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是一种价值观

　　想读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吗？该小说作品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的看法，或许会给你一个帮助的。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认为，从《白鹿原》开始，产生了一系列包括李锐的《旧址》、铁凝的《笨花》等等作品，相比而言，《圣天门口》在时间的长度和它所包含的历史的反思性以及作家自己的重构性上，都有所突破。

　　复旦大学教授栾梅健认为，刘醒龙以宏大的篇幅与强势的描写展现出了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原生态状貌。这种对原生态的历史状貌的还原，为我们今天窥视那段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光东认为，好的长篇小说应该有一种命运感。当代小说里面能把这种命运感表现出来的不多，《圣天门口》在这一点上写得很好。人的命运的变化，整个生命的发展过程在各种因素的纠缠里面，是作品写得比较好的一个部分，因为他把民间的、政治的、情爱的因素纠缠在一起，人的命运不是某个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多个层面共同促成的。这样历史就还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

　　《中外比较文学》主编宋炳辉说，小说和《黑暗传》时间上形成一种衔接，把一段六十多年的历史和《黑暗传》从开天辟地以来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衔接起来。另外，从家族角度来看，小说也有自己的追求，它是一种中和，一方面对既定的历史的规范的反思，同时又体现出非常强有力的对理性的追求。比如雪杭两家的争斗，在性格上和性别上的分布都有明显的特征。《白鹿原》中很大程度上是男人之间的争斗，在《圣天门口》中雪家的女人都是非常任性而且带有信仰，男人几乎没有。这实际上包含了中华文化背景中的一种阴阳关系，这里阐释空间也非常大。

　　《文艺争鸣》杂志主编张未民提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的主流论坛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对历史的解释就形成了从《白鹿原》到《圣天门口》这样一系列作品。这样的对历史的解释与我们原来对历史的解释有不一样的地方。它主要的地方不是在解构，而是在建构。

　　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鸿生认为，对于民国以来百年历史的重述，我们还未获得真正令人满意的叙述方式。一大批作家为此寝食不安，他们想做出自己的表述，这表明中国作家在自觉地努力建立自己的民族叙事。在这个景观之下，我们来解读《圣天门口》是有一定文学史意义的。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杨剑龙认为，这样一个读图时代很少再有人能静下心来去读一部一百万字的小说，所以如果作者把三卷本缩成一部，那么作品的经典性、浓缩性的内涵可能会更好一点，同时，小说在面对发行、市场和读者时，所涉及的面也许会更宽一点。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指出，在今天这样一个传媒时代，小说和新闻、网络争宠已经没有任何优势，所以文学不如选择退守，回到纯文学本身上去。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作家对于小说长度的渴望以及史诗化的渴望是有价值的。

　　《文汇报》笔会主编周毅说，刘醒龙很有雄心，这个作品显得很斗硬，在真问题上斗功夫。他对作品的这种高要求就表现出作品的一种很强烈的浪漫精神。他对种种很隔膜的力量都在顽强地驾驭，对种种不可调和的痛苦表现出让人敬佩的耐心。他的写作不是建立在对先期的判断之上，不是一种力量打倒另一种力量，而是建立在一种爱的基础上，他看到了世间的对立，但最终是一种势力对另一种势力唱出了赞歌。这个作品与其说描述了中华民族在上个世纪几十年时间跨度的一个画面，不如说作家渴望描绘出希望人们用长达一生的经历与痛苦所能达到的觉悟。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的这样一种脉络，对历史进行建构的功夫，另一方面是刘醒龙本人值得评论和注意的地方，他创作二十多年来一直有与众不同、很反潮流的东西，这也可能是他创作力很核心的一个因素，很善，从当年的《凤凰琴》到现在的《圣天门口》。生活是有意义的，生活中有我们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解脱，不论处于什么样的世界这目标不变。解脱来自于我们对庞大复杂生活的清醒认识，来自于对这庞杂的体会和忍受，还有就是保留着无限和永不消失的心灵之爱。

　　复旦大学王宏图教授认为，作品中讲到历史上谁是第一个被杀掉的，谁最后一个被杀，这是一个涉及人类文明的基本问题。在小说中作家关注的是暴力，这暴力涉及生命、价值，这实际上就是宗教的问题。这部小说在当代小说中非常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有一种精神超越的维度。我们没有宗教不行，有了宗教也要警惕，因为有可能也有更大的罪恶降临。没有乌托邦的社会是可怕的，但是有了乌托邦而实施出来的社会可能更可怕。

　　圣天门口

　　刘醒龙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5月1版

　　65.00元(全三卷)（黑龙江日报）