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请客，校领导审批大学自治岂能如此滥用

江西理工大学日前出台规定，学生到酒店请客吃饭需向校领导递交申请，在领导批准后方可吃“大餐”。据称，学校出台此项措施的初衷，是限制学生过度消费，帮助学生树立健康正确的消费观。但这一“限制性消费”举措也引发不小争议（1月8日《新京报》）。

虽然大学生奢侈消费不仅于建设节约型社会无益，更不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但这种打着善的目的公然对大学生“私事”进行限制的做法，其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在公共领域，对于铺张浪费现象的遏制，也只是通过道德劝诫或者加收税赋（如征收奢侈品税、消费税）等来达成目标，而不是在法无明文规定的前提下诉诸对私人行为的直接干涉来实现。

江西理工大学之所以在限制学生消费自由上无所顾忌，除了动机上有着善意的目标外，恐怕在合法性的诉求上，更多的是源自对大学自治的“致命自负”。否则，我们根本无从解释：何以这样一个明显背离法律精神以及法律规定的措施，能够在冠冕堂皇的名义下顺利出台。不过，脆弱的规定显然禁不起司法诉讼的“致命一击”，一旦有学生以该规定侵犯其消费自由为由将学校诉诸法庭，不难想象的是，学校接受败诉的命运势在必然。

那么，这种对大学自治“致命自负”的根源何在？应当看到的是，大学自治的滥用，一方面固然与长期以来我们缺乏自治的市民社会传统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大学法律角色定位的含混与模糊——由于高校依托于行政权力的泛行政化，使得高校根本无从具备最起码的自治基础；而在另一个层面上，高校肆意在行政机构和自治团体的“双重角色”之间移花接木，使得其在制定有关学生的规则时，不但缺乏公法领域的民主与法治观念，更缺乏私法领域最基本的平等与自由这一基本的自治前提。这，或许才是大学自治之所以被屡屡滥用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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