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会客厅》：我走过了两万五千里(图)

　　央视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节目文稿：我走过了两万五千里

　　杨 春：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会客厅》。去年5月1号，崔永元带着他的队伍开始了我的长征这样一个活动，今年的1月5号，他们终于走到了甘肃的会宁，走完了整个全程。

　　一月的会宁，一直在飘着雪花，虽然天气寒冷，但是这并没有阻挡“我的长征”队伍继续前进的步伐。

　　崔永元肩扛大旗，走在最前面，整个长征队伍都憋足了劲向最后的终点冲刺，最后一天的行程大概有30公里，看得出来队员显得比较吃力，但仍然掩饰不住最后的兴奋。

　　长征队员：到了，终于到了。

　　今天在队伍行走了250多天之后，“我的长征”队伍终于完成了所有的行程。

　　在会宁，“我的长征”队伍举行了简单的庆祝仪式，并在会宁捐赠了4万元的善款。

　　自2006年5月1日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我的长征”这支队伍在一路上共筹得慈善捐款1500万元，帮助了230所学校，慰问了360多位老红军。

　　而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各个行业、领域的队员，也不同程度的经受了伤痛、疾病的困扰，一路过来的蛇虫野兽、夏日酷暑、寒冬冷夜都给队伍的行进制造了不少麻烦。但是，他们最终提前四个月完成了这次两万五千里的行走，用自己的双脚重新触摸了前辈的足迹。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在经历了一年的行走后，在终点之际，又有那些话要说呢？

　　杨 春：今天的新闻会客厅我们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天气，摄像机的镜头可能表现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我们的衣服上，很细小的雪花还在飘落着，这个天气在你们走过的所有的路程中是最冷的吗？

　　张继业：这肯定不是，我们在四川的若尔盖地区往甘肃走，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是刚下完雪，天气非常冷，而且那个地方当时它的海拔特别高，三千多米的海拔，基本上海拔上升一千米，大概气温要下降六度，我觉得比这儿要低12度左右。

　　杨 春：即使那样的天气，照样行军不误。

　　张继业：对，肯定不会误。

　　杨 春：今天的新闻会客厅要完成一期特别的节目，因为这是这些“我的长征”的队员们在长征路上最后一期新闻专题节目。崔永元昨天晚上说了，他特别想来，哭着喊着要来，但是我们没让他来，为什么？就是想让这些队员们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有一个畅所欲言的机会。这恐怕是大家在长征路上聚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场合，有什么话想说？

　　邵夏珍：我想出发前我记得问过小崔，我说你觉得我们21个人能有多少人走到底，他当时告诉我是七个人左右，但是我比他乐观一点，我估计12个人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看看，走到底的时候在场我们已经有26个队员，加上五个候补的，还有扩红的。

　　杨 春：越走越多了。

　　邵夏珍：所以真的退出的只是两个，所以我觉得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我们真是每个人都是为了这个目标要达到会宁，完成我的长征，都忍受着痛苦，忍受着各种伤痛。

　　李长晏：我在长征路上我觉得给自己的压力或者给自己的选择，到现在我觉得都已经收获到了，但是回到现实社会当中有些虚假的东西，有些很残酷的现实，我现在又茫然，有点不知所措了，我不知道我的路应该怎么走。也许大家会认为我以前的路白走了，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沉淀发酵以后的东西在未来才能显现出来。

　　杨 春：没错，这也是我关心的，就像每天走路一样，大家有一个很清楚的标杆，每天要干什么，我每天要走多少里路，但是回去以后，这确实是一个很清醒的问题，应该怎么办，你回去以后准备做时间？

　　李长晏：我现在真的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我没有目标，而是我需要，需要在人生的长征路上找到一个舞台，找到一个平台，来实现长征路上所收获的一切，也想证明长征是对我或者对我们这一代人，年轻人都是有影响的，都会在未来生活中，回到现实生活中能体现出他应有的价值。

　　杨 春：有没有人想过，自己回去以后经历了这么多长时间，还能不能适应这个飞速变化的发展的社会，这个世界？我听听董峰的话。

　　董 峰：在长征路上给我们讲的人生绝不轻言放弃，可能这就是一种财富，把这种东西转化为我们做事的一种态度，这就变成了生产力，对今天可能会有指导意义。

　　杨 春：但是我还是要强调，这个现实的社会，首先你们脱离了很长时间，谈后它还是一个很残酷，竞争很强的一个东西，并不因为你们参加了这个活动，你们回到这个社会以后，就会对你们另眼相看，你们如何去适应这个社会？

　　童知微：有句话说答案在哪里？在路上。其实现在答案已经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埋藏在我们的心里，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反射在我们的目光中，它会一直在我们生活中起到很多作用，只是现在我们不知道，答案就在我们身上飘扬。

　　杨 春：咱们听听查阿姨的吧，我一直关心她，特别是她的身体，今天早晨碰到她，好像还在发烧。

　　查卫星：我是不太争气。

　　杨 春：我一共来了三次，眼瞅着您的脸一天比一天瘦下去，一天比一天小下去。您看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们在长征路上他们能收获经验，收获精神，收获很多别的东西，可是对于你这个年龄来说，这些东西你都不缺了，那你得到什么了？

　　查卫星：你说的也不对，实际人在不断地成长，包括我，虽然51岁了，我觉得这八个多月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飞跃的成长，这一路上哭的次数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感动的事情太多了。另外可能也是因为身体的状况，比以前脆弱了，特别容易被感动，实际我之前不是一个很喜欢流泪的人，但长征路上，我老跟队友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流泪，最后又犯规了，又流了，后来我又保证说，他们说冲线的时候不准再哭了，我说好，我不哭了，但是心里的感触特别多，我就是觉得这一路走来，红军当时无名的这些烈士都永远地牺牲在他乡了，甚至于他们可能当时还不知道这个目标在哪儿，我们还知道到会宁就结束了，而且我们还要回到自己的生活中间去，但他们不知道这一点，这对我触动很大，从井冈山开始我就有这种感觉，我说我沉淀了很多。

　　杨 春：我想今天也是小崔没在，我觉得这个机会也挺好，小崔不在可能有些话更能够畅所欲言，所以还是想听听他的事情，他的真实的一面，不仅是他作为我的同事，也是很多观众特别关心他，比如说小崔每天走路，他说他每天走，到底走多少？谁能告诉我一个真实的距离。

　　童知微：崔老师每天走多少这是个秘密，不能告诉你。

　　杨 春：是要保护他吗？

　　童知微：但是崔老师他在走长征路上想干什么，可能是我们很多队员心中想提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也想面对面地问他。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想至少做到了几件事儿，第一他把一个梦想，把一个说法变成了一个真实的行动，而且实实在在把这个事儿做下来了。第二个我觉得我们都在讲长征精神，传承、弘扬长征精神，一种方法是大家坐在书斋里面，或者坐在教室里面通过书本来了解，我不贬低任何一种方法，我觉得用腿走在这条路上，可能感受东西更真切，当你的汗水流到了一吨的时候，你自然会结晶出来有多少感觉，这是体验不是有的时候阅读能代替得了的，不是想象能代替得了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挺了不起的。

　　杨 春：但是恰恰这两点也是人们对崔永元质疑最多的两点，第一这是他的一个个人行为，可是他把大家都忽悠到一起了。第二，他影响着充其量也就是你们这些人，到底能影响多少人，这还是个未知数，很多人都会提这样的问题。

　　童知微：我觉得首先应该表达非常清楚，这不是一个个人行为，我觉得在拯救，在重新挖掘在现代时代里面的含义，我觉得他做了一个了不起的工作，不是他个人行为。第二个，这么多的队友在认同他，有些时候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太急功近利了，我们太渴望看到立竿见影的东西了，我觉得这一次的行动，不仅在我们26个人身上，在更多关注“我的长征”、热爱“我的长征”这个观众里面，也会去蔓延的，而且随着这种时间的流淌，我觉得大家会解读得越来越多，我是这样看的。

　　杨 春：还有一个大家关心小崔的一个事儿，比如说他失眠的症状，这个抑郁的症状到底好了没有，他老说自己好了。蒋大夫说，最有发言权。

　　蒋 彬：我觉得很多人都说他抑郁症，80％以上没有了。一个，他走在长征路上，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观念有很大的改变，他整个从心里到他身体的素质有很大的改变，他的膝关节也好了，他的颈椎病，颈椎的问题、腰椎的问题都有很大的改善。

　　杨 春：那只能说是你妙手回春，不能说是走路走好了。

　　蒋 彬：没有，他这个也是通过运动，生命在于运动，运动是最主要的。

　　杨 春：对，刚才蒋大夫说的我觉得特别对，但是有一点我倒是为小崔担心在哪儿？就是他回到北京去以后怎么办？没有了这些人，没有了每天这些走路，又要陷入到那些繁琐的事务中，这恐怕对他是一个既新又老的课题。

　　蒋 彬：我觉得一个人实现了一个目标，他在行走一定有另一个目标的路，小崔也是一样。

　　杨 春：这句话说得好，但是我更希望你们回到北京接着去走，他可能就永远生活在你们中间，可能那时候就没问题了。

　　蒋 彬：但是每个人每天都会有新的朋友，新的目标。

　　杨 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央台很多同事，我的朋友要过来，要接着走，你们走完他们接着走，就是要治病，抑郁症，真的，不是瞎说，很多人干电视这行的都睡不好。我想听听大家对于小崔这八个月时间，跟他身上你们发生的什么事情，他的一句话，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

　　查雪琴：当我攀越第一座雪山的时候，我就非常害怕，因为我高原反应比较厉害，崔老师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他赶紧把自己治疗颈椎病的一种项链，从自己的脖子上拿下来，给我戴上，结果爬夹金山的时候，我是通过队友的帮忙，加上吃药，还有蒋医生的帮助翻过去了。

　　杨 春：感觉项链没有什么大用处。

　　查雪琴：他的项链给我以后他就没翻过去，刚开始到五道拐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先吃药，吃药不行他又吸氧，吸氧还不行，最后他只好退下去了，但是我爬上去了，挺关心我们这些队友。

　　杨 春：这种好人好事的事儿，您说的也对，但是我更关心小崔每天走多少路到底，没人真给我透露这些事儿。

　　洪 云：我觉得小崔的抑郁症原来就是电影看多了，他还搞了《电影传奇》，所以在长征路上看电影的机会少了，我觉得自然而然就好了，有时候他实在忘不了电影。我记得我们快到彝海那个地区的时候，他都问我一个问题，因为我老跟他谈电影的事儿，他就说你肯定不是影迷，他说你知道达吉的两个父亲在电影里叫什么名字，那两个演员叫什么名字吗，好家伙，一听，还在电影梦里头呢。

　　杨 春：还想着这些事儿呢。

　　洪 云：我想说一下小崔，因为小崔刚刚开始给我的感觉非常坚强，但是现在也觉得他非常坚强，但是中间我看到他，就是当我们的节目受到外界的干扰比较多的时候，他情绪也有波动，但是他表现给我们的，那时候我们没察觉到，后来我察觉到了。

　　杨 春：谁看见过小崔哭？

　　洪 云：我们看的太多了。

　　杨 春：哭这么多，那不是小崔了，为什么哭呢？

　　韦 燊：很容易感动，很容易动感情，像他在桂林的时候，看到121师训练表演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些战士非常苦，他就在那里擦眼泪，董峰看得最清楚，包括那天我们元旦之前的时候，我们都跟夏老师拥抱了一下，他跟夏老师拥抱的时候也哭了，我们都看到了。

　　在长征路上，除了“我的长征”队伍26人之外，还有一些民间自发的很多组织。而一直紧紧跟随小崔他们的一支志愿者队伍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他们穿的普通胶鞋，甚至还有人光着脚板，但是他们一直追随着队伍。这其中，一个叫胖洪的志愿者在经历了100多天的编外生活之后，被正式加为“我的长征”替补队员。而新西兰籍的华裔少年周泽楷也在长征路上举行了成人礼，最后他也成为“我的长征”的荣誉队员。

　　另外的7名志愿者，他们分别是李有年69岁，年龄最大的志愿者。河北小伙张强，甘肃青年薛克耀，参加了飞夺泸定桥尖刀班的黄伟。 “我的长征”队伍中队员夏桂林的战友，王军。重走长征路上最小的志愿者何军，16岁。还有他的爸爸何新礼。被人们誉为赤脚大仙的李日春，赤脚丈量长征路程2000多公里。

　　这些志愿者虽然没有成为正式的队员，但是他们跟随队伍，也走完了全部的路程，他们的执着也同样让人敬佩。

(责任编辑：梅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