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巧梅：农联社的“巧主妇”

　　人物名片

　　黄巧梅，现任厦门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理事长、党委书记。

　　1956年出生，广东潮州人、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被授予“全国金融系统自学成才先进个人”、“福建省首届巾帼建功十佳标兵”、“福建省三八红旗手”、“福建省技术创新能手”、“第十一届福建省优秀企业家”、“2005福建经济年度杰出人物”、“2005中国农村金融年度人物”、“2006年福建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等称号。

　　在不少市民眼里，厦门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是一个有点神秘的地方。黄巧梅就是这里的理事长、党委书记。作为农联社的“巧主妇”，“掌勺”四年，她给农联社带来不少新鲜味道。

　　巧思提出“信用村”

　　2003年4月，黄巧梅独自一人来厦门上任，颇似壮士出征。其实，如果没有别人一次偶然的动员，坐上这把交椅的不会是她。

　　来厦门之前，她是省信用合作协会办公室的副主任。原本工作比较轻松，竞聘到厦门却要背水一战，所以看着别人争相报名、拼命复习，她却一直没有参与。不过，一次跟车回家的机会，当时的市人行副行长陈马宝主动做起了她的思想工作。原来，那时候的她就已是名声在外。

　　1997年，漳州市芗城区的一次政府工作会议上，黄巧梅大胆提出了建设“信用村”的想法。“当时农民贷款难的呼声已经很大。其他行都讲些客套话推托，我上台就说，问题不在农信社，农信社存款很多，存贷比低，贷不出去。如果农民有信用，当然可以贷款。”她设想由村里面帮忙，把关推荐一些有信用的农户。

　　不久，漳州市的蔡坑村就成了全国第一家“信用村”，农民拿着一本有信用评级的贷款证，就可以享受优先贷款、优惠利率的待遇。

　　像这样成立“信用村”、主动向农民发“贷款证”的做法，还是新鲜事。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起初不大相信。第二天，他自己跑到各村去问，这才信了。他写了一篇文章，后来全国各大报都登了出来。这件事也引起了人民银行总行的重视，还把“信用村”做法在全国推广。

　　职工都成“家庭成员”

　　“刚来厦门的时候，我感觉部分员工的观念还是计划经济式的。他们认为只要上班就应该拿一份工资，不管企业的经营如何。”2005年5月，筹组中的厦门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进行增资扩股，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们的职工都入了股，成了股东。收入上来了个大变革，不单有劳动报酬，企业经营好了，大家还可以有股金分红。这样一来，个人的利益和市联社经营就捆起来了。

　　另外，过去股权不明晰，虽然也有农民入股，但入股的金额很小，目的是得到社员的优先服务。现在产权都明晰了。有些人并不需要贷款的人也来入股，他们看中的是市联社的投资前景，关心的是自己投资的安全和收益。“虽然2003年我来的时候，这里已是负资产，但之前的股份我们都按原价进行了清退。现在这里由负转正，净资产好几亿了。”

　　现在，市农联社的大事都要拿到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理事会上讨论决定，就像一个大家庭。股东里外部股东占了大头，90多个社员代表里就有70几个来自于市联社外，“下一步我认为应该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现在股东有3000多人，企业的持股比例上限可以达到总股本的10%。”

　　农联社“餐桌丰富”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从减员增效到股权激励，从工资与绩效挂钩到竞争上岗，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市联社喝下了一剂剂国企改革中最管用的“汤药”。在巧妇的精心烹调下，农联社的“伙食”丰富多了。

　　2002年底，原来的“农信社”净资产是负4亿多，而2006年底，变身为“农联社”后，净资产变成了正3亿多。去年，市农联社考核利润超过1.5亿元，人均考核利润达23万元，位居全省第一。同时，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资本充足率大幅提高。市农联社的“万通”借记卡也在2005年5月公开向社会发行，这还是厦门地区发行的第一张银联标准卡。

　　其实，从股东们的态度上也能看出厦门农联社发生的巨大变化。“2003年刚来时，扩股很艰难，而2005年增资扩股，人们却争着购买。”

　　“过去农信社是几十年一贯制，社会一直在改革发展，信用社内部却不改。现在，改革的石头终于投进去，涟漪就起来了。”

　　上任之初，就曾有员工对黄巧梅说：“主任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的动作不要太快，太快大家受不了。”但她还是用结果说服了自己的员工。

　　在去年的“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上，厦门市农联社获得了“农村金融改革最佳范例奖”，这无疑又是一种肯定。

　　信贷员成农村“理财师”

　　在中国，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人的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组织了一次讨论，黄巧梅把职业道德列为农信社最重要的风险。

　　刚入行时，她在一家农行的工商信贷科当科员。跑过乡镇企业、供销社、小水电。“那时候人都比较单纯。看看企业报表来，套公式算一算，看它有没有偿还的能力就行了。哪像现在，光看几张报表根本说明不了问题。”

　　过去，代办员是信用社的一大特色，农民存取款在家门口就能办，用不着到柜台。在黄巧梅当年的竞聘演说中，她还曾想发展代办员，作为信用社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传递员，可最后还是在2004年底撤销了所有的代办站。“社会活跃了，个别代办员也跟着‘活跃’起来，想着法子骗农民的钱，收储开个假存单，不把钱入账。翔安新店的一个代办员作案20年才被发现。我们哪敢还这样粗放地经营。”

　　没有了代办员，市农联社设立了信贷员。银行贷款最担心的就是不知道贷款人的底细。市农联社的信贷员成了农民身边的“金融理财师”，他们宣传储蓄、了解情况。

　　不同于代办员的是，他们既不是出纳也不是会计，不手工记账，也不经手款项。农民办理业务都得找到市农联社的网点或者柜员机，虽说麻烦了一点，可出问题的机率却小了许多。

　　因为信贷员的意见是能不能发放贷款的第一道关口。所以，贷款发放责任制也跟着被建立了起来。

　　“要是贷款出了问题，那信贷员就要负调查责任，小额贷款就是有这个好处。”黄巧梅说，“如大额贷款，一出问题几亿一下就没有了，他怎么也赔不起。小额贷款就不一样，信贷员也不会为了几万块钱就把工作丢掉。”

　　欲成融资“社区店”

　　然而，市农联社往何处去却一直是个争论的焦点。往商业银行的方向发展，能竞争得过那些大银行吗，会削弱支农的力度吗？作为一个奋战在一线的改革者，黄巧梅有她的想法。

　　“就我的观点，农联社还是要发展成银行，这样业务面更广，发展更快。支不支农要看市场有没有这样的需求，信用社是商业化经营，贷款必须收回流动。而且，按商业银行的要求来运作，也并不意味着放弃支农。社区、三农、中小企业这里都有我们生存发展的空间，不会轻易放弃。去年我们的支农贷款达到了47亿，占贷款总额的八成，同比增长了近50%。现在‘村改居’、‘农转非’，但他们依然是我们的基础客户群，我们怎么会放弃这个市场呢？”

　　“我觉得目前理论界的探讨有一点偏颇，并不是说农联社商业化经营就会削弱支农，农联社经营得更强大才能更好地支农。而且也不能把支农的问题都推给信用社。这还需要国家政策上的一些支持。如果国家能够给支农贷款以一定的税收优惠，谁不愿意去支农呢？”

　　她说，“我看好中小客户市场，并不想转变。几千万元的贷款我们可以支持，几亿元就不行了，这还得受到贷款额占净资产比例的限制。有人建很大的超市，但也有许多小的社区店。市场是多元的。

　　农信社长期和农民打交道，更清楚他们的需要。就像贷款，农民的收入来源很灵活，就只能根据他的为人做事去评定他的信用，而不是像城市里要他提供工资单。”

　　她觉得，农联社的最大特色就是社区性，贴近客户，最大的优势就是长期与农村居民接触而留下的人脉资源。这些都有助于农联社克服贷款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风险，提高贷款质量。“人行规定，农联社的贷款利率可以有两倍的上浮空间，但我们并没有这样上浮。虽然利润空间小些，但信用好就好。同其他大银行相比，我们的员工会比较辛苦，经常在社区、农村跑，但是利润并不差，做好做精也能有好效益。而且同几十亿一笔的大贷款相比，小额贷款服务的对象更多，社会效益也会更好。”

　　此外，黄巧梅对赢得城里市民的信任也充满了信心。“现在，我们也在考虑加强中间业务，尝试做一些理财产品，以及创业计划、成长计划等等。”

　　企业名片

　　厦门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1951年，中国农村信用社在全国普遍成立，厦门农信社于第二年成立。

　　回顾50多年的发展历程，厦门农信社在厦门金融体系中“是联系农民的最好的金融纽带，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

　　2003年，厦门市农村信用社提前进入改革期，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在厦门银监局的支持帮助下，厦门市农信社开始谱写改革三步曲：第一步是形成市区两级信用联社暨“7＋1”法人模式；第二步，即目前建立全辖以市联社为一级法人社；第三步，组建农村银行。在“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上，厦门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获得了惟一一个“农村金融改革最佳范例奖”。本报记者林劭彦摄影 黄晓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