的概念已经广为传播，然而眼下的社会责任更像是一场由海面上席卷过来的飓风，而不是由中国企业自体生发的一种自觉意识。入世、贸易壁垒、反倾销似乎成为一种吹醒国内企业的强迫力量，令其在惊慌失措中扯起学习社会责任的大旗，成为CSR的拥趸。各类“谁是最有社会责任的评比活动”更是推波助澜，令中国的国企和民企眼中不胜缭乱。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跨国公司在遵行全球社会责任契约、推出CSR报告包括公益捐赠等方面势头都猛过国内企业，国企和民企总是慌慌张张追随在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行动的背后，有些专家担忧，中国企业在没有理智看清国情、民情以及企业自身实情的时候跟风出手，只会被“社会责任”扰乱正常发展的步伐。

　　学者张淼在他的研究中提出，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其实穿着一件看不见的“隐身衣”，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吸引大量外资入华，表面上造成中国贸易顺差激增，但实质上中国只是承担了极为低级的加工工作，从中获得的利润十分微小，而跨国公司在贴上“MADE IN CHINA”的标识出口盈利之外，中国内部的消费也在盈利，双重盈利远远超过外资属国贸易逆差的损失。

　　由此可以看到，跨国公司倡导甚至领跑社会责任，不能不考虑谋利的需要。当社会责任成为一种市场需要，慈善捐赠也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公益营销，跨国公司在华形象的改变，的确从推崇CSR中获益不少。

　　而民族企业的发展正在盲目跟风。前不久在无锡召开的慈善论坛上，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葛道顺表示，民营企业的捐赠倍受指责，但其实中国的民营企业才是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脊梁，但是中国的公益事业发展目前存在的困境也与民企相关，困境的原因之一是社会环境不成熟，另一个原因就是民营企业的公益战略过于盲目。

　　2007年，企业尤其是民企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也许更需要在考虑市场的同时，根据自己的实力制定公益战略，将责任与谋利置于平衡木之上，使其并行不悖之余，追求一种责任与道德的自觉契合。

　　NGO：尚德之余 以平凡心行善

　　谈起NGO，这个被称为第三部门中最重要成员的组织类别，陌生感似乎依然笼罩着普通的公众。这好像不太应该，因为“希望工程”、“春蕾计划”、“母亲水窖”等等那么多造福百姓的公益项目已经被无数普通人传颂，而这些项目的实施机构，正是NGO。

　　而一些成熟的机构正因为项目的深入人心逐渐由陌生变成声名赫赫，慈善、公益这些光芒因为慈济、普渡营造的善的力量更加熠熠生辉，NGO公信力由此产生。这些具有公信力的机构，其运作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包括筹募善款、设计项目、组织分配这些进钱出钱的行动，都被社会赋予更高的道德水准，NGO这个组织群也因此被抬举到被高层道德笼罩的案台上，无论从政府下海于此的精英领袖还是民间拥戴的草莽英雄，NGO都成为一种立地成佛的存在，它慈善的立场在弱势群体中被感恩戴德，在青年人和知识界中也颇有影响。

　　即使中国NGO的发展不外是西风东渐的移植产品，即使它的发展还有太多障碍，但自古向善的国人不乏兼爱之心，他们的热情弥补了NGO制度发展和社会环境上的不足。年轻的中国NGO在众人爱心的裹挟中踉跄前行。

　　直到“‘希望工程’善款被质疑”这个标志性事件发生，公众蒙翳的双眼才回过神来，原来被寄予神圣道德光环的NGO，也会存在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的缺憾和弊病。公众意识到，NGO也不过是社会发展中的成员之一，它不过是社会发展链条上再普通不过的一个环节，只是寄托着人们不曾泯灭的善的理想罢了。

　　人们开始审视这个看似高尚却又普通的“怪物”：它首先需要一大批工作人员来运作机构，这些人需要工资，需要社会保障，需要他人的帮助；它需要与社会其他部门发生经济往来，一样可能产生腐败堕落、贪污违法行为；它在运行过程中一样会有利益纷争，一样会择取不同手段赢取自身发展，一样会伤及其他群体利益……只不过这是幕后行为，此前，人们只是看到幕前善的红光。

　　NGO公信力的实质正在发生变化，人们开始围绕NGO的透明度开始产生质疑、愤怒、斥责的心理，冷静下来之后，人们发现这些善的托体只要按照严格的监督行事，照样还是可以担当行善的重任。只不过，NGO要像透明的玻璃瓶一样开放自己。

　　给予NGO力量的普通公众已经学会了以健康的心态观察和监督NGO，就像培植一棵挂有自己荣誉牌的小树苗一样期望它能健康成长。

　　社会制度也开始关照到这个组织群的利益，2006年山西等地方省份已经开始把NGO工作人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捐赠税收减免资格也正在逐步扩大范围，《物权法》立法草案已经有专家建议将公益资产列入，民政部门积极推行年检制度助推NGO透明化，制度不足和社会环境不足都在逐步补齐缺口。

　　一些NGO却仍然裹足不前，似乎跟不上外部环境的更新步伐。有些机构无视志愿者的辛劳，以占有劳动力式的得意打击志愿意识的生长；对捐赠者有“嫌贫爱富”式的两面心态，阻碍平民慈善的发展；无视善款善用的原则，挪用善款用途或者从中牟一己之利，影响整个慈善机构群体的声誉；自恃公益机构具有特殊使命，以道德的压力损害其他机构或群体利益。

　　然而NGO的公益性质不会改变，道德原则是融合在NGO内部的生长元素，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需要，也是承载社会道德的需要。

　　2007年，期望NGO能褪掉仅仅把道德作为“外衣”的想法，作为社会朴素一员，以平实之心，做平凡之事，赢得不凡爱心。

(责任编辑：曾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