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对华政策“潜流”：暗中加紧战略抗衡布局

　　《瞭望》文章：安倍对华政策“潜流”

　　奉行“新现实主义”政治路线的安倍政权，在观念性问题上灵活善变，重心则是为谋求日本的战略实际利益

　　文/高洪

　　以日本政权交替为契机，中日之间持续已久的“政冷”僵局得以改观。

　　具体言之，安倍政权具有“战略派”政治属性，奉行“新现实主义”政治路线，它在观念性问题上灵活善变，重心则是为谋求日本的战略实际利益。其结果，不但对日本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

　　日本调整对华关系背后

　　安倍上台后，在亚洲外交上改变了前任小泉的做法，回避在“中韩占有道义制高点”的历史问题上的较量，并以“内外兼顾的两手”，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控制政府阁僚在秋季例行大祭上不去参拜靖国神社，甚至答应与中国“共同研究历史问题”。特别是上任之初就将首访定为中国，显示改善对华关系的诚意，更让人感到中日关系从此要“雨过天晴”。

　　安倍接过首相权杖，中日政治关系进入了“活血化瘀”的恢复阶段。

　　然而，在调整与中国关系背后，日本却在东海、台湾、安全等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动向。长期以来，日本的社会转型是朝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发展的，但日本中央省厅减员压缩的趋势中却有三个“例外”。

　　一是外务省不断扩编，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情报部门和对华外交的海洋交涉方面，接连增设机构和人员。二是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改变过去在制定政令、编制预算等方面受制于内阁官房的局面，使得首相在直接指挥武装力量上更加灵活，自卫队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三是在内阁迅速建立起由首相挂帅的“海洋战略委员会”，为争夺“蓝色领土”组建统括各个部门的统一政策研究机构，以制定更为有效的方针和对策。

　　外务省“由小变大”，防卫管理系统建制上的“由低到高”，海洋战略综合研究机构的“从无到有”，都昭示着一个值得警惕的事实：安倍上台或是靖国神社问题的缓解，并不表明中日政治关系总体上发生本质转变。

　　中日关系进入安倍时代后，历史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两国在国际格局中利益一致的方面会得到适当重视，甚至在双边领域的合作也会因推动“东海共同开发”而有所进展。但历史问题并非中日关系的全部，也不是中日政治关系的全部，两国在领土争端、领海及经济水域划界、各自的安全关切等双边问题以及在整个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关系，并未因此有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安倍时期的中日关系的实质，以及今后发展的趋势，恰恰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新现实主义”的传承

　　安倍出身右翼政治世家，属于右派保守政治派系中的“战略派”一族。按照安倍内阁成员关于其政治属性的自我界定，他们所奉行的政治路线大抵属于一种“新现实主义”，而安倍本人则可算是“新现实主义者”的代表人物。

　　早在安倍上台前，他的心腹之一山本一太就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上，对作为“新现实主义者”代表的安倍与“战略派”的关系做过一段解说：“对于决心推进‘战略外交’的‘新现实主义者’来说，必须拥有以下五个特征：l、能够进行立足于国际政治现实的战略思考；2、理解‘对话与压力’的真正含义；3、不为外交官僚制造的世界观与国家观所局限；4、能在来自多渠道信息的基础上作出政策判断；5、强调民主主义价值观。”

　　山本一太说，“能够满足上述条件的政治家大量存在于朝野党派之中。自民党方面当然是以安倍晋三官房长官为代表。其他成员都以‘战略派’自诩。”

　　可见，“新现实主义者”与公众熟知的“战略派成员”正如一个铜板的两面，不仅有一身二任的实际例证，在更多场合原本就是同一的政治人物，而安倍本人正是日本新一代“战略派”人物的代表。

　　在“战略派”政治家眼中，要谋利益、谋长远，道德并不是一个必须计算在内的考量。于是，凡属观念性的问题──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历史观念、文化价值，皆不如实际利益来得重要。同样，日本的强硬“战略派”政治集团所一贯追求的正是建立强大的日本国家，只要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具体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是完全可以依据现实环境来调节和变动的。身为日本首相的安倍，为了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责任编辑：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