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稿：区域的崛起

　　区域的崛起

　　——中国八大区域经济模式对比分析

　　文/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 钟朋荣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再加上在长期历史进程中的非平衡发展,各地区文化背景、经济与商业基础、政策环境等方面都形成了独有的个性特征，因此也决定了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必然差异。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不仅对区域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对企业的发展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十多年来，我与视野咨询中心的诸多专家同仁一道，对全国近百个地、市、县作过咨询。本文所总结的八种模式是我们做过咨询的或进行过实地调研的。希望能通过这些模式的比较，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带来有益的启示。

　　东莞模式

　　东莞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在上世纪80年代成为港台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其成功源于资源整合：东莞提供土地、厂房；四川、湖南等诸多省份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

　　东莞模式因为通过承接港、台以及后来日、韩乃至欧美的产业转移而发展，其优点是发展速度比较快。东莞1978年还是个农业县，2005年生产总值达到了2182亿元。

　　东莞模式的缺陷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产业利润主要由外资赚走，打工者只赚取少得可怜的工资; 第二，这种模式已经遇到了发展瓶颈：一是土地供应接近枯竭；二是自然环境承受较大压力；三是低工资优势正在丧失。

　　昆山模式

　　昆山模式与东莞模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都是作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地，其产业都是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末端。

　　昆山在产业引进中有三个特点：

　　其一，引进的产业相对集中。主要是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民生用品等。在电子信息方面，2005年产值已突破1000亿元。以笔记本电脑为例，已有6家笔记本电脑厂、300多家配套企业，笔记本电脑的原材料在周围70公里的范围内全部都能配齐。年产笔记本电脑1600万台，占全球产量的1/4。

　　其二，外资来源地相对集中，主要是台资。截至2005年底，台资企业达2400多家，台湾人超过5万。

　　其三，围绕打造完整的产业链进行企业引进。每引进一家外资企业，就注意跟踪这家企业在海外的上、下游企业，劝说他们前来投资。根据打造产业链的需要，坚持缺什么引什么，很有针对性。

　　昆山模式与东莞模式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把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引进外资，甚至“倾全市之力讨外资欢心”，本地民营企业的成长受到抑制。这两个地方本地的民营企业都远不如温州，具有典型的打工经济的特征。因为本地人不是做老板，而是打工，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能与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步增长。

　　其次，这种经济具有“候鸟经济”的特征，它昨天在日本、韩国和台湾，今天到东莞和昆山，明天可能会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越南、老挝、印度，后天可能又会转移到非洲。

　　东莞与昆山模式的形成，都离不开地缘优势。东莞是因为毗邻港、澳、深，又是著名的侨乡；昆山邻近上海。如果借用前店后厂的概念，港、澳、深和上海分别是东莞和昆山的店，而东莞和昆山则是港、澳、深和上海的厂。因此，内地一般市县很难照搬东莞和昆山模式。

　　东莞模式和昆山模式之所以能产生是因为中国的低工资优势迫使日韩甚至欧美的许多加工工业不得不向中国转移。面临这种转移大势，我们有两种对策：

　　一是办“疗养院”。即地方政府办一个主要针对外资的开发区，以极低的地价和最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及其他政策，将那些快要被中国企业挤垮的外资企业招引到中国来，救死扶伤，并利用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以及比中国企业更优惠的政策，与中国企业竞争。

　　二是办“拆船厂”。在福建福安等许多沿海地区，都办了不少拆船厂，将国外那些快要报废的船拿来拆掉，将有用的材料和部件御下，变废为宝。整个船只则化整为零，不复存在。面对大量国外企业快要被中国企业挤垮的大背景，广东格兰仕集团办了这样一个“拆船厂”。微波炉的关键部件是高变器。以前，格兰仕的高变器都是进口。欧洲的进口单价为30美元，日本的进口单价为28美元。格兰仕用补偿贸易的方式，将对方的设备无偿搬来，为对方生产产品，在完成对方任务的前提下，将闲置的设备为自己生产。结果，每个高变器的生产成本降为4美元。这样，不仅大大降低了产品成本，还使对方的高变器厂不复存在，由自己取而代之。

　　世界加工工业向中国转移，对一个拥有大量闲置劳动力的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个机会。从消极方面看，东莞和昆山的确存在着产业附加值低、工人收入低等问题。但应看到，在那里就业的大部分都是农民工，这些农民工目前不可能去搞软件设计和高新技术，他们能找到一个就业岗位，能搞到一碗饭吃，已经不错了。因此，东莞模式和昆山模式对于解决大量农民工就业来说，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当然，同样是产业转移，如果不是采取办“疗养院”的办法转移，而是像格兰仕一样，采取办“拆船厂”的办法转移，这对区域经济发展将会更加有利。

　　青岛模式

　　青岛模式的特点是，一个地方的经济主要靠几个大企业支撑。2004年，青岛十大集团本地实现工业总产值、利税分别是1097.4亿元和97.8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企业的比重分别为32.9%和46.4%。2005年，五十强集团实现营业收入3179.89亿元，占全市企业集团营业收入的93%。

　　正因为大企业立市，青岛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创牌快，知名品牌多。20多年间，青岛涌现出“中国驰名商标”15个，“中国名牌”44个。2005年，青岛被评为“中国品牌之都”，青岛市名牌企业的经济总量，占到全市工业的60%以上。

　　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凭借自身的品牌效应和规模效应，吸引上下游企业纷至沓来，不断发展成大企业集群。

　　这种经济模式的缺陷是，在一个区域范围内，创业者少，老板少；打工者多，工资劳动者多，是一种只有较少人操心的经济。其结果是，富人少，老百姓的整体收入水平不高。不像温州，一个地方有几十万人当老板，几十万人操心，结果，家家户户都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

　　温州模式

　　我曾经用“小狗经济”来描述浙江经济，温州模式就是典型的“小狗经济”。

　　所谓“小狗经济”即在动物世界，三只小狗联合起来吃掉一只大斑马。单个小狗不可能吃掉斑马，但它们采取分工和协作的方式，第一只小狗咬鼻子，第二只小狗咬尾巴，第三只小狗咬腿，最终把斑马吃掉了。第二次还是采用这一办法。多少次以后，第一只小狗就成为咬鼻子专家，第二只小狗就成了咬尾巴专家，第三只小狗就成了咬腿专家。三个专家联合起来，任何斑马都不在话下。

　　温州的企业为什么都那么小？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其一，温州人在创业初期，得不到银行的支持，只能靠东借西凑，资金规模很小；其二，温州人很实在，他们深知当前中国社会的信用状况不好，因而不相信外人，坚持自己的钱自己用，自己的企业自己管，自己的孩子自己养，结果都采取家族模式；其三，温州人创业意识比较强，“鸡头文化”比较浓，大家都宁当鸡头，不当牛尾。

　　正因为都是小企业，就只好走专业化之路，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甚至只生产某种产品的一两个零部件。比如，专门生产打火机的弹簧或锣丝，结果，一个小小的打火机由几百家企业分头生产，然后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组装。这样又形成了温州模式的又一个特征，即产业集群。

　　对温州模式的另一种表达是三小三大：小企业，大配套；小商品，大市场，小地域，大产业。

　　温州模式与青岛模式的区别是，区域经济不是由几家或几十家大集团支撑，而是十多万家中小企业支撑；不是几个人操心的经济，而是几十万人操心的经济。一个地方的经济有几十万人操心，几十万人都每天干十多个小时，这个地方的经济不可能不好。

　　温州经济与东莞经济和昆山经济的区别是，它不是通过吸引外资，而是通过培养本地企业来发展区域经济。如果说东莞、昆山经济是打工经济，则温州经济是老板经济。

　　青岛、东莞和昆山模式，其共同特点是，广大老百姓并没有因经济的发展而普遍富裕起来。而温州模式则是富民经济。温州的民间存款有2000多亿，现金1000多亿，再加上家家户户都有楼房，相当多的家族都有工厂，温州民间财富不会少于万亿。

　　当然，温州经济确实存在着小企业较多，大企业较少；生产附加值低的小商品较多，高新技术产业较少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新一届的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通过吸引外资来改变这一状况。温州的现状是，资本过剩，土地稀缺，本地企业拿着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现金都要不到地。像这样的地方有没有必要吸引外资，外资在这些地方能否立足并发挥出优势，是一个有待实践回答的问题。据温州人讲，目前所招引的外资，基本上都是温州人在外的资本。

　　温州模式一个新的变化是，由温州的区域经济变成为温州人的经济。因为空间的限制，许多企业家感到在温州的区域范围内难以施展。于是就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到目前为止，大约有220万温州商人携带着数以千亿的资金，在中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创业。近年来，温州经济似乎成长并不很快，在浙江的地市经济排名中已经掉在后头，但温州人的经济却突破了区域限制，成为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或一个新的经济板块。

　　顺德模式

　　如果说青岛经济是“大企业立市”的经济，温州经济是“中小企业立市”的经济，则顺德经济是两者兼而有之，既有“星星”满天，也有“皓月”带着“星星”亮。

　　顺德作为一个县级区，民营企业十分发达，中小企业遍地都是，这很像是温州模式。但顺德又有美的、科龙、格兰仕等全国知名的大企业。以这些大企业为依托，打造了许多国内外知名的品牌。2005年新上榜的“中国名牌产品”中，顺德占8个，总数达到18个。从这一点看，顺德又很像青岛模式。

　　在产业结构上，顺德也是区域专业化和产业集群的典型。在顺德的经济总量中，工业占了70%，而家电、电子信息占整个工业的71%。顺德是中国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之一，在家电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条和品牌体系。

　　与温州模式相比，顺德既有众多实力较强、专业分工较细的“小狗”，也有规模较大、品牌较响的“老虎”。在整个经济生态中，既有漫山遍野的小树，也有几棵参天大树。

　　与东莞、昆山模式相比，顺德经济主要不是靠引进外资，而是靠本地企业和本地企业家支撑区域经济。因此，它与温州模式一样，不是打工经济，而是老板经济。

　　与青岛、东莞、昆山模式相比，顺德经济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富民经济。这一点也是顺德经济与温州经济类似之处。

　　顺德与青岛一样，都是以家电为主业，都有几家大型家电企业。区别在于，顺德的美的、格兰仕等家电企业早就实现了改制，而青岛的大企业至今尚未完全改制。

　　当然，顺德本身也存在改制不彻底的问题。比如，科龙如果在当初就由潘宁等创业团队收购，则其发展势头必会大大好于现在，更不会出现随后的一连串麻烦。这样，顺德模式与青岛模式相比，其优势将会更加明显，作为顺德的代表性企业科龙也不会被青岛的海信收购。

　　义乌模式

　　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商贸中心，它已经是世界商贸中心。现在每天在义乌采购的外商有上万人。义乌小商品市场年交易额在500亿元以上，其中60%的商品是外销。

　　义乌小商品市场原本只是一个中介市场，即买全国、卖全国的市场。义乌市场的商品从全国各地买来，再卖到全国各地。经过20多年的发展，义乌已经实现中介市场与产地市场结合。现在，义务市场所交易的商品中，有近40%在本地及周边生产，而且，本地生产的比重在不断提高。因此，义乌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市场带动工业。

　　正因为有40%左右的商品在本地生产，其他60%的相当一部分也在浙江及周边省份生产，这就使得义乌小商品市场由单纯的交易中介，逐步变成了产地市场。

　　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业态看，其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集贸市场、批发市场和展贸市场。所谓展贸市场，即天天都是博览会。

　　义乌小商品市场在发展过程中经过了三大转变：由单纯的中介市场向中介市场与产地市场合一的转变；由区域性商贸中心向全球商贸中心转变；由单纯的商贸中心向信息中心、商贸中心和物流中心三位一体转变。

　　起初，义乌市场的交易以三现为主，即现场、现金、现货，客商们大包小包地将商品从义乌背到全国各地。依托其商人优势和商贸优势，今天的义乌已经成了中国一个重要的物流中心。虽然在区位和交通方面不具有郑州、武汉等地的优势，但他们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开通了通向全国各地的327条运输线路。因为运输过程中歇人不停车，多数城市的货物当天就可以运到。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运输优势，甚至已经超过了武汉、郑州等拥有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的地方。现在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地的客商到义乌采购商品，已经不是大包小包，而大单小单。将采购的货单下达后，客人从义乌乘飞机回家，人回家后，所采购的货物第二天也到达。

　　我国许多地方政府都在建商贸中心，但成功者不多。原因在于，他们把主要精力用于盖房子、建摊位。这是建场，即建交易场所。而商贸中心的形成与发展，主要不在建场，而在建市，即建立商贸关系，发展和巩固客户资源。要发展和巩固客户资源，关键在于要有较低的交易成本。要做到交易成本低，关键又在于政府的开明，即见商人发财不眼红、不摊派。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成功，就在于有一个开明的政府和一批能干的商人。

　　绍兴模式

　　绍兴是中国有名的纺织大县。2004年，全县有工业企业9418家，其中纺织企业4507家，纺织机械企业341家，再加上其它与纺织相关的企业，已超过工业企业总数的51%。纺织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7.6%，纺织品对外贸易自营出口占全县出口总额的94%。因此，有人把绍兴县称为世界织布厂，也有人把绍兴现象称为“一块布托起的一个县”。

　　绍兴经济的一个特点是，与纺织相关的产业链条比较完整。从纺纱、织布到设计，从印染、后整理到纺织机械，从原料市场、布匹市场到服装市场，在绍兴应有尽有，是一个比较完整、比较典型的产业集群。

　　绍兴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既有大产业，又有大市场，实现了产业与市场相互推进。中国轻纺城，即坐落在绍兴县柯桥镇的布匹、服装市场，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品市场。

　　绍兴县还拥有世界最大的纺织原料市场。坐落在绍兴县钱清镇的钱清原料市场，拥有5个专业交易区，共1800套营业用房，年交易量76.77万吨，成交额120亿元。

　　提起绍兴，会涉及到两个层次，即大绍兴、小绍兴。小绍兴即绍兴县，大绍兴即绍兴市。绍兴县是一个纺织大县，绍兴市也是一个纺织大市。绍兴全市有5.6万家纺织单位，从业人员59.2万人。其中上规模的纺织企业3200多家，从业人员38.2万人；个体纺织单位5.3万家，从业人员21万人。纺织产业集群在整个绍兴市是个大集群。这个大集群是由若干小集群集合而成。各小集群又分别集中在不同的县、区或乡镇。市区和绍兴县以化纤及布料生产为主，上虞以纺织为主，嵊州以领带为主，诸暨以袜子为主，新昌以毛纺和纺织机械为主。

　　可见，绍兴县的集群优势，是依托整个绍兴市的集群优势。在纺织方面，存在着大绍兴与小绍兴的良性互动。

　　而在义乌，是先有市场，后有产业，市场带动产业；在绍兴，则是先有产业后有市场，产业带动市场。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绍兴县及周边大量纺织企业的出现，迫切要求建立交易市场以解决外地采购商在全县各地分头采购的困难。于是，部分人在交通比较方便的柯桥镇摆摊设点，坐地销售，形成了一条专业布街。1985年绍兴县政府统一建造了一个占地3500平方米的棚屋式布匹市场；1988年，市场面积扩大到4.5万平方米；1992年，被国家工商局命名为“中国轻纺城”。

　　柯桥市场或中国轻纺城，最初是绍兴数千家纺织企业公共的销售平台。因此，它是典型的产地市场。但随着市场的发展，柯桥市场逐渐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布市。现在，每天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外采购商近2000人在此采购。柯桥市场所销售的纺织品，也不全是本地生产的，全国各地的许多布匹和纺织品也到柯桥市场销售。柯桥成了一个产地市场与中介市场合一的市场。

　　从企业的产权制度看，绍兴模式最早属于苏南模式，即区域经济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1998年改制后，乡镇企业都改成了民营企业。

　　随后，这些改制企业中，有一大批又成了上市公司。整个绍兴市共有26家上市公司。绍兴县下属的杨汛桥镇，就有7家上市公司。

　　从企业数量和规模上看，温州与绍兴不差上下，但温州长期以来只有一家上市公司，而且是国有企业，直到2006年，才有华峰这一家民营企业上市。之所以出现这一差别，除了两地企业家的观念不同，与企业出身和体制也有关系。因为绍兴的企业原本就是公有制企业，在改制时经过财务审计，不存在所谓“原罪”问题，所有帐可以公开。而温州企业大部分都是家族企业，其成长初期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不是很规范的东西，很难将帐目公开，而上市必须要求帐目公开。其次，温州大部分企业都是家族企业，在产权上不愿意社会化，而绍兴大一点的企业都是改制而成的，产权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不怕社会化。

　　绍兴模式与温州模式的一个重大区别：前者上市公司较多，后者几乎没有上市公司；前者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本市场发展区域经济，后者对国内外资本市场采取拒绝的态度。

　　嵊州模式

　　嵊州模式的特点是，产业高度集中，一条领带支撑一个县。嵊州作为一个县级市，共有领带企业1080家，年产领带3亿条；领带的产值100多亿元；国内领带市场占有率高达80%，全球市场占有率近50%。

　　由于成本优势以及随后逐渐形成的质量优势，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领带企业几乎被嵊州打垮。韩国有几十家企业都已搬到嵊州，以至嵊州专门组建了一个韩国领带企业园区。嵊州在全球范围内所剩下的对手只有意大利。目前，意大利生产领带的工资成本占全部生产成本的30%以上，而嵊州的工资成本只有领带生产成本的5%左右。意大利领带企业大部分设备都是90年代以前的，而嵊州领带企业的大部分设备都是90年代以后购置的最新设备。显然，意大利渐渐地已经不是嵊州的对手。意大利不少企业已经在考虑将生产能力转移到嵊州。

　　嵊州领带目前的状况是，具有成本优势和产品质量优势，但缺乏品牌优势和国际性的销售优势。因此，嵊州领带目前仍然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产业的附加值较低，大量的利润被国外经销商和品牌商拿走。

　　近年来，嵊州市政府及嵊州比较大的领带企业都在积极探索建立世界范围的领带销售体系，打造世界知名的领带品牌。嵊州市政府每年召开一次世界领带博览会，将全世界的领带专家、企业家和经销商请到嵊州，并与世界领带名城意大利科蒙市建立直接对话机制，力争尽快把嵊州由世界领带大市变为世界领带强市和世界领带都市。

　　总结

　　上述八种模式有几个共同特点：

　　1．产业相对集中，形成集群优势。东莞和昆山集中在以笔记本电脑为主的信息产业上，并围绕信息产业形成了产业集群；青岛和顺德集中在家电产业上，并形成了家电产业集群；温州和义乌集中在若干小商品上，形成了若干重点小商品的产业集群；绍兴和嵊州集中在纺织上，形成了纺织和领带的产业集群。

　　关于产业集中，最典型的是嵊州。嵊州的特点是一县一品，一个县的产业由一条小小的领带来支撑。嵊州的经验说明，小产品能够成就大产业，因为我们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果说以前每个县都是为全国人民甚至本省人民生产产品，只做一个产业养不活一个县，现在每个县都是为全球60多亿人民生产产品，一个小小的领带就可以养活一个县，更不要说其它产品，可见一县一品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中国县城经济发展的一条可行之道，甚至是成功之道。

　　2．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世界分工。将区域经济纳入到整个世界分工之中，在世界产业分工中寻找自己的定位，打造自己的优势。这种优势不是在一个市、一个省的优势，也不是国内优势，而是全球优势。用格兰仕董事长梁庆德先生的一句话讲：“只要我的产品全球最好、全球最便宜，我就不怕他不来买”。

　　3．在产业发展中，致力于打造完整的产业链。而打造产业链，一方面靠自己努力，另一方面是借用外力。这方面昆山的经验尤为突出。昆山市每引进一家外资企业，就注意跟踪这家企业的上、下游企业，然后通过以商招商和主动劝说等办法，进行招商引资。围绕产业链的打造，坚持缺什么引什么的原则。

　　上述几个模式中，义乌、绍兴、嵊州等地，都是产业与市场互动的典型。义乌是先有市场后有产业，市场带产业；绍兴和嵊州是先有产业，后有市场，产业带动市场。

　　从义乌、绍兴、嵊州等地市场发展经验看，一个成功的市场或商贸中心，不仅要在产业与市场方面形成互动，形成良性循环，还要在市场与物流方面形成良性循环。义乌小商品市场原本没有区位优势和物流优势，因为市场的发展，带动了物流的发展。而一个完善、高效和低成本的物流体系，又进一步支持和促进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商贸优势。正是商贸、物流和产业的三者互动，共同打造了义乌商贸中心的地位。

　　上述几个典型的模式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打工经济：通过招商引资特别是从外部引进整个产业，打造产业链的速度比较快，但结果会抑制本地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经济虽然发展了，但本地老百姓并没有相应地富起来；

　　另一类是老板经济：主要通过培养本地企业和企业家发展区域经济，打造产业链。结果是本地老板多，本地老百姓富得快。

　　在上世纪80年代及至90年代前期，由于我国资本极为短缺，大力引进外资非常必要，给外资各种优惠政策也非常必要。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了新型过剩，我国有上万亿的外汇储备未能很好发挥作用，许多银行大量存款难以贷出，温州等地许多企业持有数千万的资金拿不到地皮。因此，东莞和昆山模式在新的经济条件下不宜过多推广。今后，我们当然还要适当引进外资，但更应该学习顺德、温州、绍兴等地，积极扶持本地企业，大力培养本地企业家。

　　在培养本地企业方面，要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在这方面，青岛和温州都不是最佳的生态模式，顺德的生态模式比较理想。

　　以上我们只是总结了上述发达地区在产业方面的运作经验和模式。其实，任何一个经济发达地区，其背后都有一个务实、高效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对当地经济、对当地老百姓高度负责任；这样的政府具有长远眼光和长期行为；这样的政府很务实，不搞表面文章和花架子。在这样的政府领导下，该地区各种摊派很少，干部作风较正，企业拥有良好的成长环境。

　　编辑 王仕斌

(责任编辑：曾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