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建扶贫经济合作社复制尤努斯乡村银行模式

　　越是贫穷、闭塞的地方，穷人的信用就越好

　　郑运香是个高大结实的女子，今年42岁。

　　那一年，郑运香看到县城有人卖手工编织的真丝地毯，销路很好，就跑到熟人那里学了这门手艺。可即使织一块最小规格的毯子，也需六七百元成本，她拿不出这笔钱。

　　刚好这年，扶贫社在河南南召县小店乡设立中心。郑运香听说后找到贷款员，试探着问：“我家就两间房子。全押给你，给我贷点钱行不？”

　　“就你那两间破房，卖了也值不了几百块。”贷款员开玩笑说。

　　郑运香做梦也没想到，没有抵押担保，也没有请客送礼，一个星期后，自己真的拿到了1000元贷款。用这笔钱，她买了各色丝线和织毯工具。

　　3个月后，一块花草图案的手工真丝毯完成了。她拿到县城的地毯市场上，居然卖了1800元。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郑运香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桶金”，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

　　从那年后，郑运香每年从扶贫社贷款2000元。现在，她织的毯子已经在南召小有名气，隔三差五就有人上门预订。从前年开始，郑运香还雇了七八个“小妮儿”，四五个月织成一块大毯子，可卖8000元。刨去各项开支，每年纯收入上万元。

　　“要不是儿子上大学，我都不用贷款了。”郑运香指着墙上儿子的照片和奖状，颇有几分得意。

　　然而并非每个贷款者都和郑运香一样幸运。南召农户张霞去年从扶贫社贷款，丈夫带着这笔钱，组织了几个老乡，一起到南阳市包了个小工程。张霞原本打算，拿丈夫每月的工资还贷款不成问题，结果因为发包方拖欠工资，在还款20周后，张霞手里没钱了。

　　信贷员张新阳很无奈：“她不是故意赖着不还的人，我每次去催款，她都特别不好意思。”有时去张霞家，正赶上她卖了鸡蛋什么的，张新阳能收上来几块钱，虽然不忍心，他也狠狠心接收下来。

　　在南召扶贫社主任勾长远的印象中，故意赖账不还的农户微乎其微。“越是贫穷、闭塞的地方，穷人的信用就越好。”他说。

　　对于穷人的纯朴和信用，信贷员刘惠深有感触。这个短发，圆脸的姑娘，从1998年开始做信贷员，每天骑摩托车穿行在乡下，在贷款户中特别有“人缘”。

　　“有一次我负责的贷款户手里真的没钱还，”她架起双臂比划着，“那老太太给我几十斤玉米，让我替她卖了还钱。”

　　2001年夏天，城关头道河村的一条小河因为下大雨变宽了，河水淹没了小桥。到还款的日子，信贷员过不去，在河对岸着急上火。借贷的农户们便想出个办法，把钱绑在石头上，纷纷从河对岸扔了过来。

　　相比之下，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乡镇，还贷反而有难度。“这些人比较容易受外界糟糕的信用环境的影响。”勾长远说，“他们总是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觉得不还钱也不能拿他怎样。”

　　杜晓山分析，中国的穷人因为长期得到政府的无偿帮助，容易形成等靠要的思想。加上社会上的信用环境差，如果制度不健全、管理不严格，很可能形成能不还尽量不还的局面。

　　河南虞城扶贫社店集乡分社主任马银山不顾制度规定，于1998年左右陆续把8个亲属招进了员工总数才33人的扶贫社。为了得到每放出1000元贷款6元的工资提成，马银山的亲属大量违规放贷。比如，给马银山老家的一位中心主任一人就贷了4万多元，远远超出每户不得超过2000元的规定。

　　直到缺口再也掩饰不住，惊醒过来的总部专门派来工作组，清理整顿工作足足做了3年，坏账却绝大多数难以收回。

　　“有人不还的示范效应，造成一片坏账。”杜晓山沉痛地说，“真正的贫困农户是很守规矩的，但这个信用必须有良好的制度来约束、保证和鼓励。”

　　虞城的这位主任受到党纪处分，被开除出扶贫社。留下124万元逾期五六年的坏账，让虞城成为扶贫社几个实验点中，唯一至今还在亏损的一个。

　　杜晓山总结教训：“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做事当然很重要，但我们欠缺专业的知识、能力和管理水准。内控机制、运作程序都有非常多的漏洞和毛病。”

　　有时为了回收贷款，信贷员还需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

　　南召云阳分社的一个贷款户张彦生，2004年借了2000元后，跑到安徽菏泽做生意。信贷员找不着张，希望他的父母帮助还钱，却遭到拒绝。

　　信贷员跟村民一打听，张的母亲信基督，他由此找到突破口。“大娘，主在瞅着我们呢。”他说。没费多大劲儿，大娘便卖掉几只羊，还清了全部贷款。

(责任编辑：宛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