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中国的上书文化（名笔）

　　从2006年到现在，中国的新闻媒体频频报道上书事件。上海律师就深圳福田区公安机关让卖淫嫖娼人员游街示众，上书全国人大；广东省律师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河南省律师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取消暂住证；南京市律师上书市政府，要求重新检讨城市亮化工程费用负担问题。

如果说律师出于职业敏感，要求全国人大或者地方政府修改某项法律规定，属于“搂草打兔子”，那么普通公民与市场主体不断上书，则反映出我国公民和市场主体法制意识的觉醒。河北农民上书全国人大，要求修改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浙江慈溪市出租车司机联名上书市政府，要求取消不合理的出租车限制；杭州市民上书国家发改委，要求保留城市电车；内蒙古包头市空难死难家属上书国务院，要求修改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132号文件，取消不合理的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开发商联名上书建设部，要求取消90平方米占开发总面积70％的规定……

　　在现代民主社会，向政府机关或者民意机关上书陈情，是公民或者市场主体表达意见的直接手段。但出现如此多的上书事件，值得社会各界认真反思。

　　首先，从程序上来看，上书是一种越级表达意见的形式，它反映出我国整个社会结构存在着某些断层，在充分汲取公众意见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疏漏。在上书事件的背后，隐约可以看到封建社会拦轿告状的影子。上书事件越多，国家权力膨胀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公民直接向全国人大上书要求修改某项法律，是在行使公民法律上的权利，但是如果不能通过自己的代表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只能在代表之外，通过联名上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只能说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存在着不足。

　　其次，从上书的内容来看，既有要求修改国家法律的，也有要求废止国家某项法律规定的。这说明中国公民和市场主体已经学会制度化博弈，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公众普遍遵守的规则。

　　第三，从上书的具体原因来看，行政决策不科学，政府与民争利仍然是公民上书的主要原因。如果不从体制上解决问题，依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么，公众是否会出现“上书疲劳”，人们尚需拭目以待。

　　从中国近代史上的“公车上书”，到现代公民上书，虽然行事相似，但性质迥异。在封建社会，“公车上书”是为了保国；而在当代社会，公民上书则是为了安民。“公车上书”是请求法外开恩，而公民上书则是公民的正当权利。“公车上书”直接向最高决策者陈情，而公民上书则大多要求修改普遍遵循的规则。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在尊重公民上书权利的同时，观察思考上书文化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更加畅通的表达机制，确保公民的利益不受损害。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