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编译状态

　　由《美术观察》杂志社和山东艺术学院合作主办的“全国外国美术研究与教学发展战略研讨会”，日前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外国美术研究领域的8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是中国近百年来首次举行的外国美术研究领域的全国性研讨会。

《美术观察》主编吕品田在介绍会议起因时指出：20世纪以来，中国的外国美术研究、教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的这些成果中，西方的、通史性的和介绍性质的较多，亚非拉的、国别史和研究性质的较少，总体学术格局尚未走出编译状态，教学和学科建设尚未摆脱苏联模式，学术判断和选择也难免有“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痕迹。进入21世纪，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宏观发展目标都在发生明显而深刻的变化，中国的外国美术研究和教学迫切需要在价值追求、思想立场、学术格局、研究方法、教学改革以及结合社会需求、促动美术繁荣等方面做出与时俱进的战略调整，并就学科发展和建设进行面向未来的战略规划。为此，会议拟定了“21世纪中国之外国美术研究的战略目标和学术立场”、“外国美术研究方法”、“外国美术史教学和学科建设”等三个议题，希望汇合全国专业领域的力量，集思广益、谋求共识，共同推动外国美术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会议得到了全国外国美术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会议预先收到论文近50篇。会议开得紧凑而有序，专家学者围绕议题以提交会议论文、专题发言、即兴发言和自由讨论等多种形式参与研讨。从态度认真、气氛热烈的会议现场，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外国美术研究专家学者们的敬业精神、责任感和对事业前景的乐观、自信。

　　“21世纪中国之外国美术研究的战略目标和学术立场”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邵大箴在致辞中，表达了大家在大原则、大目标上的趋同意见。他说：会议所期望的虽是很高的要求，但从大的和长远的角度来说是需要的。上海大学教授潘耀昌认为，尽管摆脱西方话语权并非轻而易举，但我们治史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身份、自己的立场和眼光，要考虑建立中国的学术体系。广西艺术学院教授龙圣明等专家学者都强调要“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但大家并不认为这就要另立一个“东方中心主义”或“中国中心主义”。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余丁说，“在立自己的标准之前要去了解别人”，所谓“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不等于不尊重研究对象。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王镛、王端廷，浙江大学教授黄河清等都明确主张“走出编译状态”。黄河清结合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材料提出“艺术史是一种权力”的观点，强调“走出”就是不丧失我们的文化自主权，不丧失我们的文化艺术价值标准，不在艺术史写作上做可怜的应声虫。鲁迅美术学院教授杨振国对“编译”价值的强调，表达了大家对编译工作作为外国美术研究基础之重要性的共识——要“走出”的是一种止于编译的“工作状态”，而不是要放弃编译工作。邵大箴所强调的“重点还是要做好介绍和普及工作”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晨朋所强调的“研究外国美术要有自己的筛选，有自己的看法”，从两个侧面表达了对“走出编译状态”之战略目标的完整认识。一些专家主张不要忽略国际艺术实践的现场。四川美术学院教授俞可认为，中国学者需要改变研究方法和知识结构，要在“现场”，这不仅可以了解国外艺术发展的真实情况，更可借此使中国的文化立场和相应的成果反作用于整个世界艺术的发展。显然，这是一个涉及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中国学者体现中国自身立场的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应该在“现场”，而且还应该以之在国际范围创造具有前沿性、前瞻性的“现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袁宝林用缘自蔡元培和鲁迅之表率的启发性的“二思”，提示了中国学人面向战略发展应该具有的两种主体姿态：为人生而治学，既要有强烈的开放意识和世界意识，又要有鲜明、坚定的民族主体立场。

　　以在美术史研究领域有成就的西方学者的学术实践为个案，展开外国美术研究方法问题的研讨，可谓本次会议的一道突出景观。这其中包括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对潘诺夫斯基批判性地“探讨视觉结构与观念范畴之间的对应性，从而捍卫了文化的整体性”的图像学方法的探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建群、西安美术学院副教授马晓琳对诺克林努力突破美术史定论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或价值取向的探讨。在方法论讨论中，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皮道坚特别强调了知识建构对外国美术研究学科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出要扩大“知识维度”，开展以前所忽视的外国美术理论和批评方面的研究；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平谈到了“反对标签化”问题等等。

　　着眼于21世纪中国外国美术研究发展战略的本次会议，是2006年中国美术理论界的一次重大学术活动。与会代表围绕会议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取得了积极的思想认识成果，同时也提出了诸多切实而又富于理论价值的问题。思想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不同思想认识构成的张力会有助于研究事业的推进和深化。本次会议时间虽短，但作为外国美术研究学术交流平台的首度搭建，意义非同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