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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赤脚医生”

  正在接诊的黄维孝大夫。陈雪莲大夫说:“儿童计划免疫的资料全着哩!”翟同学大夫在为患者取药。

  文/图记者姚村社

  特别提示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他们就在我市农村医疗战线耕耘。

改革开放以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未选择放弃,而是坚守着自己的那块“阵地”。尽管他们没有因此而生活富足,更没有成为暴发户,有的人甚至还在贫困线上徘徊,但他们对自己的这份事业仍十分钟情,痴爱不悔。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不久的将来,他们只能淡出我市的医疗市场。

  赤脚医生,一个曾经多么响亮的称呼!在许多人儿时的记忆里,那些20多岁的年轻人,身背药箱,高挽裤腿,经常活跃在田间地头,笑得永远是那样灿烂,几乎每年春节的年画里,都有他们的形象。多少年后的今天,记者萌发了采写他们的念头。

  西安南郊是当年赤脚医生分布较为广泛的地方,雁塔区社区卫生服务指导中心和各街办的卫生院管理着这些赤脚医生。来到该中心采访时,记者发现,在这个只有3个人的中心,每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主任高鹏总算抽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但他首先纠正了记者的说法:“赤脚医生的称呼早就变成现在的乡村医生了,我们习惯上称乡医。我们这个区有15万农业人口,我们这个中心属区卫生局派出机构,不瞒你说,目前连正式编制都没有,但我们管理着辖区内157家村卫生室和198个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的乡医,社区公共卫生这一块的工作头绪确实多,许多时候都忙不过来。”

  提到乡医,高主任说:“1965年,毛主席曾经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赤脚医生应运而生,在那特殊的历史时期,赤脚医生为农村医疗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不久的将来,他们只能淡出我市的医疗市场。”该中心工作人员张勤补充说:“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去年下半年,我们对未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的28名乡医进行了最后一次补考,以后再不会下发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了。村卫生室的执业者,以后将是具有助理医师以上职称的医务工作者。”

  怀着颇为复杂的心情,记者马不停蹄,在南郊各个社区的村卫生室采访,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使记者的心灵一次次地受到震动。

  黄维孝 “接力棒”交给儿媳妇

  在长延堡街办东姜村卫生所,记者见到了75岁但红光满面的黄维孝。黄维孝是记者此次采访中遇到的年龄最大的乡医,算是在农村干了一辈子医生。说起自己的经历,黄维孝如数家珍。

  1948年,年仅15岁的他就到位于西大街的清华医院当杂工,走上了从医之路。全国解放后的1952年,又到清华医院当了一名“练习生”,扎扎实实地学了3年。学成后,经人介绍到李家村联合诊所工作,当调剂师兼外科大夫。上世纪60年代初,黄维孝回到东姜村,被安排在大队(文革时期对行政村的称谓)医疗站工作,成为一名正式的赤脚医生。1965年,因与大队干部产生矛盾,离开医疗站,回家务农。即使在此期间,黄维孝仍然没有忘记老本行,下了工的时候,只要村里群众叫他看病,他总是有求必应,义务为群众服务。1978年春,黄维孝又回到大队医疗站工作,尽管大队只给他每天记3.5分工(壮劳力10分),但他毫无怨言,因为他太爱医生这个职业了。这一回,一家伙干到1984年当地农村正式实行“包产到户”。根据有关政策,这一年黄维孝将村里的医疗站“承包”了,地点变到了自己家里。此后的这20多年间,自家的房子几经变化,最后搬到了村口附近,大门上的牌子也变成了现在的东姜村卫生所(室)。

  同样是给村民诊病治病,黄维孝十分珍惜村卫生所这块牌子,在各个方面完全按照街办卫生院和雁塔区社区卫生服务指导中心的要求办事。不说别的,单就进药渠道而言,便宜的伪劣药品一概不进,哪怕是送上门来也是如此。医疗垃圾也从不乱丢,而是定期送到街办卫生院处理。去年四五月份,上面要求村卫生所的硬件建设要逐步规范化,开展静脉输液业务的,建筑面积不少于60平方米,以达到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与药房“四分开”。黄维孝的家是新盖的,有2间半门面房,其中一大间做卫生所,其余一间半是租出去的,一年能有5000元以上的收入。为了达到上级的要求,黄维孝毫不犹豫,将出租的门面房收了回来,使卫生所的建筑面积达到65平方米,基本实现了“四分开”。

  不管怎么说,这几年黄维孝的年龄总是有点大了。黄老的儿媳魏长英是陕西中医学院的自考生,1996年毕业,已经获得助理医师证书,而且在卫生所也工作多年,上面考虑到村卫生所的长远发展,有意让其接替工作,并在去年1月份换发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时,将负责人变更为魏长英。大概是多年的乡医情未了,听说黄维孝老人为此心里至今还有点不是滋味。有意思的是,毕业于医科大卫生职业学校的孙女黄妮去年也“加盟”卫生所,负责群众妇幼卫生保健方面的工作,成了祖孙三代一台戏。

  接受记者采访时,黄老和魏长英都很直率:“村里的黑诊所太多了,弄得咱很不好干。再就是,咱毕竟负责村里计划免疫接种等公共卫生服务这一块的工作,许多项目都是义务的,村里应该在某些方面给予支持才行。”

  陈雪莲 为了3万多人的卫生保健

  要说公共卫生服务方面的工作量之繁重,那非丈八沟街办甘家寨村卫生所的陈雪莲莫属。该村常住人口3261人,流动人口则在3万人以上,7岁以下的儿童少说也有800多人。这800多名儿童的计划免疫和3万多人卫生保健方面的工作就由陈雪莲1人担当,其任务之重可想而知。每年光给4岁以下“流动儿童”建立计划免疫卡片就达到100多个,每月光儿童预防接种方面的工作达到七八十人(次)。好在陈雪莲早年参加过多种培训,此方面工作的基础很扎实,算是驾轻就熟。

  今年58岁的陈雪莲14岁就进入大队医疗站工作,从1965年起,连续5年参加公社(文革时期对乡镇一级的称谓)举办的农村赤脚医生(卫生员)培训,每年3个月。而后又到西安市结核病医院培训、实习了1年,1977年还到三桥医院学习“中西医结合”1年。这些培训使原本就很聪颖的陈雪莲很快成为农村卫生工作的行家里手,中医、西医,儿科、妇科、外科,取药、输液、打针,样样都能拿得下来。不仅如此,陈雪莲还响应上面的号召,经常身背药箱,活跃在田间地头,为劳动中的农民巡诊治病,成为一名英姿飒爽的女赤脚医生。1983年,她勇敢地承包了村里的医疗站。

  甘家寨村原本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行政村,又地处电子城与丈八沟的接合部,这几年流动人口急速增长,最多时达到4万人左右。这给村里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但管理任务同时增大。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概莫能外,特别是儿童计划免疫接种和妇幼保健管理。陈雪莲告诉记者,就一名儿童来说,基础免疫就有7种疫苗,分别预防儿麻、乙肝、白百破、流脑、乙脑等疾病,分不同阶段实施,有的还需要定期进行“加强”。除此之外,村卫生所还有卫生法规宣传、群众性健康教育、残疾人的康复指导、常见伤病的初级诊治以及疫情信息上报等任务。前些年。陈雪莲曾在当地发现了两例少见的结核病,有关方面奖励她80元钱。陈雪莲还承担了一名精神病患者的随访工作,上面每月补助她5元钱。

  2005年12月,国家开展儿童脊髓灰质炎(儿麻)的强化免疫工作,适龄儿童必须口服糖丸,有人将其称为“扫荡”糖丸,村里涉及800多名儿童。为了不漏服一人,陈雪莲和其前些年进入卫生所工作的儿媳全身心投入,并动员丈夫和儿子一同参与,除广泛宣传外,在村小学等儿童集中的地方守株待兔般地发放糖丸,整整干了5天,总算完成了任务。去年接着搞查漏补,又有100多名儿童服了糖丸。采访中,陈雪莲从资料柜里抱出一摞装订整齐的表册说:“这些年儿童计划免疫的卡全都有,一人一卡,每年一装订,这一摞是常住人口的,那一摞是流动人口的。”

  陈雪莲工作的村卫生所沿用村集体的房子,只有一间,看起来十分狭窄。如今,村里面临整体搬迁,听说村里在新村规划时给村卫生所计划了150平方米的面积,但能否落实还是个未知数。陈雪莲自己的日子过得也不宽裕,因为开会等事项,她每月得到街办卫生院去四五趟,坐608路公交车不太方便,要走好远路,但能省一点钱,如果要带医疗垃圾去,那就只好坐出租车了。“这些钱虽然该花,咱也心疼呀!”纯朴的陈雪莲这样对记者说。

  翟同学 在轮椅上接诊治病

  今年49岁的翟同学在当年这一批赤脚医生中算是资历浅的。他是南郊闸口村人,1957年出生,1岁时不幸得上了脊髓灰质炎,本应无忧无虑的童年只好在辛酸中度过。命运造就了翟同学顽强、倔强的性格,翟同学不仅坚持读完了高中,而且向不幸的命运发起挑战:立志从医!

  1976年,经村上推荐翟同学在当时的公社医院学习了3年,结业后顺利地进入大队(丈八东村)医疗站工作,搭上了赤脚医生的“末班车”。也许是苦惯了,翟同学对来之不易的工作十分珍惜。医疗站交给他的第一项任务规范药剂管理和儿童计划免疫工作,翟同学很认真,走村串户搞调查,并虚心向周围大队医疗站的老医生请教。3年后,翟同学对村上400多名儿童的计划免疫全部实行了“两卡四表六册”管理,一目了然;对药物的分类、使用、管理,翟同学也进行了科学规范。1982年,翟同学因此受到区卫生局和防疫站的表彰奖励。1988年以后,翟同学又先后进入区卫生局举办的药剂培训班和基础医学培训班学习,理论功底和实际操作得到进一步加强。1999年,翟同学获得省里有关部门颁发的中专水平证书。

  在农村行医,对翟同学来说,最大的障碍莫过于身体上的缺陷了。摇着轮椅、拄着拐杖出诊,又多是土路,有的还很远,困难显而易见。对工作的痴爱使翟同学产生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有一点他做到了——不管刮风下雨,总是按时出诊。良好的口碑也给翟同学带来了动力,看到翟同学行动不便,许多村民干脆赶到卫生所将翟同学接过去看病。出身农民的翟同学更了解农民的艰难。他用药不追求新药、贵药和大剂量,只求安全、有效、经济、方便,方圆很多人都慕名而来。

  翟同学属于肯钻研的一类。他长期订阅《家庭医生报》和《中国临床医生》杂志,开阔自己的视野,借鉴国内外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丰富自己的知识和诊治手段。从医的26年间,经他处理的几百例急腹症患者无一例误诊,均及时转院;经他缝合的几百例患者的创口无一例感染,出现其他并发症。2003年,翟同学被评为全国模范乡村医生。这一年,翟同学还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中国农村医学学会成员之一,这在我市赤脚医生出身的医务工作者中实属少见。

  翟同学的苦恼也不少。他工作的丈八东村卫生所,服务范围有东村、南村和闸口村3个自然村,常住人口1300多人。尽管翟同学的名气不小,但他的卫生所房子一直是租的,只有20多平方米,每年的房租得3000多元。丈八东村目前也面临整体搬迁,新区是否规划卫生所,翟同学直摇头。问起这些年的收入,这位年近半百的残疾人也是直摆手:“别提这个了,咱目前还在贫困线上徘徊。咱确实是把为人诊病治病当做自己的爱好和追求,如果靠这个养家,连门都没有。”

  赤脚医生

  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国,国家百业待兴,有限的医疗资源大都集中在了城市,广大农村普遍缺医少药,即便是上海的郊区,也不例外。农村医药匮乏的现状渐渐引起国家的重视。1965年1月,毛泽东和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问题的报告》后,很多医疗专家开始下农村进行巡回医疗。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28000多人到农村巡诊;随后,毛泽东接到卫生部的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他生气地把卫生部称为“城市老爷卫生部”,应当“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批医疗水平不是很高、但可以扎根农村、解决农村医疗问题的乡村医生。毛泽东在1965年6月26日的这番话成为此后几十年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的依据,后来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六·二六”指示。此后,农村的赤脚医生应运而生。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让“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全国。“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是农村社员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到此“赤脚医生”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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