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是最值得珍惜的稀缺资源

　　中国观察之徐友渔专栏

　　姜振东对王东红倾诉，前提是对她的信任，对于一个在逃嫌犯，这是一份值得珍惜的、极其稀缺的资源……从示范作用的角度推而广之，这样的信任对我们整个社会也是一份值得珍惜的、极其稀缺的资源，我们有责任呵护它。

　　姜振东赌掉贷款后潜逃，在逃期间向央视《道德观察》记者王东红倾诉，在她的劝说下终于自首。我在对这一新闻表示欢欣鼓舞之余，认为王东红在接到姜振东的电话后马上报告上级和警方的做法可能欠妥(见2006年12月26日《南方都市报》A31版)。我的观点引起了争议，我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的立论根据不完全是纯粹的、抽象的道德观念，主要是基于所谓的“功利主义计算”，人类历史证明，这种“功利主义计算”有时与道德、法律的要求是一致的，不论是个人、团体还是政府，都应该在采取某种行为、政策之前深思熟虑，进行这样的计算。

　　从姜振东的具体情况看，他投案自首是迟早的事，但同时并非当机立断，而是犹豫、反复；如果他迟几天自首，其间显然不会有抢劫、杀人等现实的、可预见的危险；而如果他没有立即自首，按照王东红等人的安排、布置，他会被得知情况、埋伏在旁的警察抓捕。我认为，这样抓捕在逃嫌犯是不可取的。

　　首先是现实的考虑。姜振东在不断地倾诉和表示要自首之后，反悔潜逃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万一他犹豫、动摇下去，他的结局不是自首而是被逮捕归案，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这显然是一个对他本人、对王东红、对社会，甚至对警方都并非理想的结果。在两种可能性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不急于报告警方并非不负责任，而是明智。

　　退一万步说，如果姜振东没有自首，我们就失去了一个使在逃嫌疑犯尽快归案和被绳之以法的机会，这当然是一个损失，但我认为，这个风险和下面的利弊得失考虑相比，还是值得冒的。

　　如果姜振东在动摇犹豫时被抓捕，那么他之后的100个、1000个在逃嫌疑犯将以姜振东为前车之鉴，如我在评论中所说:“从长远来说，这将使得更多的在逃嫌疑人决心在逃亡的路上走到底。他们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他们软弱、悔罪、想回归社会的良善心理将受到致命的打击，他们——很可能远远不止是他们——会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人都是不可信任的，忏悔、倾诉、谋求自新之路是愚蠢的，只会落得自投罗网。”

　　在这里，功利主义计算与道德是一致的:如果包括在逃嫌犯在内的整个社会都感到向善或悔过自新将导致有利结果，如果所有的人都坚信，在任何情况下你选择进行倾诉的人都可以绝对信任，都一心一意为你考虑，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将减少犯罪，更安全、更和谐。在这里，道德和功利主义计算有一个交叉点:一个案例不仅是它本身，更重要的是它有示范作用，如果其示范作用产生的坏作用是这个案例中好处的100倍、1000倍，那么我们宁愿牺牲这一份好处。

　　姜振东对王东红倾诉，前提是对她的信任，对于一个在逃嫌犯，这是一份值得珍惜的、极其稀缺的资源。面对这份信任，使他立即归案的好处与使这种信任受到伤害的可能性相比，并不占压倒优势，或许还正相反。从示范作用的角度推而广之，这样的信任对我们整个社会也是一份值得珍惜的、极其稀缺的资源，我们有责任呵护它。

　　当我发表评论而与这个事件发生关联时，亲身体会到信任的珍稀难得，伤害它是多么容易。

　　新年前夕，在北京发行的某周报的记者采访我，出于信任，我接受了并不认识的记者的采访。但是，该报违背在我修改、订正之后见报的承诺，发表的报道非我意愿，明显歪曲，比如，说我指责央视女记者告密，“在《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把此举说成是‘背叛和出卖’。”实际上，我在《南方都市报》对这个事件的评价是:“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新闻，姜振东的自首对社会有好处，对他自己有好处，对警方也有好处。说远一点，对所有在逃的嫌犯有好处，因为继续逃下去没有希望、没有前途，在记者劝说下归案树立了一种良好的榜样，如果这种事情不断发生，我们的社会将更为美好。”“背叛和出卖”这种字眼出现在其他段落，怎么能移花接木？我绝不会发表某周报强加于我的错误言论，《南方都市报》也不会允许发表这种错误言论。

　　某周报的编辑和记者应当想一想，你们用这种手法追求刺激和新闻的轰动，从长远考虑有什么好处，难道你们不怕被采访者害怕你们而失去一些采访的机会，难道你们不认为人们对新闻界的信任是值得珍惜的资源？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回望2006系列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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