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在新书中要求“摘帽”,随后好评如潮,不但原有的帽子一顶没有摘掉,而且还有更多的帽子向他飞来。这是近日发生的一起文化事件。
在最新出版的《病榻杂记》中,季羡林先生要求摘掉戴在他头上的三顶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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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请求公布后,评论蜂拥而来,但是认真对待他的请求内容的文章,我只读到傅国涌先生的一篇(见1月9日《南方都市报》)——讲到他的散文成就的确被媒体拔高了,他的文化、时事观点更值得商榷——其他评论无一例外地继续为他戴高帽:世事洞明、淡泊名利、大美不言、名士风流、道德楷模、大师风范、精神领袖……至于他请摘的三顶高帽,这些论者要么不置一词,要么直言反对,认为这些称号对于他来说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如此恪守道德操守的学界中人,实属凤毛麟角,能不‘宝而贝之’?”
和季先生一样,老人们都头脑清醒,有足够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能力的边界,也知道一些庸人在利用自己的声望,他们的讥讽、忏悔和推辞,都是一种回归平常的愿望,也是一种微弱的反抗。但是那些高帽子好比犯人手腕上的手铐一样,你越挣扎它卡得越紧;又像皮肤上的荨麻疹一样,你想抓一下痒,结果更多的痒出来了。
至此,问题就变成了:到底是谁需要大师?是谁在绑架着耄耋老人坐上神龛?事实上,这是权势者和普通民众的一次合谋,共同掩饰真相,剥夺老人的自由和权利。
就权势者来说,他们不能做到对所有知识分子都尊重,所以需要一个代表,来体现他们对大师、知识和道德的尊重和推崇;同时也需要一个典型,来满足民众的精神渴求,安抚他们的道德望乡。而民众呢,在看惯官场腐败、富豪不仁之后,在为卑微的生活终日忙碌之后,的确需要这样的安抚,最好就是一个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领袖。他们抓住一切机会追寻大师,没有大师就塑造大师。用福柯的理论说,那就是权势者将压迫机制承包给了社会,社会中弥漫着纵横交错、无所不在的权力网,被指认为大师的人无可遁逃。(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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