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劲松:上书铁道部长只是想更快解决问题

　　放弃一贯法律诉讼手段再寻领导重视批示形式

　　郝劲松：上书部长只想更快解决问题

　　姜海程给铁道部长写信

　　北京市昌平区市民姜海程给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写信，反映自己在火车餐车上花了30元点了一道木耳白菜、一份米饭、一碗汤，却根本没吃饱。

刘志军在信上作了批示，要求相关部门向姜海程道歉。果然，武汉客运段最后派出数人携刘志军的批示信登门向姜海程道歉，并退还了多收的20元，当时的列车餐车长也因此被停职。

　　法制网记者 阮占江

　　“2007年春运应该彻底停止涨价，因为春运涨价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近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研究生郝劲松，从山西太原发出了一封致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特快专递，呼吁铁道部在即将到来的2007年春运期间停止票价上浮。

　　从2004年至今，包括状告铁道部案在内，郝劲松已先后打了8场官司。被其叫板的对象，几乎清一色都是国家政府机关或垄断部门，从而切实地让人感受到了一种公民依法理性维权的法治力量。然而，如今陡然看到一个此前持续不断以影响性诉讼的形式，高调向各种霸王规定挑战的维权斗士，一反常态，直接给铁道部长写信，这其中的变化，原因耐人寻味。

　　法治社会，人们应该更多地依靠法律，以法律的程序和形式来解决问题。带着一系列的疑问，1月8日下午，记者拨通了郝劲松的手机。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郝劲松放弃其一贯的法律诉讼手段，开始寻求更多带有人治意味的领导重视和领导批示呢？

　　“我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无奈。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只是在积极行使法律赋予我的一种基本的权利。”这是听完记者的疑问，郝劲松毫不犹豫地说出来的第一句话。

　　“我就是想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的人拥有法治的思维和观念，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问题，让这个问题尽快得到有效的解决。”电话那头，郝劲松开始流畅地表达他对于自己这种写信行为的看法。“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面对即将来临的2007年春运，我就是希望铁道部能够顺应民意，顺应历史的潮流，顺应民主与法治的潮流，多听听大家的意见，火车票不要涨价了。”

　　“我也知道，不要动不动就打官司，很多问题首先应该找相关的政府部门。这些年来，就某些问题，我也分别找过了不少的相关部门。但大多数部门要么只是以为我是搞个人炒作，对我反映的问题根本不加以理睬；要么就是借口自己不知道，急忙挂断电话，千方百计地推脱。”说到这，郝劲松轻轻叹了一口气：“没有办法，我只有选择把这些政府部门告上法庭。”

　　那么，现在你为什么不继续把法律诉讼坚持到底呢？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直接给领导写信的方式？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对法律程序本身产生了怀疑？

　　听到这里，记者再度抛出一直萦绕在自己心里的困惑。

　　“说实话，我之所以选择这样做，就是想问题更快地得到重视和解决。”面对记者的一再追问，郝劲松的语气明显缓和了下来。

　　“你们也知道，此前我打的官司大都败诉了。如果按正常的法律程序走，2007年春运涨价这个问题肯定来不及解决了。所以，我选择了像此前北京市昌平区居民姜海程一样，直接给铁道部部长写信反映情况。说实话，尽管希望本身并不很大，但我还是希望，刘部长能够像解决姜海程反映问题那样，快速关注到这个问题，并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毕竟这个问题，是一个社会广泛关注、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全国人民都像你和姜海程这样，有什么问题就直接给相关政府部门领导写信，我们这个社会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身为一名法律人，你对这其中可能产生的后果担心吗？

　　听到记者的这个提问，电话那头的郝劲松停顿了片刻，随后语气坚决地说道：“我不认为这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目前我们这个社会，真正具有这种较真儿意识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因此，目前我并不担心这会产生什么不好的社会后果。”

　　“相反，我倒是希望，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能够涌现出更多喜欢较真儿的人。如今大家不经常在说蝴蝶效应吗？实际上，正所谓群心群力，如果大家都能够认真对待、积极反映自己发现和面临的问题，那么我相信，不仅一些政府部门不会再像今天这样安然自在；而且很多问题也不会再像今天这样，成为原本不应该的老大难问题。如此以来，我们的社会也就会逐渐趋向和谐了。”

　　在明显带有几分激昂的语调中，郝劲松结束了自己的话语。 采访感言

　　上书部长不应成为常态

　　阮占江

　　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普通民众借鉴姜海程令人感到欣慰的话，那郝劲松借鉴姜海程，则更多地使人体味到某种无奈和悲哀。因为尽管领导的重视以及随后的批示，能够相对更为快速、有效地解决问题；尽管成熟的法治社会确实需要更多像郝劲松这样的公民，不断挥舞法律的斧头，积极捍卫自身的权利。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我们不可能指望所有的公民都能像姜海程、郝劲松那样较真儿，也不可能指望所有领导都有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善良意志。如果大家都像郝劲松这样，通过给领导写信来维权，来反映问题，那即使相关领导批到手软，恐怕也批不过来。

　　一个真正成熟的法治社会，更多需要的是依法治国，而不是依官治国，更不是依领导批示治国。实际上，无论是社会现实情况的普遍性，还是一个健康正常的民主法治社会的内在程序性要求，都必然需要一个较为通畅而常态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渠道。

　　如今，尽管各个政府职能机构的存在和运行，往往都有着法律内在规定的责任和职责，但对待包括春运涨价在内的许多问题，相关职能部门平时的某些所作所为，确实存在着让人不无失望的情况———他们要么压根儿就无所作为；要么虽然有所作为，但或者作为不到位，或者作为不透明，始终难以让人满意。

　　因此，从姜海程、郝劲松给铁道部部长写信的行为，更要看到其中折射出来的法治缺憾。实际上，只有更多的政府职能部门坚持在平时积极、主动作为，只有相关政府部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渠道随时保持更为通畅、有效的状态，人们才不会频繁寄希望于领导的重视，寄希望于领导的批示；人们也才能更多地相信法律，依靠法律，坚持依法诉讼和依法维权的路径。而后者，显然更应是一个现代民主法治社会该有的常态。（责任编辑：徐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