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掉“红帽子”，走出掩蔽所

　　摘掉“红帽子”，走出掩蔽所

　　党的十五大刚刚结束，建筑行业的一个老板，走出了藏身20年的“掩蔽所”，公开在合肥注册成立了广厦股份合作制公司。他叫沈文涛，存此念头已有许多年，但始终怕别人指责他的企业性质，所以多年来不断更换牌子，不是挂靠在这个“集体”，就是挂靠在那个“集体”。

　　这就是摘掉“红帽子”。

　　“红帽子”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词汇。“戴红帽子”指的是，私营业主进行企业注册时，找一个国有或集体单位，挂靠在它下面，然后注册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或集体企业。

　　私企为什么要戴“红帽子”？说到底，还是一个“怕”字。怕什么呢？怕戴上剥削者的帽子，怕被打入另册，怕银行不给贷款，怕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政策发生变化……流传甚广的万言书就使一些私营企业家心有余悸，办了外国绿卡，或是偷偷把资产转移到国外。

　　戴上了“红帽子”，其实还是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由组合、自负盈亏，但要定期上交给挂靠单位一笔管理费。好处就是容易争取到贷款和一些政策优惠（如部分减免税），再有就是能得到挂靠单位照应，抵挡各方面的“乱摊派”。

　　诸多地方和单位为什么允许私营企业到自己门下“戴红帽子”呢？一个重要原因是财政紧缺。将私营企业变成“假集体”收归门下，可以收取管理费，这样就能够把国家税金变成自己的收入，由自己支配。

　　但是，大量个体、私营企业戴上“红帽子”，在国家财政收入、党政干部廉政建设、司法部门民事认定和职能部门日常管理等方面，引发了很多问题。其中，由于产权混乱，纠纷日渐增多。

　　媒体广为报道的咸阳无线电二厂的官司是一个例子。这家企业因为当初挂上了“全民所有制”的牌子，从而埋下了隐患。该厂厂长陈安民1996年7月移民加拿大，点燃了导火线。该厂职工得知陈安民“出走”之后，认为陈是“携款潜逃”，立即选出一个“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全厂工作。“临委会”于9月宣布罢免陈安民职务。之后，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得出结论说，陈安民有贪污公款1000万元的嫌疑。远在国外的陈安民听说之后迅速反应，他宣布工厂是他的私人企业。他聘请了律师，以“侵权”为名，把“临委会”两位负责人告到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之后，咸阳市工商部门向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一张证明，说厂子实际是私营企业。如果是私营企业，那么陈安民动用和支配这里的资产自然不能说是贪污。结果是二厂职工打着横幅上街游行抗议陈安民；而一些私营企业主则指出工厂风波是对私营企业的侵害，动摇了私营企业主的信心。

　　事情回到历史。陈安民移民之前的1995年，咸阳市政府有关部门曾说，二厂“在开办及经营中，既没有国家投资，也没有使用国家专项资金，全部依靠企业自身努力”。因此，二厂是民营企业。但陈安民移民之后的1997年6月，咸阳市政府10个部门联合调查半年多，又确认二厂是国有性质。同一个政府，对同一个事件的看法来了个180°的大转弯。陈安民的代理人说，二厂创办之初，因当时的“社会背景”，才注册为“全民”。实际上，厂里的投资、经营、生产、人事、工资等事项，基本上是陈安民个人筹措及决定的，总之事实上是私营企业。

　　陈安民说，工厂最初7万元的实物投资全部是他的个人资产，之所以用咸阳市工业开发公司的名义投资，是因为当时被迫“戴红帽子”的缘故，而这些实物资产后来卖出去是正常现象。他还说，工业开发公司的确曾给二厂一些资金、厂房和设备，但后来大部分都还了，没还的也写明了这些财产应归工业公司。但这些国有资产长期给二厂使用，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中国政法大学的学者认为，二厂尽管享受了一些照顾和政策优惠，但应该是非国有的。由于政策优惠而形成的国有资产在二厂资产中占多大比例，可以协商解决。但在二厂产权归属问题上，应依照工商部门的认定，而不是其他部门的说法。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涉入此案，指定由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

　　“陈安民现象”说明了“戴红帽子”企业的尴尬处境。

　　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仅在华北地区，戴着“红帽子”的私营企业家就被逮捕了200多个，罪名是“贪污”、“挪用公款”等。自己分掉自己赚来的利润，是“贪污”；自己调拨自己的资金，是“挪用公款”……因为你戴着“红帽子”。河北一位私营企业家，因为“贪污”等罪，被判18年徒刑。热心的律师为他鸣不平，说贪污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国企人员私拿公款，而这位企业家原为无业人员，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由组合、自负盈亏办了企业，实质是私营企业。他的钱是自己经营所得，不能定为贪污。但是，因为企业戴着“红帽子”，所以没有用，还得在监狱中服刑。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1997年5月，浙江富阳市工商管理局发现，该市新登镇有一家名为新泰纸业公司的企业，因经营不善，负债1200万元。新泰公司是由新登镇政府出面，向市工商局登记注册的一家集体企业。注册文件上写明：“注册资金200万元是镇政府筹集投入”。经调查，自1993年新泰公司开业至今，新登镇对该企业没有任何投入，镇里也没有向企业收过管理费和承包费。这家企业实际上是汪新梁个人的私营企业。那么，这1200万元的债该由谁来还呢？当初新登镇欺骗登记机关的时候，没想到一旦企业亏损要承担的经济责任。当地金融部门也有问题，他们在发放贷款时，只认企业性质不认实力，缺乏调查论证，没有从实际出发。新泰公司拿到数千万元的贷款，新登镇领导都不知道。这一类问题，全国各地到处存在。

　　到问题发生，新登镇领导与汪新梁签了协议，解除挂靠关系，将企业变更为私营公司，债权债务由汪新梁个人负责处理。

　　党的十五大之后，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

　　十五大报告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起过去的“补充”角色来，私营经济地位无疑大为提高。十五大报告还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这更给私营企业增强了信心。

　　正由于此，《中华工商时报》1997年10月21日报道说，最近据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统计，已有5825家企业光明磊落地改为私营。党的十五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重新定位，解放了私营企业主的思想。浙江巨大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巨林，首先为自己的企业正了名。

　　《辽宁日报》1997年11月3日报道说，沈阳市皇姑区200多家“假集体”、“假国有”的私营企业主动与工商部门联系，要求摘下头上这顶“红帽子”，还其私营企业的本来面目。

　　《经济日报》1997年11月17日报道说，山东省莱阳市87家个体私营企业陆续改换营业执照，摘掉了原来挂着的集体企业的牌子。从前，戴着“红帽子”躲躲闪闪求生存的个体私营企业如今开始挺直腰杆求发展。过去民间流传的“一国营、二集体、不三不四干个体”的顺口溜，正在迅速消失。

　　《中国改革报》1997年11月21日报道说，今年以来，安徽省巢湖市74家私营企业陆续改换营业执照，恢复了私营企业本来面目。该市的私营企业主认为，十五大使私营企业搭上了时代快车，戴着集体企业这顶“红帽子”已经不合时宜了。假集体企业纷纷找“婆婆”协商，解除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摘自马立诚《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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