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册·2006被高估的10本书

　　另册·2006被高估的10本书

　　木心作品集

　　木心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

　　以《哥伦比亚的倒影》开始，至年底木心作品已经出版了散文《即兴判断》、《素履之往》，诗集《我纷纷的情欲》以及小说《温莎墓园日记》等，不理世事纷纭评说，大有不废江河万古流之意。其实这才是木心作品应有之“待遇”，这才是正常的阅读，那种不将其视为“连接汉语文化传统与五四传统的写作者”则誓不罢休的做法起码会招致读者反感，何况在此偌大的名头下，木心作品的趣味、走向、内容皆易招人话柄。

木心私淑西方文学，浸淫其中，再佐之以早就断掉了的“伟大传统”，其文章虽迹近炫技，但却是可以归之于那种对读者的内心成长大有帮助的书斋作家之列，如果古体字少一点，估计效果会更好。回顾这一年，读书界并没有如《山河岁月》出大陆版时众多胡兰成腔调一样，出现几个木心腔，尽管也曾有不切实际的夸大，结局到底算得上功德无量了。 (费长房)

　　《世界是平的》

　　[美]弗里德曼著

　　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世界是平的》在中国的畅销不足为奇。简易通俗的语言，流水线型的逻辑，以重商主义为核心的价值判断，全球化的热门话题，一片光明的未来勾画，这一切都符合21世纪中国新兴商业阶层的口味。从社会理论构造的层面来说，“世界是平的”也并不新奇，只不过是极端现代主义所发出的新芽而已。20世纪，极端现代主义进行了诸多的实验，改造社会以符合美学的标准和商业的标准——美学的标准，整齐；商业的标准，利益最大化。然而，这些试验，大多成为20世纪的灾难，并且正在延续之中。过往的极端现代主义者，往往借助政治力量以推进改革方案。如今的全球化，借助经济力量和市场逻辑，强行将世界拉进一个模式之中。然而，一个平的世界，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固然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却意味着多样化的终结和食物链的固定。 (林扶叠)

　　《八十年代访谈录》

　　查建英著

　　三联书店

　　这是一个急于怀旧、总结和回顾的年代，《八十年代访谈录》在2006年引起的巨大反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谈话者都是文化圈的“大腕”，可是他们持续二十年的影响力足以说明当代文学艺术在创造力方面的匮乏，他们的后辈二十年前还敢于放出诸如“Pass北岛”的豪言，现如今则是匍匐在某种和文学毫无关系的权势下。无论如何怀旧是软弱的表现，而软弱必然导致想像力的枯萎和观念上的保守。尽管谈话者有的激烈批驳，有的理性思辨，有的平静回忆，但总体上整本书则流露出奇特的感伤的氛围。我不想说这象征着某个年代的衰落，因为这不是事实，衰落的仅仅是他们作为诗人、艺术家、作家、导演的个体，他们就是不行了，从时代寻找自身衰落的原因只能说明他们衰落的彻底。采访者查建英前不久曾撰文谈到“害怕这书被架到一个令人尴尬的高位上，弄得面目可憎起来”，可是很不幸，这回她说对了。 (凌越)

　　《追风筝的人》

　　[美]卡勒德·胡赛尼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追风筝的人》是一部浓墨重彩的小说，作者似乎打定主意，要让任何抱着消遣的态度打开这本书的人最终变得震惊和正襟危坐，而且看起来作者的目的已经达到，有多少读者曾经为它洒下同情的一掬之泪。所幸感动并不是评价一部作品的重要标准——很可能它甚至算不上是一个标准。像所有“成功”的小说处女作一样，本书有着明显的自传色彩，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同时以鲁莽的生气触及到文学与生活中的几乎所有重要主题：爱与恨，善与恶，背叛与救赎，同时也描写了父与子，人与上帝、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脆弱关系。客观地说，《追风筝的人》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充满勇气却缺乏深度，它对读者泪腺的兴趣比对艺术的兴趣显然要大得多。充其量《追风筝的人》只能称得上是一则已经被简化的道德寓言，尽管其色彩绚烂夺人眼目。它的“成功”仅仅是商业上的，而且直接反证出它在艺术上必然的羸弱。 (凌越)

　　《碧奴》

　　苏童著

　　重庆出版社

　　“匮乏”，只需要两个字就能说清楚这部小说的一切。苏童越来越让人看不明白，在这部小说中他表现出的想像力、控制力以及诚意，都已降到了最低点，偏偏又挑了一个读者耳熟能详的故事，冠之以“碧奴”这个令人如堕五里雾中的名字。这部小说透出一股仿古建筑和新潮漫画相杂陈的怪异气味，把故事变成了一连串噱头，再用拙劣、轻率的细节包装这些噱头。碎拆下来，不成片断。苏童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就是他写成这样的原因。“碧奴”无法诉清自己哭泣的原由，文本无法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人物像是牵线木偶那样缺乏最起码的立体感。如果将小说当成一个“出版机会”来写，那么作者得到的恐怕也仅仅是版权页上的字数。苏童在他的新长篇中的表现，可以类比张艺谋和陈凯歌在他们的新电影中的表现：拿旧作来比对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但“审时度势”地考虑，也就不足为怪了。 (李云鹏)

　　《生死疲劳》

　　莫言著

　　作家出版社

　　阅读这部小说，不会比阅读《故事会》需要更多的理解力，将其连载刊登在《故事会》上的确也更合适：实际上，它仅仅是故事，不是小说。莫言不会不明白，超现实描写获得读者认同的过程比现实描写要更艰难，但他似乎已经不需要读者“身临其境”，只当是一场娱乐。莫言毫不犹豫地沉溺于那些浮泛又突兀的想象之中，将世界写得有如一个台词生疏的草台班子。失去了世界，小说将焉附？这当然不是用任何“语言狂欢”所能够遮掩和补救的。情感，情感！《红高粱》的浓烈惨酷或者《酒国》的举重若轻去了哪里？莫言用细节和节奏感去填充傀儡，并且在这些傀儡身上努力地使用形容词，这只使人感到苍白和生疏。令人诧异的生疏：这难道是莫言？连语言也开始变得轻佻——这不是《酒国》那种精心准备的轻佻，在这“轻”之中似乎包含着一种恐惧：对“过气”的恐惧，对无法把握这个世界的恐惧。莫言这部小说的表现，和他事后言过其实的自我评价，都折射出一种“失位”的心态。 (李云鹏)

　　《莲花》

　　安妮宝贝著

　　作家出版社

　　安妮宝贝继续她对双音词、刻意为之的古怪和纠缠不清的人物关系的热爱，只不过这一次是“转型之作”：转向何处倒真未可知。如果一目十行地翻看过去，读者大约会同意她所谓“冷洌”的风格确有存在的价值——但也只能用这样的速度阅读。“是这样的男子。断崖独坐凝望蓝色海面心平如镜。”这句话可以大体说明该书的语言与情感的方式。为了追求某种“语感”、“格调”而牺牲一切的劲头，就仿佛她和她的小说之间有一位把镜头晃个不停的摄影师。故事和场景，一切都模糊了，只剩下晕眩的读者：许多年轻的女性读者就在这样的晕眩中，把安妮宝贝当成了写作导师。而在表面的华靡之下，在“遵循属于自己的漂移规律缓慢应对变化”之中，小说慢慢消耗着安妮宝贝用散文式的直觉语言累积起来的那一点点专注。 (李云鹏)

　　《品三国》

　　易中天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品三国》是强势媒体的宣传效应在出版界制造的一个“神话”。截至2006年10月，这本书已是第8次印刷，印数高达130万册。说实话，一本谈历史的通俗读物，有如此罕见的高印数，的确令不少学人艳羡不已。虽然易中天也承认书中有硬伤，也有说得不够清楚的地方，但是把这本书选入“价值被高估”之列，与其说是学术的原因，毋宁说是题材的原因。“三国”故事所宣扬的“忠”、“义”、“权”、“谋”等等伦理观念和政治权术，使国人深受其毒而不自知，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之下，形成了扭曲的历史观、英雄观、审美观和人生观。易中天指出，他对“三国”的品评，最终会归结到“人性”、“制度”、“法治”、“民主”诸问题，可见他是身在“局内”而心系“局外”。易中天曾写过一本《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为什么这本书受追捧的程度，不及《品三国》呢？他心里是明白的，只是不能像说“三国”那样畅所欲言，如此而已。 (徐强)

　　《于丹〈论语〉心得》

　　于丹著

　　中华书局

　　于丹是个聪明人，或者说是有自知之明的人。她在《代后记》中说：“以我的学养和阅历，真要作《论语》的讲解和辨析，万万不敢。”所以她很谦虚地把她的这本书称为“一心之得”，也就是个人的一点感悟和体会。可见她本人并没有自视甚高，更不敢高估这本书的价值。她对《论语》的心得，在行家看来，确实是肤浅而简单的。比如她说儒家理论的“核心”和“最最精髓”的东西，就是“恕”和“仁”，但是真要考究起来，《论语》的核心概念是“礼”、“仁”、“孝”，礼教排在首位。谈《论语》而忽略“礼”和“孝”，这是“选择性失明”，专挑好话讲。又比如她把“足兵、足食，民信之矣”的“民信之”解释为“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这无疑是明显的硬伤。撇开学术价值不谈，这本书的思想价值也不高。儒家理论确实有“民本”思想的积极因素，但“民本”总是和“尊君”联系在一起，二者密不可分。于丹对她自己的“肤浅”和“简单”是很清醒的，只是不知道，追捧她的人是否也一样清醒。 (徐强)

(责任编辑：李培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