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世的画卷(图)

稚童灵鹿图（中国画）

　　李延声

　　图为李延声《魂系山河——迎香港回归暨鸦片战争157周年祭》之局部。

　　近期，经文化部和北京市政府批准，画家李延声将其创作的中国画长卷《魂系山河——迎香港回归暨鸦片战争157周年祭》改铸为青铜浮雕。此作将安置于圆明园南面的海淀公园内畅春园遗址上，成一巨大的长卷式纪念碑。作品由二维图画变作为三维雕塑，柔软纸质转换为坚硬凝重的青铜质地，人物图像更加单纯突出，其警世与爱国激励之功必将更显著。

　　艺术是一种人文现象，有多方面的功能，诸如醒世、警世、劝诫、宣泄、游戏等等。可惜当下的艺术作品，大多迎合市场和低俗趣味，忘记了精神启示的责任。

　　画家李延声没忘记这责任。在香港回归祖国之际，他创作了高2．8米、长65米的巨型长卷《魂系山河——迎香港回归暨鸦片战争157周年祭》。长卷以鸦片战争为题，表现“勿忘国耻”的警世之意。全卷由“屈辱的条约”、“将士殉国记”、“销烟气如虹”、“慷慨赋同仇”、“三元里怒潮”、“圆明园沉思”六个具体主题组成，分别对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关天培等爱国将士为抗击英军壮烈殉国、虎门销烟行动、林则徐等爱国志士的抗争与思考、三元里民众对侵略者的武装反抗、圆明园被八国联军烧毁等重大事件作了描述，最后揭示出“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的基本主题。

　　对人物画来说，选择什么题材是重要的。我们曾经把题材看作决定作品成败的主要因素，从政治上对题材选择进行了种种限制。“文革”后，批判了“题材决定论”，艺术家获得了选题的自由。但是，自由选择题材并不等于创作的成功，许多画家转而认为题材无足轻重，只去追求新鲜的风格样式、独特的个人趣味和火爆的市场价值，那些与民族、国家、社会有血肉关联的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很少有人问津了，人物画逐渐演变为一种装饰品或无关人生痛痒的娱玩之物。艺术当然需要自由，但也需要责任；艺术要进入市场，也要追求意义。尽管题材本身不能最终决定作品的意义，但却是获得一定意义不可或缺的前提。李延声如果不是选择鸦片战争的题材，就很难这样有力地显示“勿忘国耻”的主题。题材，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

　　当然，题材不会自动显示意义，意义是从题材中挖掘出来的，是思想与题材互相作用的结果。其中，画家思想最为关键。李延声出生在抗战时期的延安，是老一代革命战士的后代。他一向看重革命的内容和现实的意义，喜欢描绘历代英雄志士，从20世纪80年代画《正气篇人物百图》，90年代为煤矿工人造像、画《魂系山河》，到新世纪之初创作《青春颂》，都表达出一种高昂的社会政治关怀，而没有把创作的关注点移向个人生活和十分个人化的心理世界。一方面，他继承了新中国美术重视正面描绘的传统；另一方面，他又力图跳出既往那套“塑造英雄人物”的模式，把描绘和歌颂的对象转向可称作“民族脊梁”的历史人物和民族精神传统方面。《魂系山河》无疑是其中最为凝重沉郁、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题材和思想酿出的意义，最终要落实于恰当的形式和有力的形象。李延声以写实风格著称，《魂系山河》中人物、动物形象也立足于扎实有力的写实画法，但整个作品的结构和处理手法并没有局限于写实模式，而是整合了多种画法与风格，如“屈辱的条约”用时空重叠的方法，把帝国主义的炮舰与清政府签订卖国条约画在一起；“销烟气如虹”是一个描述性、情节性的宏大销烟场面；“慷慨赋同仇”把并非同一时期的历史人物用传统绣像式人物处理，用象征性背景将他们统一起来；“三元里怒潮”刻画武装起义的人群，强调的是整体的气势；“圆明园沉思”只描写圆明园废墟和一个沉思者的背影，完全是一种静态的处理……这种将组画方式、写实性、情节性、象征性、时空叠置、传统小说绣像等等手法综合为一的方式，具有很大的难度。画家还把奏折、图书、碑记、诗句一类文献和“雪洗国耻”一类的警语，用拼贴、复制的手法纳入画卷背景，在强化历史氛围的同时，也凸显了作者的情感态度。综合处理不免有生硬之处，但作为探索，其收获与启示性更为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