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季羡林先生，1911年8月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为临清市农民家庭。193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回济南母校任省立济南高中国文教员一年。1935年被录取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是年秋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解放后仍任原职,北京大学授予他“终身教授”的荣衔。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同年加入共产党。1978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先后兼任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等几十个职务。自1954年起,当选为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2003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图片来源：北京娱乐信报
季羡林资料照片（2002年7月12日摄）。5月14日，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季羡林执教60周年暨95华诞庆祝大会在北大举行。考虑到季老年事已高，医生不允许他来参加大会。人们通过一段录像又听到了季老那熟悉的声音。新华社发
编者按：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本周已正式上市。这本书收录了季先生自2001年以来、特别是自2003年住院至今撰写的90多篇文章，计20多万字。书中有他的人生各阶段回忆，也有回忆父母、老师和亲友的文章。本版特选摘关于季羡林先生住院治疗的一段文字，他在书中记录了自己在医院的所思所想，让人对九十高龄的季先生有了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
。
疾病
“静夜醒来，看到自己手上和脚上的这一群丑类，心里要怎么恶心就怎么恶心；要怎样头痛就怎样头痛。然而却是束手无策。”
中国人常使用一个词儿“癣疥之疾”，认为是无足轻重的。我觉得自己患的正是“癣疥之疾”，不必大惊小怪。在身边的朋友和大夫口中也常听到类似的意见。
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面，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水泡的声威与日俱增，两手两脚上布满了泡泡和黑痂。然而客人依然不断，采访的、录音、录像的，络绎不绝。虽经玉洁奋力阻挡，然而，撼山易，撼这种局面难。客人一到，我不敢伸手同人家握手，怕传染了人家，而且手也太不雅观。道歉的话一天不知说多少遍，简直可以录音播放。我最怕的还不是说话，而是照相，然而照相又偏偏成了应有之仪，有不少人就是为了照一张相，不远千里跋涉而来。从前照相，我可以大大方方，端坐在那里，装模作样，电光一闪，大功告成。现在我却嫌我多长了两只手。手上那些东西能够原封不动地让人照出来吗？这些东西，一旦上了报，上了电视，岂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吗？因此，我一听照相就觳觫不安，赶快把双手藏在背后，还得勉强“笑一笑”哩。
这样的日子好过吗？
静夜醒来，看到自己手上和脚上这一群丑类，心里要怎么恶心就怎么恶心；要怎样头痛就怎样头痛。然而却是束手无策。水泡长到别的地方，我已经习惯了。但是，我偶尔摸一下指甲盖，发现里面也充满了水，我真有点毛了。这种地方一般是不长什么东西的。今天忽然发现有了水，即使想用针去扎，也无从下手。我泄了气。
我蓦地联想到一件与此有点类似的事情。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全国人民头脑发热的时候，在北京号召全城人民打麻雀的那一天，我到京西斋堂去看望下放劳动的干部，适逢大雨。下放干部告诉我，此时山上树下出现了无数的蛇洞，每一个洞口都露出一个蛇头，漫山遍野，蔚为宇宙奇观。我大吃一惊，哪敢去看！我一想到那些洞口的蛇头，身上就起鸡皮疙瘩。我眼前手脚上的丑类确不是蛇头，然而令我厌恶的程度决不会小于那些蛇头。可是，蛇头我可以不想不看，而这些丑类却就长在我身上，如影随形，时时跟着你。我心里烦到了要发疯的程度。我真想拿一把板斧，把双手砍掉，宁愿不要双手，也不要这些丑类！
左右考虑，思绪不断，最后还是理智占了上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在病中了。
结论一出，下面的行动就顺理成章了：首先是进医院。
死亡
“我虽已经痴长九十二岁，对人生的参透还有极长的距离，今后仍须加紧努力。”
我心中并没有真正达到我自己认为的那样的平静，对生死还没有能真正置之度外。
就在住进病房的第四天夜里，我已经上床躺下，在尚未入睡之前我偶尔用舌尖舔了舔上颚，蓦地舔到了两个小水泡。这本来是可能已经存在的东西，只是没有舔到过而已。今天一旦舔到，舌头仿佛被火球烫了一下，立即紧张起来。难道水泡长到咽喉里面来了吗？
我此时此刻迷迷糊糊，思维中理智的成分已经所余无几，剩下的是一些接近病态的本能的东西。一个很大的“死”字突然出现在眼前，在我头顶上飞舞盘旋。在燕园里，最近十几年来我常常看到某一个老教授的门口开来救护车，老教授登车时心中作何感想，我不知道，但在我心中，想到的却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事实上，复还的人确实少到几乎没有。我今天难道也将变成了荆轲吗？我还能不能再见到我离家时正在十里飘香绿盖擎天的季荷呢！我还能不能再看到那一个对我依依不舍的白色的波斯猫呢？
其实，我并不是怕死。我一向认为，我是一个几乎死过一次的人。十年浩劫中，我曾下定决心“自绝于人民”。我在上衣口袋里，在裤子口袋里装满了安眠药片和安眠药水，想采用先进的资本主义自杀方式，以表示自己的进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押解我去接受批斗的牢头禁子猛烈地踢开了我的房门，从而阻止了我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的可能。批斗回来以后，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帽子丢掉了，鞋丢掉了一只，身上全是革命小将，或许也有中将和老将吐的痰。游街仪式完成后，被一脚从汽车上踹下来的时候，躺在11月底的寒风中，半天爬不起来。然而，我“顿悟”了。批斗原来是这样子呀！是完全可以忍受的。我又下定决心，不再自寻短见，想活着看一看，“看你横行到几时。”
然而黄铜当不了真金，假的就是假的，到了今天，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了，自己竟然被上颚上的两个微不足道的小水泡吓破了胆，使自己的真相完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自己辩解说，那天晚上的行动只不过是一阵不正常的歇斯底里爆发。但是正常的东西往往附于不正常之中。我虽已经痴长九十二岁，对人生的参透还有极长的距离，今后仍须加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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