麋鹿新闻怎成了“新闻谜录”？

　　去年10月底，江苏省大丰市举行“第五届国际麋鹿节暨中国麋鹿走出红皮书宣告仪式”，多家媒体前往采访报道。令人郁闷的是，这些新闻相互矛盾，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交代，使人越看越糊涂。联系近年，举例如下：

　　“国际动物保护组织正式宣布，中国麋鹿保护级别从‘濒危’降为‘珍稀’，退出国际濒危物种目录‘红皮书’。

　　“被列为《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兽类卷的麋鹿，从今以后不再是红皮书中的涉危物种之一，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大丰第五届国际麋鹿节上，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有关负责人庄严宣告，中国麋鹿从此走出‘濒危动物红皮书’……”（江南时报，2006年10月30日，《中国麋鹿昨走出“红皮书”》）这里，“红皮书”由“国际濒危物种目录”变成了《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人也由“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变成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有关负责人”，核心事实截然不同。

　　“江苏大丰麋鹿国家自然保护区披露……麋鹿已由国际级的濒危动物降级为珍稀动物，并从国际濒危动物名录红皮书中剔出。”（新华网，2003年9月19日，《“四不像”麋鹿已经退出国际“红皮书”》）“走出”的时间早了三年！此文又说“据介绍，虽然退出了国际红皮书，但麋鹿仍然在中国红皮书名录内”。

　　“针对有关麋鹿已经退出世界濒危物种名录红皮书的说法，丁玉华明确表示，麋鹿没有退出世界濒危物种名录红皮书，而且仍在2002年中国濒危动物名录中。”（新华社南京2006年10月27日电）终于有一个有名有姓的人出现了，可惜仅是一个保护区的负责人，而不是国家权威部门的发言人。此文证实了“世界濒危物种名录”与“中国濒危动物名录”各自存在，但麋鹿连一本“红皮书”也未走出！难道前面的“退出”报道都是错的？麋鹿节当日宣告走出的又是哪本“红皮书”呢？

　　这些都据称是“新闻事实”，媒体各说各话，真实情况却不得而知。这还不够，在背景交待上也千差万别：

　　“上个世纪80年代全世界仅存麋鹿几十头。”（江南时报，2006年10月30日）

　　“全球麋鹿的数目也由1986年的1700只增加到现在的3000多只。”（现代快报，2006年5月22日）

　　两者真是相差千里万里了。

　　“但是它一直不为西方人所认识，直到1865年清乾隆年间，法国传教士阿芒·大卫才发现了麋鹿……”（北京日报，2006年6月23日，《郭耕：与麋鹿相伴20年》）。1865年，乾隆已驾崩70年了，在位的是他的重孙同治皇帝。

　　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某些老记的胆量之大令人惊讶。搞清楚新闻事实真的很难吗？新闻采访，本身就是一个取材和求证的过程。如果态度不端正，什么也谈不上。求证时一定要获取权威信息，本文说的麋鹿新闻，居然没有一个记者向国家林业局求证，也未采访节庆当日在场的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秘书长陈润生，至多只是向保护区负责人问得只言片语，就轻率落笔，写出了“四不像”的“谜录新闻”。

　　就麋鹿而言，其基本情况是这样的：这种动物自1900年在中国消失后，惟一的种群在英国得到了缓慢的发展。解放后，英方曾送麋鹿给我国。1986年，我国又获赠39头麋鹿，放养于“祖籍地”的江苏省大丰市滩涂，后代繁殖极旺。大丰鹿群2004年达819头，加上珍禽保护区、市动物园和附近溱潼湿地的鹿群等，总数有900头左右。去年单大丰保护区就已突破1000头，加上河北石首、北京南海子保护区的种群，国内麋鹿已达到2000头。与世界各地的麋鹿群加在一起，总数已突破3000头，超过了2000头的濒危“红线”。

　　事实上，世界麋鹿在2003年即已达到这个数，被请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目录，即所谓世界“红皮书”。从“濒危”级降为“珍稀”（稀有）级，这是了不起的进步。我国也有一本《濒危动物红皮书》，为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编写。麋鹿原定为“野生绝迹”级（即野生种群已经消失，但人工放养或饲养的尚有残存）；这次由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秘书长陈润生宣布的走出中国“红皮书”，亦即肯定麋鹿野生种群在我国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不再“濒危”。如此看来，上述2003年9月19日新华网的新闻和去年10月30日《江南时报》的报道，是准确的，可惜《江南时报》没有将三年前麋鹿已走出“世界濒危物种名录”的情况一并作个说明。

　　真实准确是新闻与传闻、风闻的分水岭。新闻报道要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一刻也不能放松这个底线。

(责任编辑：黄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